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上校把檔案封皮合上，拿起那天早晨送來的第二份報告。這是梅斯司法警察局的一份報告，敘述警察局在對某一酒吧進行例行搜查時對一個人進行了盤查，從而引起了一場角鬥，這個人把兩名警察打得半死。後來，在警察局，這個人的指紋證明他是外籍軍團的一名逃兵，名叫桑多爾·柯瓦茨，出生於匈牙利，於1956年從布達佩斯逃出來。巴黎的司法警察署在梅斯司法警察局的報告底下加了一個註：柯瓦茨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秘密軍隊組織”刺客，由於和1961年在阿爾及利亞的波納和君士坦丁地區對忠誠的知名人士的一係列兇殺案件有牽連，對他懸賞通緝已久。那時他是另一個至今逍遙法外的“秘密軍隊組織”刺客的助手，該刺客為前外籍軍團下士維克托·科瓦爾斯基。
羅蘭上校同過去的做法一樣，繼續仔細地研究這兩個人的關係。最後他按了他麵前的電鈕，在對講電話裏吩咐說：“把維克托·科瓦爾斯基的檔案拿來。”
10分鍾後，他就收到從檔案處送來的檔案。他又花了一個小時閱讀這份檔案，有幾次他把自己的眼睛注視著那引人注目的一段。當一般巴黎人正在匆匆忙忙地去進午餐時，羅蘭上校召集了一個小型會議，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書、從樓下文件室找來的一個字跡專家，以及兩個身強力壯的、從他的私人衛隊中挑出來的武裝人員。
“先生們！”他對他們說，“在一位現在沒有到場的人士的並非出於本願但又無法拒絕的幫助下，我們將起草、謄寫和發出一封信件。”
五
豺狼乘坐的國際快車在午飯前不久到達巴黎北站。他乘出租汽車來到坐落在通向馬德蘭廣場的蘇萊納街上的一家小而十分舒適的旅館。雖然這家旅館不能與哥本哈根的英格蘭飯店和布魯塞爾的友誼旅館相提並論，然而，豺狼有種種原因希望在巴黎逗留期間居住在一個比較樸素和不甚知名的地方。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在巴黎逗留的時間較長。
此外，7 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布魯塞爾更有可能遇見曾在倫敦同他邂逅相識而又知道他的真名實姓的人。上街時，他相信，他經常戴的那副環繞式墨鏡會掩飾他的身份，而在陽光燦爛的大街上戴這種眼鏡又是非常自然的。在旅館的走廊或門廳裏，則有被人識破的危險。事情進行到如今，他最怕的是被一聲興高采烈的“真沒想到在這兒見到你”的呼喚叫住，然後在那個隻知道他是社根先生的櫃檯職員能聽到的地方道出他的真名實姓來。
他住在巴黎盡量做到不使人們對他加以注意。他住在那家旅館裏非常安分守己。他在自己房裏吃早餐。從旅館對門一家食品商店裏買了一瓶他愛吃的橘子醬以代替送來的早餐盤上的黑色葡萄醬，然後請服務員每天早餐時把橘子醬一起送來而不要葡萄醬。
他對待旅館服務人員的態度，也故意裝得相當謙遜。他很少講話。而講話時總是很客氣地故意用英國腔調講生硬的法語。當旅館經理關心地問他是否感到稱心滿意時，他總回答說要他們放心，他感到非常舒適，並且感謝他們。
一天。旅館經理對服務員說：“杜根先生非常和藹，真是一位紳士。”服務員完全同意。
白天他走出旅館，去觀光巴黎市容；過著真正的旅遊者的生活。第二天他就買到了一張巴黎市的地圖。他用小本子把他感興趣的地名記錄下來，並在地圖上做了標記。接著他就實地去參觀了這些地方並非常認真地加以研究和分析，考察得極其專心，就連某處建築的優美和另一些地方的歷史背景都銘記在心。
他花了三天時間在凱旋門周圍閑逛或坐在愛麗舍咖啡館的陽台上，瞭望星形廣場四周的紀念碑和高大建築物的屋頂。在那些日子裏，如果有人跟蹤他（其實沒有人跟蹤他），一定會對才華橫溢的豪斯曼先生的建築藝術居然能夠吸引這麽一位真誠的鑑賞家而感到驚訝。自然，任何旁觀者也不會猜想到這位一邊攪著咖啡，一邊用幾個小時凝視著每一座建築物的沉默寡言而又風度翩翩的英國遊客，此對此刻腦海裏正在計算著射擊角度；從建築物的樓上到凱旋門下麵燃燒著的長明火之間的距離；以及一個人從建築物背麵的太平梯逃下樓去，並且人不知鬼不覺地消失在雜亂的人群之中的可能性如何。
三天以後，他離開了星形廣場，訪問了坐落在瓦萊裏山下的法國抵抗運動烈士紀念堂。他帶著一束鮮花在一位導遊的陪同下到達那裏。導遊本身就是一個抵抗運動的參與者，他一麵帶著這位客人走遍了紀念堂，一麵滔滔不絕地加以說明和評論。但他沒有發覺這位客人的目光卻注視著紀念堂附近監獄的高圍牆，這座高圍牆隔開了從建築物屋頂到紀念堂庭院間的視線。過了兩個小時，他很客氣地說了聲“謝謝你”，給了導遊一些既大方卻又不過分的小費，離開了烈士紀念堂。
他還參觀了榮軍廣場，它的南麵是榮軍大旅館以及標誌著法國軍隊榮譽的殿堂。寬闊的廣場西邊則是法貝爾街。這使他更感興趣。上午，他獨自坐在街角的一家咖啡館裏，這裏正是法貝爾街與小小的三角形的聖地亞哥廣場連接的地方。與法貝爾街相垂直的是格倫耐街，從格倫耐街146 號的六樓或七樓上，如果有一個射擊手，他就能夠完全控製住榮軍廣場前麵的花園、它的進出口以及大部分廣場的內部，甚至還能控製兩條至三條街道。這是一個很有利的地形，但卻不是一個理想的行刺的地方，原因是從窗口到榮軍廣場進口處停汽車的地方之間的距離，將超過200 米；此外，從146 號樓上的窗口向下射擊，聖地亞哥廣場上濃密的菩提樹葉將遮住他的射擊目標。因此他感到很失望，付清了酒錢，悄然離去。
羅蘭上校同過去的做法一樣，繼續仔細地研究這兩個人的關係。最後他按了他麵前的電鈕，在對講電話裏吩咐說：“把維克托·科瓦爾斯基的檔案拿來。”
10分鍾後，他就收到從檔案處送來的檔案。他又花了一個小時閱讀這份檔案，有幾次他把自己的眼睛注視著那引人注目的一段。當一般巴黎人正在匆匆忙忙地去進午餐時，羅蘭上校召集了一個小型會議，包括他自己、他的私人秘書、從樓下文件室找來的一個字跡專家，以及兩個身強力壯的、從他的私人衛隊中挑出來的武裝人員。
“先生們！”他對他們說，“在一位現在沒有到場的人士的並非出於本願但又無法拒絕的幫助下，我們將起草、謄寫和發出一封信件。”
五
豺狼乘坐的國際快車在午飯前不久到達巴黎北站。他乘出租汽車來到坐落在通向馬德蘭廣場的蘇萊納街上的一家小而十分舒適的旅館。雖然這家旅館不能與哥本哈根的英格蘭飯店和布魯塞爾的友誼旅館相提並論，然而，豺狼有種種原因希望在巴黎逗留期間居住在一個比較樸素和不甚知名的地方。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在巴黎逗留的時間較長。
此外，7 月底在巴黎比在哥本哈根或布魯塞爾更有可能遇見曾在倫敦同他邂逅相識而又知道他的真名實姓的人。上街時，他相信，他經常戴的那副環繞式墨鏡會掩飾他的身份，而在陽光燦爛的大街上戴這種眼鏡又是非常自然的。在旅館的走廊或門廳裏，則有被人識破的危險。事情進行到如今，他最怕的是被一聲興高采烈的“真沒想到在這兒見到你”的呼喚叫住，然後在那個隻知道他是社根先生的櫃檯職員能聽到的地方道出他的真名實姓來。
他住在巴黎盡量做到不使人們對他加以注意。他住在那家旅館裏非常安分守己。他在自己房裏吃早餐。從旅館對門一家食品商店裏買了一瓶他愛吃的橘子醬以代替送來的早餐盤上的黑色葡萄醬，然後請服務員每天早餐時把橘子醬一起送來而不要葡萄醬。
他對待旅館服務人員的態度，也故意裝得相當謙遜。他很少講話。而講話時總是很客氣地故意用英國腔調講生硬的法語。當旅館經理關心地問他是否感到稱心滿意時，他總回答說要他們放心，他感到非常舒適，並且感謝他們。
一天。旅館經理對服務員說：“杜根先生非常和藹，真是一位紳士。”服務員完全同意。
白天他走出旅館，去觀光巴黎市容；過著真正的旅遊者的生活。第二天他就買到了一張巴黎市的地圖。他用小本子把他感興趣的地名記錄下來，並在地圖上做了標記。接著他就實地去參觀了這些地方並非常認真地加以研究和分析，考察得極其專心，就連某處建築的優美和另一些地方的歷史背景都銘記在心。
他花了三天時間在凱旋門周圍閑逛或坐在愛麗舍咖啡館的陽台上，瞭望星形廣場四周的紀念碑和高大建築物的屋頂。在那些日子裏，如果有人跟蹤他（其實沒有人跟蹤他），一定會對才華橫溢的豪斯曼先生的建築藝術居然能夠吸引這麽一位真誠的鑑賞家而感到驚訝。自然，任何旁觀者也不會猜想到這位一邊攪著咖啡，一邊用幾個小時凝視著每一座建築物的沉默寡言而又風度翩翩的英國遊客，此對此刻腦海裏正在計算著射擊角度；從建築物的樓上到凱旋門下麵燃燒著的長明火之間的距離；以及一個人從建築物背麵的太平梯逃下樓去，並且人不知鬼不覺地消失在雜亂的人群之中的可能性如何。
三天以後，他離開了星形廣場，訪問了坐落在瓦萊裏山下的法國抵抗運動烈士紀念堂。他帶著一束鮮花在一位導遊的陪同下到達那裏。導遊本身就是一個抵抗運動的參與者，他一麵帶著這位客人走遍了紀念堂，一麵滔滔不絕地加以說明和評論。但他沒有發覺這位客人的目光卻注視著紀念堂附近監獄的高圍牆，這座高圍牆隔開了從建築物屋頂到紀念堂庭院間的視線。過了兩個小時，他很客氣地說了聲“謝謝你”，給了導遊一些既大方卻又不過分的小費，離開了烈士紀念堂。
他還參觀了榮軍廣場，它的南麵是榮軍大旅館以及標誌著法國軍隊榮譽的殿堂。寬闊的廣場西邊則是法貝爾街。這使他更感興趣。上午，他獨自坐在街角的一家咖啡館裏，這裏正是法貝爾街與小小的三角形的聖地亞哥廣場連接的地方。與法貝爾街相垂直的是格倫耐街，從格倫耐街146 號的六樓或七樓上，如果有一個射擊手，他就能夠完全控製住榮軍廣場前麵的花園、它的進出口以及大部分廣場的內部，甚至還能控製兩條至三條街道。這是一個很有利的地形，但卻不是一個理想的行刺的地方，原因是從窗口到榮軍廣場進口處停汽車的地方之間的距離，將超過200 米；此外，從146 號樓上的窗口向下射擊，聖地亞哥廣場上濃密的菩提樹葉將遮住他的射擊目標。因此他感到很失望，付清了酒錢，悄然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