第222頁
火的考驗：美國內戰及重建 作者：[美]詹姆斯·M·麥克弗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總統懷恨在心，為了報復薩姆納，解除了他的門徒約翰·洛思普·莫特利駐英公使的職務。當局為此舉辯護，說莫特利同薩姆納一樣，以其所處的重要位置阻礙“阿拉巴馬”號賠償問題的解決，但是薩姆納的朋友正確地理解為這是企圖懲罰這位參議員。1870年冬天至1871年期間，格蘭特和薩姆納的公開鬥爭變得更加激烈。格蘭特頑固地重提兼併聖多明各的問題，盡管連支持他的參議員都承認這一設想已經失敗。薩姆納抓住這個機會，在一次參議院演講時嚴厲指責總統，說他步富蘭克林·皮爾斯、詹姆斯·布坎南和安德魯·詹森的後塵。這太過分了。薩姆納演講後不久，親政府的參議員們罷免了他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這些事件嚴重地分裂了共和黨。因聖多明各而發生爭論的雙方都表現出狹隘的報復特點。薩姆納高傲的自負和公正道義似乎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越演越烈。但在這位參議員的許多舊日的自由土壤黨人和輝格黨人朋友看來，格蘭特搞的自相殘殺似乎是在攻擊使得共和黨成為偉大政黨的理想。
他們擔心共和黨會落入像康克林和巴特勒這樣的分贓論者和投機者的手中，這種人在反奴隸製運動中沒有根基而又不受道德觀念的約束。在格蘭特第一任期內得到推動的文官製改革運動加劇了“新”、“老”共和黨人(為簡化複雜的實際情況而姑且這麽說)之間的不和。
文官製的改革
“政黨分贓製”——競選獲勝者按照此製度將公職授與本黨的工作者，以示回報——是美國政治中歷史最悠久的製度之一。當某黨不執政時，當官的希望是保持該黨忠誠一致的粘合劑。而當執政時，估計政府工資開支的2-3%就可使該黨的黨員們心滿意足。但是在19世紀60年代，越來越多的改革者抨擊這一製度既浪費又腐敗。他們強調，政府官員的任命應根據能力和優點而不是對黨的忠誠。為達此目的，羅得島眾議員托馬斯·詹克斯從1865年到1871年在國會每次開會時都提交一項議案，提議建立一個文官製委員會，通過舉辦競爭性的考試來任命官員。雖然詹克斯的提案未曾獲得通過，但是支持在這方麵採取行動的人越來越多。到19世紀70年代，文官製的改革已經成為最強大的改革運動之一了。
該運動的支持者主要是居住在東北部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工作者。他們大多是共和黨員，同該黨過去的輝格黨良心派一致。他們對英國文官製度的抗腐敗能力大為讚賞，極想效仿之。職業政治家們蔑視這種觀點。對他們來說，任命官職的權力是民主的生命之本。他們譴責這些改革者鼓吹傑出人物統治論，嘲笑他們是拿嚴肅的政治取樂。
在格蘭特執政之初，改革者對這位超越政治的總統寄予很大的希望。格蘭特似乎也有與他們相同的改革情緒。他和白宮所有的新主人一樣，對成群結隊的討官者和令人生厭的懇求者大為煩惱。格蘭特曾對一位朋友說，“任命官職的權力是總統職務的禍根，在這個國塚裏，沒有一個人比總統更渴望進行文官製度的改革。……他一定是文官製度的改革者，因為他需要安靜。”
但是格蘭特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充其量是好壞參半。好的方麵是：財政部長鮑特韋爾，內政部長考克斯和司法部長霍爾在各自的部裏實行公平考試來確定某些職務的提升和任命。格蘭特在1870年提交國會的年度谘文裏敦促製定改革立法。雖然兩院想加以阻止，但還是作出聯合決定，授權總統任命一個委員會，為任命文官製定新的規則。格蘭特任命喬治·威廉，《哈潑周刊》的編輯，一位主要的改革者來領導這個委員會。委員會推薦各類競爭性考試作為獲取各級文官職務的必要條件，還敦促取消黨對工資的核定。格蘭特頒布了這些規則，下令於1872年1月1日開始實行。但是國會拒絕撥給足夠的經費，使文官製委員會不能有效地推行新規則。雖然有些政府部門採用了某些規定，但是在19世紀70年代分贓製並沒有被徹底改革。
國會中那些在聖多明各事件上曾與格蘭特最為一致的共和黨人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使文官製委員會陷於癱瘓。這使改革者們對總統在該問題上的誠意產生了懷疑。格蘭特對海關和國內稅收部門幾個職務的任命令改革者失望。而公然使用任職權力和在聖多明各條約戰中犧牲司法部長的舉動更使改革者驚駭不已。1870年10月又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辦事認真的內政部長雅各布·考克斯在與那些力圖破壞其任命政策的政黨分贓論者進行了一番激戰後辭職不幹了。眾議員詹姆斯·加菲爾德評論這一事態發展時說：“這是總統一方向政治蛀蟲投降，這群蛀蟲敗壞著政府，永遠使它齷齪不堪。”
自由共和主義的基礎
考克斯、霍爾、薩姆納、莫特利事件——對改革者來說，總統好像為了黨內最壞的人而犧牲了黨內最好的人。到1871年，語言中出現了“格蘭特主義”這個新名詞。它代表著改革派認為的戰後美國出現的所有錯事：政府中的分贓製和腐敗；文化中的粗俗趣味和反知識論；辦事不誠實；以及馬克·吐溫和查爾斯·達德利·沃納在1873年寫的小說中所諷刺的那種無止境的實利主義和一夜發財的貪慾，他們的小說《鍍金時代》成為這個時期的代號。
這些事件嚴重地分裂了共和黨。因聖多明各而發生爭論的雙方都表現出狹隘的報復特點。薩姆納高傲的自負和公正道義似乎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越演越烈。但在這位參議員的許多舊日的自由土壤黨人和輝格黨人朋友看來，格蘭特搞的自相殘殺似乎是在攻擊使得共和黨成為偉大政黨的理想。
他們擔心共和黨會落入像康克林和巴特勒這樣的分贓論者和投機者的手中，這種人在反奴隸製運動中沒有根基而又不受道德觀念的約束。在格蘭特第一任期內得到推動的文官製改革運動加劇了“新”、“老”共和黨人(為簡化複雜的實際情況而姑且這麽說)之間的不和。
文官製的改革
“政黨分贓製”——競選獲勝者按照此製度將公職授與本黨的工作者，以示回報——是美國政治中歷史最悠久的製度之一。當某黨不執政時，當官的希望是保持該黨忠誠一致的粘合劑。而當執政時，估計政府工資開支的2-3%就可使該黨的黨員們心滿意足。但是在19世紀60年代，越來越多的改革者抨擊這一製度既浪費又腐敗。他們強調，政府官員的任命應根據能力和優點而不是對黨的忠誠。為達此目的，羅得島眾議員托馬斯·詹克斯從1865年到1871年在國會每次開會時都提交一項議案，提議建立一個文官製委員會，通過舉辦競爭性的考試來任命官員。雖然詹克斯的提案未曾獲得通過，但是支持在這方麵採取行動的人越來越多。到19世紀70年代，文官製的改革已經成為最強大的改革運動之一了。
該運動的支持者主要是居住在東北部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工作者。他們大多是共和黨員，同該黨過去的輝格黨良心派一致。他們對英國文官製度的抗腐敗能力大為讚賞，極想效仿之。職業政治家們蔑視這種觀點。對他們來說，任命官職的權力是民主的生命之本。他們譴責這些改革者鼓吹傑出人物統治論，嘲笑他們是拿嚴肅的政治取樂。
在格蘭特執政之初，改革者對這位超越政治的總統寄予很大的希望。格蘭特似乎也有與他們相同的改革情緒。他和白宮所有的新主人一樣，對成群結隊的討官者和令人生厭的懇求者大為煩惱。格蘭特曾對一位朋友說，“任命官職的權力是總統職務的禍根，在這個國塚裏，沒有一個人比總統更渴望進行文官製度的改革。……他一定是文官製度的改革者，因為他需要安靜。”
但是格蘭特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充其量是好壞參半。好的方麵是：財政部長鮑特韋爾，內政部長考克斯和司法部長霍爾在各自的部裏實行公平考試來確定某些職務的提升和任命。格蘭特在1870年提交國會的年度谘文裏敦促製定改革立法。雖然兩院想加以阻止，但還是作出聯合決定，授權總統任命一個委員會，為任命文官製定新的規則。格蘭特任命喬治·威廉，《哈潑周刊》的編輯，一位主要的改革者來領導這個委員會。委員會推薦各類競爭性考試作為獲取各級文官職務的必要條件，還敦促取消黨對工資的核定。格蘭特頒布了這些規則，下令於1872年1月1日開始實行。但是國會拒絕撥給足夠的經費，使文官製委員會不能有效地推行新規則。雖然有些政府部門採用了某些規定，但是在19世紀70年代分贓製並沒有被徹底改革。
國會中那些在聖多明各事件上曾與格蘭特最為一致的共和黨人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使文官製委員會陷於癱瘓。這使改革者們對總統在該問題上的誠意產生了懷疑。格蘭特對海關和國內稅收部門幾個職務的任命令改革者失望。而公然使用任職權力和在聖多明各條約戰中犧牲司法部長的舉動更使改革者驚駭不已。1870年10月又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辦事認真的內政部長雅各布·考克斯在與那些力圖破壞其任命政策的政黨分贓論者進行了一番激戰後辭職不幹了。眾議員詹姆斯·加菲爾德評論這一事態發展時說：“這是總統一方向政治蛀蟲投降，這群蛀蟲敗壞著政府，永遠使它齷齪不堪。”
自由共和主義的基礎
考克斯、霍爾、薩姆納、莫特利事件——對改革者來說，總統好像為了黨內最壞的人而犧牲了黨內最好的人。到1871年，語言中出現了“格蘭特主義”這個新名詞。它代表著改革派認為的戰後美國出現的所有錯事：政府中的分贓製和腐敗；文化中的粗俗趣味和反知識論；辦事不誠實；以及馬克·吐溫和查爾斯·達德利·沃納在1873年寫的小說中所諷刺的那種無止境的實利主義和一夜發財的貪慾，他們的小說《鍍金時代》成為這個時期的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