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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考驗：美國內戰及重建 作者：[美]詹姆斯·M·麥克弗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三，恢復奴隸買賣的活動成為南部民族主義的武器。某位脾氣暴躁的人說，南部應該以“主動的進攻”取代其一貫的防禦立場。煽動奴隸買賣是最好的手段，因為它能造成對“北方人的怨恨和對他們的觀點的蔑視”。兩位著名的脾氣暴躁的奴隸貿易鼓吹者——維吉尼亞州的揚西和埃德蒙·拉芬，在1858年創建了“南方人聯合會”，以“激發南部人的熱情，指導南部人的思想……在適當的時刻，我們將採取有組織的一致行動，使阿拉巴馬州爆發一場革命”。
盡管它激發了南部人的熱情，但恢復非洲奴隸買賣運動並未取得具體成果。1858年，路易斯安那州眾議院批準輸入非洲“學徒”(為奴隸製起的合法化名詞)，但州參議院未通過。其他州立法機關均未在這方麵採取行動。
但19世紀50年代後期，向美國非法販運奴隸的現象已經增多了。最臭名昭著的是縱帆船“漫遊”號事件。這艘縱帆船的船主查爾斯·a·l·拉馬爾是一個著名的南部家族後裔。1858年，“漫遊”號從非洲運載600名奴隸，避開英國人的巡邏隊，終於使300名倖存的非洲人在喬治亞州登陸。聯邦官員扣留了船員。盡管鐵證如山，薩凡納陪審團還是宣布他們無罪。拉馬爾甚至被允許從官方的拍賣中以4000美元贖回他的船！大約與此同時，查爾斯頓陪審團也宣判了另一起違法貿易船的船員無罪。這些行為激起了北部人的義憤；反過來，這種義憤又被指責為新英格蘭人的虛偽。密西西比州一家報紙責問：“難道一個新英格蘭人在北部違犯逃亡奴隸法與一個南部人在南部違犯反奴隸買賣法有什麽區別嗎？”
無論有什麽區別，關於買賣奴隸的爭論看來印證了威廉·h·西沃德的論斷。西沃德在1858年一次演說中曾描述說，在奴隸製與自由之間存在著“不可約束的衝突”。1857年，幾星期內先後出版的兩部書——喬治·菲茨休的《食人生番》或稱《沒有主人的奴隸》和欣頓·羅恩·赫爾珀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機》，使這一衝突進一步深化。
南北爭辯
菲茨休是維吉尼亞州海灣地區的一位紳士，他撰寫了許多關於“自由社會的破產”的文章。1854年，他把這些文章匯集成冊，題名《南部社會學》。隨後他又於1857年出版了《食人生番》。菲茨休說，資本主義是一場個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是社會同類相殘的一種形式。另一方麵，奴隸製是一種保障僱主在工人中擁有世襲利益的古老製度。“當一個人遭到貧困、災禍、衰老、病弱的襲擊時，奴隸製對他來講是多麽可貴啊。”北部的全部問題出在他們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之類的虛偽學說。菲茨休斷言：“人並非生來就有資格享受平等權利。這種說法太近乎真理了。認為一些人生下來就馱著馬鞍子，另一些人生來就騎在他們的背上，用靴子踢趕他們；而這種騎馬法對雙方都是好事，……奴隸製對於勞動者來講，無論白人或者黑人，都是一種自然而又正常的現象。……我們奴隸主斷言，你們必須依賴家庭奴隸製，它是一種最古老、最優越、最普通的社會主義形式”。
其他蓄奴派分子也附和菲茨休的論點。南卡羅來納州前州長喬治·麥克達菲聲稱，“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勞動人口有資格享受自由或有享受自由的能力。”喬治亞州一家報紙驚呼：“自由社會！這個名字令人作嘔。那隻不過是油汙的機修工、汙穢的操作工、吝嗇的農夫和神經錯亂的理論家拚湊起來的混合體，……還不如南部紳士的一群奴隸所組成的社會。”幾年後，一些在謝爾曼將軍麾下服役的“吝嗇的農夫”和“油汙的機修工”在行軍經過喬治亞和南卡羅來納州的時候，將會想起這番話。
1857年經濟危機對南部影響較小，這使南部人得以炫耀其體製的優越性。當蕭條時期大批北部商業破產、銀行倒閉、工廠停工的時候，棉花價格卻保持穩定，棉花產量創造了新紀錄。這導致參議員詹姆斯·哈蒙德1858年4月在參議院發表他關於“棉花大王”的著名演說。南部人是“地球上最幸運的人已確定無疑”。哈蒙德告訴北方，大恐慌期間隻有不斷出口棉花，才能“從毀滅中拯救你們”。這是奴隸製優越性的有力證明。就這些問題，哈蒙德進一步說道：
你們的整個僱工階層，正如你們所稱的體力勞動者和“操作工”階層，實質上就是奴隸。……在整個社會體製中，必須有一個階級擔負奴僕的職能，從事生活中單調乏味的工作，……這個階級構成社會的底層。……南方是幸運的，它找到了一個適用於那種目的的種族。……我們為此而使用他們，稱他們為奴隸。……但你們使用的卻是白人。
人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這樣的演講給共和黨人製造了政治資本。一些著名的共和黨人出身低下：納撒尼爾·班克斯最初是一家紡織廠的筒子工；麻薩諸塞州參議員亨利·威爾遜的父親是個體力勞動者，威爾遜本人也曾是一名製鞋工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和霍勒斯·格裏利二人的父親都是靠種地勉強維持生計的小農；亞伯拉罕·林肯的雙親都是未受過教育的拓荒者。這些人都是自由社會中地位升遷的活生生的例子。如果南部人認為是這樣的人構成了社會底層，那隻能進一步證實共和黨人對南部的看法。 [ 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著名的南部領導人也是早期從微賤中奮鬥過來的——包括參議員哈蒙德。 ] 林肯同道格拉斯辯論時，聽眾中的共和黨人就舉著寫有這樣口號的旗幟：“吝嗇的農夫、社會底層、油汙的機修工，贊成亞伯拉罕·林肯”。
盡管它激發了南部人的熱情，但恢復非洲奴隸買賣運動並未取得具體成果。1858年，路易斯安那州眾議院批準輸入非洲“學徒”(為奴隸製起的合法化名詞)，但州參議院未通過。其他州立法機關均未在這方麵採取行動。
但19世紀50年代後期，向美國非法販運奴隸的現象已經增多了。最臭名昭著的是縱帆船“漫遊”號事件。這艘縱帆船的船主查爾斯·a·l·拉馬爾是一個著名的南部家族後裔。1858年，“漫遊”號從非洲運載600名奴隸，避開英國人的巡邏隊，終於使300名倖存的非洲人在喬治亞州登陸。聯邦官員扣留了船員。盡管鐵證如山，薩凡納陪審團還是宣布他們無罪。拉馬爾甚至被允許從官方的拍賣中以4000美元贖回他的船！大約與此同時，查爾斯頓陪審團也宣判了另一起違法貿易船的船員無罪。這些行為激起了北部人的義憤；反過來，這種義憤又被指責為新英格蘭人的虛偽。密西西比州一家報紙責問：“難道一個新英格蘭人在北部違犯逃亡奴隸法與一個南部人在南部違犯反奴隸買賣法有什麽區別嗎？”
無論有什麽區別，關於買賣奴隸的爭論看來印證了威廉·h·西沃德的論斷。西沃德在1858年一次演說中曾描述說，在奴隸製與自由之間存在著“不可約束的衝突”。1857年，幾星期內先後出版的兩部書——喬治·菲茨休的《食人生番》或稱《沒有主人的奴隸》和欣頓·羅恩·赫爾珀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機》，使這一衝突進一步深化。
南北爭辯
菲茨休是維吉尼亞州海灣地區的一位紳士，他撰寫了許多關於“自由社會的破產”的文章。1854年，他把這些文章匯集成冊，題名《南部社會學》。隨後他又於1857年出版了《食人生番》。菲茨休說，資本主義是一場個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是社會同類相殘的一種形式。另一方麵，奴隸製是一種保障僱主在工人中擁有世襲利益的古老製度。“當一個人遭到貧困、災禍、衰老、病弱的襲擊時，奴隸製對他來講是多麽可貴啊。”北部的全部問題出在他們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之類的虛偽學說。菲茨休斷言：“人並非生來就有資格享受平等權利。這種說法太近乎真理了。認為一些人生下來就馱著馬鞍子，另一些人生來就騎在他們的背上，用靴子踢趕他們；而這種騎馬法對雙方都是好事，……奴隸製對於勞動者來講，無論白人或者黑人，都是一種自然而又正常的現象。……我們奴隸主斷言，你們必須依賴家庭奴隸製，它是一種最古老、最優越、最普通的社會主義形式”。
其他蓄奴派分子也附和菲茨休的論點。南卡羅來納州前州長喬治·麥克達菲聲稱，“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勞動人口有資格享受自由或有享受自由的能力。”喬治亞州一家報紙驚呼：“自由社會！這個名字令人作嘔。那隻不過是油汙的機修工、汙穢的操作工、吝嗇的農夫和神經錯亂的理論家拚湊起來的混合體，……還不如南部紳士的一群奴隸所組成的社會。”幾年後，一些在謝爾曼將軍麾下服役的“吝嗇的農夫”和“油汙的機修工”在行軍經過喬治亞和南卡羅來納州的時候，將會想起這番話。
1857年經濟危機對南部影響較小，這使南部人得以炫耀其體製的優越性。當蕭條時期大批北部商業破產、銀行倒閉、工廠停工的時候，棉花價格卻保持穩定，棉花產量創造了新紀錄。這導致參議員詹姆斯·哈蒙德1858年4月在參議院發表他關於“棉花大王”的著名演說。南部人是“地球上最幸運的人已確定無疑”。哈蒙德告訴北方，大恐慌期間隻有不斷出口棉花，才能“從毀滅中拯救你們”。這是奴隸製優越性的有力證明。就這些問題，哈蒙德進一步說道：
你們的整個僱工階層，正如你們所稱的體力勞動者和“操作工”階層，實質上就是奴隸。……在整個社會體製中，必須有一個階級擔負奴僕的職能，從事生活中單調乏味的工作，……這個階級構成社會的底層。……南方是幸運的，它找到了一個適用於那種目的的種族。……我們為此而使用他們，稱他們為奴隸。……但你們使用的卻是白人。
人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這樣的演講給共和黨人製造了政治資本。一些著名的共和黨人出身低下：納撒尼爾·班克斯最初是一家紡織廠的筒子工；麻薩諸塞州參議員亨利·威爾遜的父親是個體力勞動者，威爾遜本人也曾是一名製鞋工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和霍勒斯·格裏利二人的父親都是靠種地勉強維持生計的小農；亞伯拉罕·林肯的雙親都是未受過教育的拓荒者。這些人都是自由社會中地位升遷的活生生的例子。如果南部人認為是這樣的人構成了社會底層，那隻能進一步證實共和黨人對南部的看法。 [ 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著名的南部領導人也是早期從微賤中奮鬥過來的——包括參議員哈蒙德。 ] 林肯同道格拉斯辯論時，聽眾中的共和黨人就舉著寫有這樣口號的旗幟：“吝嗇的農夫、社會底層、油汙的機修工，贊成亞伯拉罕·林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