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頁
火的考驗：美國內戰及重建 作者：[美]詹姆斯·M·麥克弗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852年的大選
1848年，民主黨內的宗派主義“燒穀倉派”給該黨造成的損失比真正的反奴隸主義者所能造成的損失更大。到1851年，多數“燒穀倉派”都已馴服地回到了民主黨內，拋棄了他們的威爾莫特附件原則。1852年，民主黨提名新罕布夏州的富蘭克林·皮爾斯競選總統，競選政綱是強調地方州的權利，譴責廢奴主義和重申1850年的妥協內容。皮爾斯盡管是個新英格蘭人的後裔，卻是一貫支持蓄奴製的。民主黨再度成為一個團結的、全國性的政黨。
北部的輝格黨仍分為兩派：主張妥協的菲爾莫爾派和反奴隸製的西沃德派。南部的輝格黨人決定，如果後者在黨內占了上風，他們就退黨。輝格黨在1852年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表明，南、北的緊張關係和內部的觀點矛盾已使該黨陷於癱瘓。北部反奴隸製的輝格黨人堅持提名征服墨西哥的南部將領溫菲爾德·斯科特，南部輝格黨人則支持紐約的菲爾莫爾。大會勉強通過了一個“默許”1850年妥協方案的政綱。但是支持斯科特的代表中有一半投票反對這個政綱，另一半中的許多人支持這個政綱，僅僅是把它作為讓保守派支持斯科特的一種默許的交換條件。大會進行了52輪選舉，仍不能在這兩名候選人中作出抉擇。在支持斯科特的選票中，96%來自自由州；支持菲爾莫爾的選票中，85%來自蓄奴州。韋伯斯特的幾名代表控製著這個均勢。在第53輪選舉中，斯科特總算從菲爾莫爾那裏拉來了一些支持票，從而獲得提名；但在南部的全部選票中，他僅得到了十分之一。
自由土壤黨提名約翰·p·黑爾為總統候選人，並通過了一個旗幟鮮明的政綱，譴責1850年的妥協，要求撤銷逃亡奴法令，反對吸收任何新的蓄奴州進入聯邦，並譴責蓄奴製是“對上帝的褻瀆，是對人類的犯罪。……基督教的教義、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都堅決要求廢除奴隸製。”
南部的輝格黨人知道，在他們的北部同胞中有不少人懷有同樣的想法。他們預感到，斯科特會像過去的泰勒那樣落進西沃德的圈套。一些有名望的南部輝格黨人認為，南部“決不能支持一名以廢奴主義影響強加於黨的候選人，從而鼓勵反奴隸製的情緒和挑釁行為”。於是他們退出輝格黨，加入了民主黨。在6個下南部州裏，斯科特隻得到了當地民眾選票的35%，而1848年泰勒還在那裏獲得了50%的選票。斯科特在15個蓄奴州裏隻贏得兩個州；另外還贏得兩個自由州。由於“燒穀倉派”重返民主黨，大大增加了皮爾斯的選票，而“自由土壤黨”的選票就相應減少，隻占北部總票數的6%。
在南部，正如前輝格黨領袖亞歷山大·史蒂芬所說的那樣，“輝格黨已名存實亡了”。到1853年，民主黨已控製了未來南部邦聯的每一個州。在這些州的65名國會議員中，輝格黨隻占14名。輝格黨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北部黨，而北部的黨員又四分五裂，全國性的兩黨體製已瀕臨消亡。
第五章 入侵者、逃亡者和本土主義者
命定擴張論和1850年代的蓄奴製
據稱，在準州蓄奴製問題上的衝突是一起就“身處逆境、可以想像的黑人”進行的爭吵。許多同代人都贊成丹尼爾·韋伯斯特的觀點：造物主必將從墨西哥的割讓的領土中取締蓄奴製。1848年，肯塔基州人約翰·j.克裏坦登寫道，“不管承認與否，把蓄奴製帶到新墨西哥或加利福尼亞的權利並非問題的關鍵”，“尤其是，當這種權利似乎被承認時卻沒有一個明智的人把他的奴隸帶到那裏去”。如果這是真實的，那麽內戰實際上是由雙方用“惡毒的偏見”而分裂國家的那些狂熱分子引起的。
但它決不是說造物主會在西南部之外的地區保持蓄奴製。事實上，假設現有農藝水平及棉花、菸草的種植在19世紀50年代已推廣到西部地區，那麽，這未必意味著在新領土上不能實行蓄奴製。奴隸的使用在南部和拉丁美洲的礦業及其他一些工業中已被證明是成功的。參議員傑斐遜·戴維斯在國會發表反對《1850年妥協方案》演講時，堅持認為蓄奴製能夠在加利福尼亞的金礦興旺起來。《南方季刊》認為，“加利福尼亞是一個天然的蓄奴州”，如果政府不幹涉，“成千上萬名年輕、聰明、積極的人就會到那個地區，每人至少會擁有一至五個奴隸”。在法律禁止蓄奴製之前，已有幾百名奴隸在加利福尼亞礦山勞動。1850年以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州法院決定允許部分奴隸主暫時在此居住的情況下，仍然作為奴隸在那裏做工。《查爾斯頓信使報》宣稱：新墨西哥礦物資源提示人們，“在這一地區，財產受保護的權利並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蓄奴製在世界上沒有比採礦業更適用，更有利可圖了”。
然而，問題的癥結不是在於已經取得的這些地區，而是在於那些將來可能取得的領土。1850年，一位65歲的美國人，已經親眼目睹了其國家的版圖在他成年後的生活中增長了四倍。他沒有理由希望這一進程會停止下來。總統皮爾斯在他的就職演說中決心進一步擴張。鑑於與北方毗鄰的土地已經被一股強大的勢力(英國)控製，顯而易見的趨勢是要向南方擴張。因此，反對蓄奴製的國會議員們不僅擔心現有地區的蓄奴製，而且更擔心在未來的領土上也會實行蓄奴製。
1848年，民主黨內的宗派主義“燒穀倉派”給該黨造成的損失比真正的反奴隸主義者所能造成的損失更大。到1851年，多數“燒穀倉派”都已馴服地回到了民主黨內，拋棄了他們的威爾莫特附件原則。1852年，民主黨提名新罕布夏州的富蘭克林·皮爾斯競選總統，競選政綱是強調地方州的權利，譴責廢奴主義和重申1850年的妥協內容。皮爾斯盡管是個新英格蘭人的後裔，卻是一貫支持蓄奴製的。民主黨再度成為一個團結的、全國性的政黨。
北部的輝格黨仍分為兩派：主張妥協的菲爾莫爾派和反奴隸製的西沃德派。南部的輝格黨人決定，如果後者在黨內占了上風，他們就退黨。輝格黨在1852年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表明，南、北的緊張關係和內部的觀點矛盾已使該黨陷於癱瘓。北部反奴隸製的輝格黨人堅持提名征服墨西哥的南部將領溫菲爾德·斯科特，南部輝格黨人則支持紐約的菲爾莫爾。大會勉強通過了一個“默許”1850年妥協方案的政綱。但是支持斯科特的代表中有一半投票反對這個政綱，另一半中的許多人支持這個政綱，僅僅是把它作為讓保守派支持斯科特的一種默許的交換條件。大會進行了52輪選舉，仍不能在這兩名候選人中作出抉擇。在支持斯科特的選票中，96%來自自由州；支持菲爾莫爾的選票中，85%來自蓄奴州。韋伯斯特的幾名代表控製著這個均勢。在第53輪選舉中，斯科特總算從菲爾莫爾那裏拉來了一些支持票，從而獲得提名；但在南部的全部選票中，他僅得到了十分之一。
自由土壤黨提名約翰·p·黑爾為總統候選人，並通過了一個旗幟鮮明的政綱，譴責1850年的妥協，要求撤銷逃亡奴法令，反對吸收任何新的蓄奴州進入聯邦，並譴責蓄奴製是“對上帝的褻瀆，是對人類的犯罪。……基督教的教義、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都堅決要求廢除奴隸製。”
南部的輝格黨人知道，在他們的北部同胞中有不少人懷有同樣的想法。他們預感到，斯科特會像過去的泰勒那樣落進西沃德的圈套。一些有名望的南部輝格黨人認為，南部“決不能支持一名以廢奴主義影響強加於黨的候選人，從而鼓勵反奴隸製的情緒和挑釁行為”。於是他們退出輝格黨，加入了民主黨。在6個下南部州裏，斯科特隻得到了當地民眾選票的35%，而1848年泰勒還在那裏獲得了50%的選票。斯科特在15個蓄奴州裏隻贏得兩個州；另外還贏得兩個自由州。由於“燒穀倉派”重返民主黨，大大增加了皮爾斯的選票，而“自由土壤黨”的選票就相應減少，隻占北部總票數的6%。
在南部，正如前輝格黨領袖亞歷山大·史蒂芬所說的那樣，“輝格黨已名存實亡了”。到1853年，民主黨已控製了未來南部邦聯的每一個州。在這些州的65名國會議員中，輝格黨隻占14名。輝格黨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北部黨，而北部的黨員又四分五裂，全國性的兩黨體製已瀕臨消亡。
第五章 入侵者、逃亡者和本土主義者
命定擴張論和1850年代的蓄奴製
據稱，在準州蓄奴製問題上的衝突是一起就“身處逆境、可以想像的黑人”進行的爭吵。許多同代人都贊成丹尼爾·韋伯斯特的觀點：造物主必將從墨西哥的割讓的領土中取締蓄奴製。1848年，肯塔基州人約翰·j.克裏坦登寫道，“不管承認與否，把蓄奴製帶到新墨西哥或加利福尼亞的權利並非問題的關鍵”，“尤其是，當這種權利似乎被承認時卻沒有一個明智的人把他的奴隸帶到那裏去”。如果這是真實的，那麽內戰實際上是由雙方用“惡毒的偏見”而分裂國家的那些狂熱分子引起的。
但它決不是說造物主會在西南部之外的地區保持蓄奴製。事實上，假設現有農藝水平及棉花、菸草的種植在19世紀50年代已推廣到西部地區，那麽，這未必意味著在新領土上不能實行蓄奴製。奴隸的使用在南部和拉丁美洲的礦業及其他一些工業中已被證明是成功的。參議員傑斐遜·戴維斯在國會發表反對《1850年妥協方案》演講時，堅持認為蓄奴製能夠在加利福尼亞的金礦興旺起來。《南方季刊》認為，“加利福尼亞是一個天然的蓄奴州”，如果政府不幹涉，“成千上萬名年輕、聰明、積極的人就會到那個地區，每人至少會擁有一至五個奴隸”。在法律禁止蓄奴製之前，已有幾百名奴隸在加利福尼亞礦山勞動。1850年以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州法院決定允許部分奴隸主暫時在此居住的情況下，仍然作為奴隸在那裏做工。《查爾斯頓信使報》宣稱：新墨西哥礦物資源提示人們，“在這一地區，財產受保護的權利並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蓄奴製在世界上沒有比採礦業更適用，更有利可圖了”。
然而，問題的癥結不是在於已經取得的這些地區，而是在於那些將來可能取得的領土。1850年，一位65歲的美國人，已經親眼目睹了其國家的版圖在他成年後的生活中增長了四倍。他沒有理由希望這一進程會停止下來。總統皮爾斯在他的就職演說中決心進一步擴張。鑑於與北方毗鄰的土地已經被一股強大的勢力(英國)控製，顯而易見的趨勢是要向南方擴張。因此，反對蓄奴製的國會議員們不僅擔心現有地區的蓄奴製，而且更擔心在未來的領土上也會實行蓄奴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