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點鍾，保鏢到了郵電局，要了一個倫敦的電話號碼。20分鍾以後，那頭的電話才接通。接線員示意法國人到隔音間去接電話，他拿起筒時，接線員放下了她的聽筒。他傾聽著一部英國電話機“嗡嗡……”的鈴聲，卻沒有人來接電話。
這天早上，豺狼起得挺早，因為要做的事很多。昨天晚上，他已經一再檢查和重新裝過他的三個箱子，現在隻剩下手提袋裏要裝的海綿包和刮臉用具。他照例喝下兩杯咖啡，洗臉、沖澡、刮臉，把剩下的這些梳洗用具收拾好以後，他合上手提袋，把四件行李都放在門旁。
他在套房小巧玲瓏的廚房裏做了一頓方便的早餐：炒雞蛋、橘子汁和更多的咖啡，就在廚房的桌子上吃了。作為一個整潔有序的人，他把剩下的牛奶倒進下水道，剩下的兩個雞蛋也打碎了倒進下水道。喝掉了其餘的橘子汁，把空罐頭扔進垃圾筐，和剩下的麵包、雞蛋殼、咖啡渣一起倒進了垃圾管道。這樣，在他離家期間，就不會有什麽東西腐爛發臭了。
最後他穿戴起來。他選了一件薄薄的開領絲織衫，一套淺灰色西裝，口袋裏裝著杜根名字的證件和100 英鎊現鈔，深灰色襪子和瘦長的黑便鞋。這一套行頭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墨鏡，就裝備齊全了。
9 點15分，他拿起行李，一手提兩件，關上套房的撞鎖門走下樓，在街上叫了一輛出租汽車。
“倫敦機場，二號大樓。”他告訴司機。
出租汽車開動了，這時，套房裏的電話鈴響了起來。
直到10點鍾，那個軍士才回到旅館，‘報告羅丹他花了30分鍾試圖接通倫敦的電話號碼，可是沒有成功。
安德烈·卡鬆聽到了軍士對羅丹的報告，等到把軍士打發回警戒哨位後，他問道：“怎麽回事？”這兩個“秘密軍隊組織”頭目正坐在他們套房的客廳裏。羅丹從內插袋裏抽出一張紙遞給卡鬆。
卡鬆看了以後傳給蒙克雷，兩個人望著他們的頭目，等待回答。
但羅丹沒有回答，他隻是坐在那裏，望著窗外烤得灼熱的羅馬屋頂，眉頭緊鎖，思考著。
卡鬆終於又問：“這是什麽時候收到的？”
羅丹簡短地說：“今天早上。”
蒙克雷斷然地說：“你得製止他。他們會出動半個法國來追捕他。”
羅丹鎮定地說：“他們會出動半個法國追捕一個高個子淺黃色頭髮的外國人。8 月份在法國的外國人有100 萬之多。迄今為止，據我們所知，他們沒有掌握到他的姓名、長相和護照。作為一個行家，他可能用假護照。他們高抓住他還有一大段距離呢。假如他給瓦爾米打了電話，他會得到警告。他能夠及時抽身。”
蒙克雷說：“他如果打電話給瓦爾米，當然會得到終止行動的指示。瓦爾米將會給他下達命令。”
羅丹搖搖頭。“沒有授權瓦爾米這樣做，他的任務是從姑娘那裏收聽情報，當豺狼來電話時把它傳達給他。這是他的任務，不能幹別的事。”
蒙克雷反對說：“但是他自己必須認識到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了。他必須在第一次與瓦爾米通話後，立刻離開法國。”
羅丹想了一會兒說：“從理論上說，這是對的。但如果這樣，他應該把錢退還給我們。我們也還有很多事要做，包括他在內，我想這完全要根據他對自己的計劃有多大的信心。”
卡鬆問道：“照你的意思，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有成功的希望嗎？”
羅丹說：“坦率地說，沒有什麽希望了。但他是個行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個行家，這是大家共有的心情，我想一個人是不肯輕易撤銷自己的計劃的。”
卡鬆反對說：“想辦法通知他撤銷吧。”
羅丹最後說：“我不能這樣做。如果可能的話，我也想這樣做。但是我不可能，他已經走了，已經著手進行了。他要這樣做，而且已經做了。我們不知道他在哪兒，以及他將怎麽幹，他完全獨立自主地幹。我也不打算通知瓦爾米讓他去轉告豺狼停止行動，這樣做的話，將會使瓦爾米倒黴。現在沒有人能阻止豺狼的行動了。已經太晚了。”
十二
還不到早晨6 點，克勞德·勒伯爾就回到他的辦公室。看見卡龍捲起了襯衫袖子，緊張而又疲倦地坐在桌前。
在他麵前放了幾張紙，上麵有不少手寫的記錄。辦公室的布置跟昨晚有些不同了。在文件櫃上放了一個電熱咖啡壺，正在冒氣，不斷地散發出咖啡的香味；旁邊放了許多紙杯子，一罐淡奶和一袋白糖，這些都是晚間由食堂送來的。
在兩張桌子之間的牆邊，放了一張行軍床，上麵鋪了一床軍毯。字紙簍已經倒幹淨了，放在門邊的椅子旁。
窗子都打開著，卡龍噴出來的煙霧從窗口飄散了出去。窗外，晨曦照耀在聖塞爾庇斯教堂的尖頂上。
勒伯爾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坐在椅子上。雖說他隻有24小時未合眼，但他看上去像卡龍一樣疲倦。
“什麽也沒有，”他說，“我查了十年來的一切材料。隻有一個外籍的政治刺客曾經打算在這兒下手。這個人叫德蓋爾德，他已經死了。另外，他屬於‘秘密軍隊組織’，我們檔案上記了他的帳。可以推測，羅丹一定會選擇一個與‘秘密軍隊組織’毫無關聯的人，他這麽做是正確的。十年來，除了士生土長的那類人以外，隻有四個按合同殺人的刺客在法國試過身手，我們抓住了三個。第四個正在非洲什麽地方服無期徒刑。話又說回來，這是一些黑社會的刺客，根本沒有刺殺法國總統的那份能耐。
這天早上，豺狼起得挺早，因為要做的事很多。昨天晚上，他已經一再檢查和重新裝過他的三個箱子，現在隻剩下手提袋裏要裝的海綿包和刮臉用具。他照例喝下兩杯咖啡，洗臉、沖澡、刮臉，把剩下的這些梳洗用具收拾好以後，他合上手提袋，把四件行李都放在門旁。
他在套房小巧玲瓏的廚房裏做了一頓方便的早餐：炒雞蛋、橘子汁和更多的咖啡，就在廚房的桌子上吃了。作為一個整潔有序的人，他把剩下的牛奶倒進下水道，剩下的兩個雞蛋也打碎了倒進下水道。喝掉了其餘的橘子汁，把空罐頭扔進垃圾筐，和剩下的麵包、雞蛋殼、咖啡渣一起倒進了垃圾管道。這樣，在他離家期間，就不會有什麽東西腐爛發臭了。
最後他穿戴起來。他選了一件薄薄的開領絲織衫，一套淺灰色西裝，口袋裏裝著杜根名字的證件和100 英鎊現鈔，深灰色襪子和瘦長的黑便鞋。這一套行頭再加上必不可少的墨鏡，就裝備齊全了。
9 點15分，他拿起行李，一手提兩件，關上套房的撞鎖門走下樓，在街上叫了一輛出租汽車。
“倫敦機場，二號大樓。”他告訴司機。
出租汽車開動了，這時，套房裏的電話鈴響了起來。
直到10點鍾，那個軍士才回到旅館，‘報告羅丹他花了30分鍾試圖接通倫敦的電話號碼，可是沒有成功。
安德烈·卡鬆聽到了軍士對羅丹的報告，等到把軍士打發回警戒哨位後，他問道：“怎麽回事？”這兩個“秘密軍隊組織”頭目正坐在他們套房的客廳裏。羅丹從內插袋裏抽出一張紙遞給卡鬆。
卡鬆看了以後傳給蒙克雷，兩個人望著他們的頭目，等待回答。
但羅丹沒有回答，他隻是坐在那裏，望著窗外烤得灼熱的羅馬屋頂，眉頭緊鎖，思考著。
卡鬆終於又問：“這是什麽時候收到的？”
羅丹簡短地說：“今天早上。”
蒙克雷斷然地說：“你得製止他。他們會出動半個法國來追捕他。”
羅丹鎮定地說：“他們會出動半個法國追捕一個高個子淺黃色頭髮的外國人。8 月份在法國的外國人有100 萬之多。迄今為止，據我們所知，他們沒有掌握到他的姓名、長相和護照。作為一個行家，他可能用假護照。他們高抓住他還有一大段距離呢。假如他給瓦爾米打了電話，他會得到警告。他能夠及時抽身。”
蒙克雷說：“他如果打電話給瓦爾米，當然會得到終止行動的指示。瓦爾米將會給他下達命令。”
羅丹搖搖頭。“沒有授權瓦爾米這樣做，他的任務是從姑娘那裏收聽情報，當豺狼來電話時把它傳達給他。這是他的任務，不能幹別的事。”
蒙克雷反對說：“但是他自己必須認識到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了。他必須在第一次與瓦爾米通話後，立刻離開法國。”
羅丹想了一會兒說：“從理論上說，這是對的。但如果這樣，他應該把錢退還給我們。我們也還有很多事要做，包括他在內，我想這完全要根據他對自己的計劃有多大的信心。”
卡鬆問道：“照你的意思，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有成功的希望嗎？”
羅丹說：“坦率地說，沒有什麽希望了。但他是個行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個行家，這是大家共有的心情，我想一個人是不肯輕易撤銷自己的計劃的。”
卡鬆反對說：“想辦法通知他撤銷吧。”
羅丹最後說：“我不能這樣做。如果可能的話，我也想這樣做。但是我不可能，他已經走了，已經著手進行了。他要這樣做，而且已經做了。我們不知道他在哪兒，以及他將怎麽幹，他完全獨立自主地幹。我也不打算通知瓦爾米讓他去轉告豺狼停止行動，這樣做的話，將會使瓦爾米倒黴。現在沒有人能阻止豺狼的行動了。已經太晚了。”
十二
還不到早晨6 點，克勞德·勒伯爾就回到他的辦公室。看見卡龍捲起了襯衫袖子，緊張而又疲倦地坐在桌前。
在他麵前放了幾張紙，上麵有不少手寫的記錄。辦公室的布置跟昨晚有些不同了。在文件櫃上放了一個電熱咖啡壺，正在冒氣，不斷地散發出咖啡的香味；旁邊放了許多紙杯子，一罐淡奶和一袋白糖，這些都是晚間由食堂送來的。
在兩張桌子之間的牆邊，放了一張行軍床，上麵鋪了一床軍毯。字紙簍已經倒幹淨了，放在門邊的椅子旁。
窗子都打開著，卡龍噴出來的煙霧從窗口飄散了出去。窗外，晨曦照耀在聖塞爾庇斯教堂的尖頂上。
勒伯爾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坐在椅子上。雖說他隻有24小時未合眼，但他看上去像卡龍一樣疲倦。
“什麽也沒有，”他說，“我查了十年來的一切材料。隻有一個外籍的政治刺客曾經打算在這兒下手。這個人叫德蓋爾德，他已經死了。另外，他屬於‘秘密軍隊組織’，我們檔案上記了他的帳。可以推測，羅丹一定會選擇一個與‘秘密軍隊組織’毫無關聯的人，他這麽做是正確的。十年來，除了士生土長的那類人以外，隻有四個按合同殺人的刺客在法國試過身手，我們抓住了三個。第四個正在非洲什麽地方服無期徒刑。話又說回來，這是一些黑社會的刺客，根本沒有刺殺法國總統的那份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