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去了中央檔案局，他們現在正進行徹底的複查，暫時還沒有收穫。可是我懷疑我們的檔案裏可能沒有這個人。羅丹在雇用他之前，一定會考慮到這一點。”
卡龍點燃了一支高盧牌香菸，噴出一口煙霧，嘆了口氣。
“這樣一來，我們隻能靠國外那頭了？”
“完全正確。這種類型的人必然在別的地方受訓並取得經驗。他必然有一大串成功的記錄，不然怎麽能證實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刺客呢？他幹掉的也許不是總統，但至少是要人，比那些黑社會頭子大得多的人物。這意思是說，他必然在某個地方引起了別人的注意，一定是這樣。你怎麽安排的？”
卡龍拿起一張紙，右邊開有名單，左邊是一列時間表。
他說：“七個人都安排好了。先從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國內情報處長開始，7 點10分，就是華盛頓時間淩晨1 點10分。這在美國已經很晚了，我先安排了他。
“布魯塞爾是7 點半，阿姆斯特丹是差一刻8 點，波恩是8 點10分。與約翰內斯堡的聯繫時間是8 點半。蘇格蘭場9 點。最後羅馬，9 點半。”
“找的都是刑警首腦嗎？”勒伯爾問道。
“或者是相應地位的人。蘇格蘭場找的是刑事部副長官安東尼·曼林遜先生。看來他們在都市警察局裏沒有設兇殺處。除此而外，對了，除了南非。我根本找不著範·魯伊斯，所以你得和副長官安德生通話。”
勒伯爾思索了一會兒。
“這很好。我寧可找安德生，我們合作辦過案子。還有一個語言問題，他們中間有三個人說英語。我估計隻有比利時人說法語。其餘的人在必要的時候也準能說英語……”
卡龍插嘴說：“那個德國人迪特裏希，會說法語。”
“好吧，那麽我用法語和這兩個人直接談。另外那五個人，你得在旁邊用分機給我當翻譯。咱們該動身了，來吧！”
6 點50分，這兩位偵探乘警車來到窄小的保羅·瓦列利路，在一扇平淡無奇的綠門前停下。這裏是國際警察組織的總部。
在地下室的通訊室裏，勒伯爾和卡龍足足花了三個小時靠在電話機旁和世界頭等的破案專家通話。在這座建築物的屋頂上，看來縱橫交錯、雜亂無章的天線，把高頻信號發射到三大洲，一直到達另一座頂上高高聳起的鋁杆頂。
它的波長和幹擾器使談話不會被截聽。當全世界的人們正在喝早晨的咖啡或晚上的最後一杯酒時，偵探對偵探進行了對話。
每次打電話，勒伯爾的請求都基本相同：“不，長官，目前，我還不能以兩國警方正式調查的方式來請求你的協助……當然，我是以官方的身份提出的……簡單地說，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把握，究竟是剛剛形成犯罪行動的意圖呢，還是已經處在實地準備階段……現在隻是泄露出一點情況，目前還純屬例行公事……我們在搜捕一個我們極不了解的人……沒有名字，隻有一個大致的外貌特徵……”
他對每個人都盡量地描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最難堪的是，在談話的末尾，每一位外國同僚都問，為什麽需要他們的幫助？他們究竟能根據什麽線索提供幫助？每到這時候，電話的另一端都隻好暫時地沉默著。
“是這樣，無論這個人是誰，或者可能是誰，他必然有一點與眾不同：他必須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職業刺客……不，不是一個黑社會的槍手，而是一個政治兇手，還頗有幾次成功的記錄。我們感興趣的是你們的檔案上是否有這樣的人，也許他從來沒有在你們國內犯案，或者你們忽然想到的任何這類人物。”
在電話的另一端，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次長時間的沉默，然後才接著說下去。到這時，這個聲音才更沉穩和更關切。
勒伯爾明白，西方各國主要警察力量的刑警部門首腦，絕對不會不理解他所暗示而說不出來的話是什麽。在法國，隻有一個目標會使第一流的政治刺客感興趣。
毫無例外，回答都是相同的。“當然，當然，我們將為你查遍所有的檔案，我盡量在今天就給你回音。啊，克勞德，祝你走運！”
當勒伯爾最後一次放下無線電話聽筒時，他猜想的是，還要多長時間這七國的外長甚至總理就會覺察到事態的發展，也許用不了多久。關於這一類事件，即使一個警察也得向政治家匯報。他敢擔保這些部長們會保守機密。歸根結底，世界上有權有勢的人中間存在著一種超脫於政治分歧之上的穩固的默契。他們同屬於一個俱樂部——統治者的俱樂部。麵對著共同的敵人，他們會團結一致，而對他們所有的人來說，構成最大威脅的，莫過於一個政治刺客的動向了。他同時也意識到這一調查如果為公眾所知，被報界披露出去，它將震動全世界，而他也就完蛋了。
惟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英國人。當然，如果能隻限於警官們知道，他是可以信任曼林遜的。
但是他知道就在今天，曼林遜一定會向他的上級報告。僅僅在七個月以前，戴高樂在1 月23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經粗暴地反對英國參加歐洲“共同市場”；當時倫敦外交部所發布的政治通訊中的措詞，即使像勒伯爾這樣一個不搞國際政治的人也知道是強烈反對法國總統的。他們會不會藉此機會對準這個老頭子報仇雪恨呢？
卡龍點燃了一支高盧牌香菸，噴出一口煙霧，嘆了口氣。
“這樣一來，我們隻能靠國外那頭了？”
“完全正確。這種類型的人必然在別的地方受訓並取得經驗。他必然有一大串成功的記錄，不然怎麽能證實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刺客呢？他幹掉的也許不是總統，但至少是要人，比那些黑社會頭子大得多的人物。這意思是說，他必然在某個地方引起了別人的注意，一定是這樣。你怎麽安排的？”
卡龍拿起一張紙，右邊開有名單，左邊是一列時間表。
他說：“七個人都安排好了。先從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國內情報處長開始，7 點10分，就是華盛頓時間淩晨1 點10分。這在美國已經很晚了，我先安排了他。
“布魯塞爾是7 點半，阿姆斯特丹是差一刻8 點，波恩是8 點10分。與約翰內斯堡的聯繫時間是8 點半。蘇格蘭場9 點。最後羅馬，9 點半。”
“找的都是刑警首腦嗎？”勒伯爾問道。
“或者是相應地位的人。蘇格蘭場找的是刑事部副長官安東尼·曼林遜先生。看來他們在都市警察局裏沒有設兇殺處。除此而外，對了，除了南非。我根本找不著範·魯伊斯，所以你得和副長官安德生通話。”
勒伯爾思索了一會兒。
“這很好。我寧可找安德生，我們合作辦過案子。還有一個語言問題，他們中間有三個人說英語。我估計隻有比利時人說法語。其餘的人在必要的時候也準能說英語……”
卡龍插嘴說：“那個德國人迪特裏希，會說法語。”
“好吧，那麽我用法語和這兩個人直接談。另外那五個人，你得在旁邊用分機給我當翻譯。咱們該動身了，來吧！”
6 點50分，這兩位偵探乘警車來到窄小的保羅·瓦列利路，在一扇平淡無奇的綠門前停下。這裏是國際警察組織的總部。
在地下室的通訊室裏，勒伯爾和卡龍足足花了三個小時靠在電話機旁和世界頭等的破案專家通話。在這座建築物的屋頂上，看來縱橫交錯、雜亂無章的天線，把高頻信號發射到三大洲，一直到達另一座頂上高高聳起的鋁杆頂。
它的波長和幹擾器使談話不會被截聽。當全世界的人們正在喝早晨的咖啡或晚上的最後一杯酒時，偵探對偵探進行了對話。
每次打電話，勒伯爾的請求都基本相同：“不，長官，目前，我還不能以兩國警方正式調查的方式來請求你的協助……當然，我是以官方的身份提出的……簡單地說，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把握，究竟是剛剛形成犯罪行動的意圖呢，還是已經處在實地準備階段……現在隻是泄露出一點情況，目前還純屬例行公事……我們在搜捕一個我們極不了解的人……沒有名字，隻有一個大致的外貌特徵……”
他對每個人都盡量地描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最難堪的是，在談話的末尾，每一位外國同僚都問，為什麽需要他們的幫助？他們究竟能根據什麽線索提供幫助？每到這時候，電話的另一端都隻好暫時地沉默著。
“是這樣，無論這個人是誰，或者可能是誰，他必然有一點與眾不同：他必須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職業刺客……不，不是一個黑社會的槍手，而是一個政治兇手，還頗有幾次成功的記錄。我們感興趣的是你們的檔案上是否有這樣的人，也許他從來沒有在你們國內犯案，或者你們忽然想到的任何這類人物。”
在電話的另一端，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次長時間的沉默，然後才接著說下去。到這時，這個聲音才更沉穩和更關切。
勒伯爾明白，西方各國主要警察力量的刑警部門首腦，絕對不會不理解他所暗示而說不出來的話是什麽。在法國，隻有一個目標會使第一流的政治刺客感興趣。
毫無例外，回答都是相同的。“當然，當然，我們將為你查遍所有的檔案，我盡量在今天就給你回音。啊，克勞德，祝你走運！”
當勒伯爾最後一次放下無線電話聽筒時，他猜想的是，還要多長時間這七國的外長甚至總理就會覺察到事態的發展，也許用不了多久。關於這一類事件，即使一個警察也得向政治家匯報。他敢擔保這些部長們會保守機密。歸根結底，世界上有權有勢的人中間存在著一種超脫於政治分歧之上的穩固的默契。他們同屬於一個俱樂部——統治者的俱樂部。麵對著共同的敵人，他們會團結一致，而對他們所有的人來說，構成最大威脅的，莫過於一個政治刺客的動向了。他同時也意識到這一調查如果為公眾所知，被報界披露出去，它將震動全世界，而他也就完蛋了。
惟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英國人。當然，如果能隻限於警官們知道，他是可以信任曼林遜的。
但是他知道就在今天，曼林遜一定會向他的上級報告。僅僅在七個月以前，戴高樂在1 月23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經粗暴地反對英國參加歐洲“共同市場”；當時倫敦外交部所發布的政治通訊中的措詞，即使像勒伯爾這樣一個不搞國際政治的人也知道是強烈反對法國總統的。他們會不會藉此機會對準這個老頭子報仇雪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