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托馬斯打電話給外省的警察局，要他們查查那兩個格爾索普。其中一個現在有工作，並且不久將帶著家裏的人外出度假，中午時警察到他家裏查了他的護照，上麵並沒有1960年或1961年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簽證印鑑。這張護照隻用過兩次，一次去馬洛加，另一次去哥斯達·布拉瓦。警察還到他正在工作的製造肉湯的工廠查詢過，工廠說這個卻爾斯·格爾索普自1961年1 月從未離開過會計處的工作崗位，而且此人在廠工作已達十年之久。
另一個不在倫敦的格爾索普當時有事離家，住在其他地方的一家旅館裏，他身邊沒有帶著他的護照。他請警察到他的家裏去向鄰居借用他住宅的鑰匙，並說護照在他的書桌抽屜裏可以查看。護照找到了，上麵也沒有多米尼加的簽證印鑑。他是一個打字機修理工，到他廠裏一查詢，說此人1961年除夏季外出度假外，都在廠裏工作。他的保險卡和考勤卡都能證明這一，點。
在倫敦居住的兩個卻爾斯·格爾索普，有一個是蔬菜鋪的老闆，當兩個便衣警察去訪問時，他正在賣菜。他就住在蔬菜鋪樓上，幾分鍾後就把護照拿了出來。和其他幾個人一樣，他也沒有去過多米尼加。當問他的時候，這個蔬菜商告訴偵察官，他甚至不知道這個國家在哪裏。
對第四個也就是最後一個格爾索普的查詢就比較麻煩一些。四年前他在護照申請書上寫明的住址是倫敦高門區的一個公寓裏，偵察官到上述地址去找了公寓管理員，據查此人已於1960年12月遷出，新地址則沒有留下。
從護照申請書裏知道此人的全名是卻爾斯·霍拉德·格爾索普。但這個人的名字在電話簿裏也找不到。托馬斯利用特警處的職權，到郵政總局去查找，知道這個格爾索普住在倫敦西區，他不願把姓名登在電話簿上。托馬斯就向該地區的選民登記處查詢他的電話號碼。
地區的民政機構告訴他，有一位卻爾斯·霍拉德·格爾索普確實是這個地區的居民，也在這個地區的選民登記名冊裏。
接著偵察官根據探明的地址去訪問他。但多次按電鈴無人回答，門也鎖著，附近的鄰居並不知道格爾索普先生到哪裏去了。當警車回到蘇格蘭場後，托馬斯警長隻好另想辦法了。他要求國內稅務局查明這個格爾索普的工作單位以及他在這個單位的工作經歷。
正在此時，電話鈴響了。托馬斯拿起電話報了自己的姓名，然後靜聽了一會兒，他有點緊張，問道：“要找我？什麽，當麵談？好的……當然，我就去，給我5 分鍾時間……好，再見！”
他立即離開辦公大樓走過議會廣場，一路上捏著鼻子。雖然是炎熱的夏天，他的感冒非但沒見好反而更加嚴重了。
穿過議會廣場，他進入唐寧街走向首相府。唐寧街照例是光線不足，因為陽光從不照到這條不顯眼的小街上，而這裏卻有著不列顛帝國首相的官邸。
在唐寧街10號門口，遠處有兩名高大的警察在值勤，門口卻有一小群人，可能他們正在看一批送信人手裏拿著黃色信袋進去，也可能他們正在等待著有機會目睹一位重要人物。
托馬斯走向唐寧街10號的邊門，經過一塊草地，他按了下門旁的電鈴，門開處出現了一個高大的警官，一見他便向他行禮。
“你好。哈羅比先生要我告訴你直接到他房裏去。”
詹姆士·哈羅比，也就是剛才打電話給托馬斯的那個人。他是首相私人的保安隊長，是一個漂亮的年輕人，看起來比他41歲的年齡更年輕些。他雖然隻念過中等學校，在警察方麵卻於得非常出色，然後調到唐寧街來。他跟托馬斯一樣，也是個警長。托馬斯進屋時，他站了起來。
“你好，見到你很高興。”說著他向警官點頭示意，警官出去後把門關好。
托馬斯問：“到底有什麽事？”
哈羅比驚奇地望著他。
“我還希望你告訴我呢！15分鍾前，首相給我打電話，提出你的名字，並說他有事想找你當麵談，而且要你立即來，你想得起來有什麽事嗎？”
托馬斯隻能想到他正在處理的那件事，而使他驚奇的，卻是在那麽短時間裏首相就知道了。況且隻有當首相不能信任他自己的保安人員時，他才會直接找其他的人。
他說：“我也不知道。”
哈羅比拿起桌上的聽筒要了首相的電話，說：“首相，我是哈羅比。托馬斯警長來了……是的，先生，現在就去。”他放下電話聽筒，對托馬斯說：“直接進去，快些去，一定有什麽特別重要的事，有兩位部長還在外麵等著呢！”
哈羅比引他走出辦公室到了過道裏，帶他到過道盡頭的用綠色粗呢包著的大門裏去。一個男秘書走出來看見他們倆，往回退了一步並把門打開。
哈羅比讓托馬斯先進去，接著說：“首相，托馬斯警長來了。”然後他自己出去並輕輕地把門關上。
托馬斯覺得這個辦公室非常安靜，天花板很高，布置得很豪華，隨便放著一些書籍和報紙。牆上有木板護壁，還有一股煙的味道，這不像是一間首相的辦公室，倒像是大學教授的書房。
站在窗前的人轉過身來，說：“你好，警長，請坐。”
另一個不在倫敦的格爾索普當時有事離家，住在其他地方的一家旅館裏，他身邊沒有帶著他的護照。他請警察到他的家裏去向鄰居借用他住宅的鑰匙，並說護照在他的書桌抽屜裏可以查看。護照找到了，上麵也沒有多米尼加的簽證印鑑。他是一個打字機修理工，到他廠裏一查詢，說此人1961年除夏季外出度假外，都在廠裏工作。他的保險卡和考勤卡都能證明這一，點。
在倫敦居住的兩個卻爾斯·格爾索普，有一個是蔬菜鋪的老闆，當兩個便衣警察去訪問時，他正在賣菜。他就住在蔬菜鋪樓上，幾分鍾後就把護照拿了出來。和其他幾個人一樣，他也沒有去過多米尼加。當問他的時候，這個蔬菜商告訴偵察官，他甚至不知道這個國家在哪裏。
對第四個也就是最後一個格爾索普的查詢就比較麻煩一些。四年前他在護照申請書上寫明的住址是倫敦高門區的一個公寓裏，偵察官到上述地址去找了公寓管理員，據查此人已於1960年12月遷出，新地址則沒有留下。
從護照申請書裏知道此人的全名是卻爾斯·霍拉德·格爾索普。但這個人的名字在電話簿裏也找不到。托馬斯利用特警處的職權，到郵政總局去查找，知道這個格爾索普住在倫敦西區，他不願把姓名登在電話簿上。托馬斯就向該地區的選民登記處查詢他的電話號碼。
地區的民政機構告訴他，有一位卻爾斯·霍拉德·格爾索普確實是這個地區的居民，也在這個地區的選民登記名冊裏。
接著偵察官根據探明的地址去訪問他。但多次按電鈴無人回答，門也鎖著，附近的鄰居並不知道格爾索普先生到哪裏去了。當警車回到蘇格蘭場後，托馬斯警長隻好另想辦法了。他要求國內稅務局查明這個格爾索普的工作單位以及他在這個單位的工作經歷。
正在此時，電話鈴響了。托馬斯拿起電話報了自己的姓名，然後靜聽了一會兒，他有點緊張，問道：“要找我？什麽，當麵談？好的……當然，我就去，給我5 分鍾時間……好，再見！”
他立即離開辦公大樓走過議會廣場，一路上捏著鼻子。雖然是炎熱的夏天，他的感冒非但沒見好反而更加嚴重了。
穿過議會廣場，他進入唐寧街走向首相府。唐寧街照例是光線不足，因為陽光從不照到這條不顯眼的小街上，而這裏卻有著不列顛帝國首相的官邸。
在唐寧街10號門口，遠處有兩名高大的警察在值勤，門口卻有一小群人，可能他們正在看一批送信人手裏拿著黃色信袋進去，也可能他們正在等待著有機會目睹一位重要人物。
托馬斯走向唐寧街10號的邊門，經過一塊草地，他按了下門旁的電鈴，門開處出現了一個高大的警官，一見他便向他行禮。
“你好。哈羅比先生要我告訴你直接到他房裏去。”
詹姆士·哈羅比，也就是剛才打電話給托馬斯的那個人。他是首相私人的保安隊長，是一個漂亮的年輕人，看起來比他41歲的年齡更年輕些。他雖然隻念過中等學校，在警察方麵卻於得非常出色，然後調到唐寧街來。他跟托馬斯一樣，也是個警長。托馬斯進屋時，他站了起來。
“你好，見到你很高興。”說著他向警官點頭示意，警官出去後把門關好。
托馬斯問：“到底有什麽事？”
哈羅比驚奇地望著他。
“我還希望你告訴我呢！15分鍾前，首相給我打電話，提出你的名字，並說他有事想找你當麵談，而且要你立即來，你想得起來有什麽事嗎？”
托馬斯隻能想到他正在處理的那件事，而使他驚奇的，卻是在那麽短時間裏首相就知道了。況且隻有當首相不能信任他自己的保安人員時，他才會直接找其他的人。
他說：“我也不知道。”
哈羅比拿起桌上的聽筒要了首相的電話，說：“首相，我是哈羅比。托馬斯警長來了……是的，先生，現在就去。”他放下電話聽筒，對托馬斯說：“直接進去，快些去，一定有什麽特別重要的事，有兩位部長還在外麵等著呢！”
哈羅比引他走出辦公室到了過道裏，帶他到過道盡頭的用綠色粗呢包著的大門裏去。一個男秘書走出來看見他們倆，往回退了一步並把門打開。
哈羅比讓托馬斯先進去，接著說：“首相，托馬斯警長來了。”然後他自己出去並輕輕地把門關上。
托馬斯覺得這個辦公室非常安靜，天花板很高，布置得很豪華，隨便放著一些書籍和報紙。牆上有木板護壁，還有一股煙的味道，這不像是一間首相的辦公室，倒像是大學教授的書房。
站在窗前的人轉過身來，說：“你好，警長，請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