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哥本哈根旅行，是來去匆匆好像是做一樁買賣似的。他在離開卡斯特魯普機場以前，就預訂了第二天下午飛往布魯塞爾的比利時航空公司班機的機票。在丹麥首都，買東西已經太晚了，因此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蘭飯店住下，在七國飯店吃了一頓十分豪華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園散步時和兩個丹麥金髮女郎略為調情一番，到半夜一點才上床睡覺。
第二天，他到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家最有名的專營男子服裝的商店裏，買了一套灰色輕質的牧師服裝，一雙黑色皮鞋，一雙襪子和一身內衣，三件帶領的白襯衫。他所買的每樣東西裏麵都有一小塊丹麥製造商的標記。他並不需要三件白襯衫，買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要襯衫裏麵的標記，可以換到他在倫敦買的牧師襯衫和圓領上去。當時他假稱自己是一個即將授任聖職的神學院學生。
他最後的一項是購買一本書，內容是用丹麥文寫的法國有名的禮拜堂和天主堂的書。他在狄沃麗公園湖畔的飯店裏吃了一頓豐盛的冷食，然後搭乘3 點15分的飛機去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
四
誰也不知道像保爾·古桑這樣一個才藝出眾的人，為什麽在他中年的時候會誤人歧途。這對他的朋友或者大多數顧客以及比利時警察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事。他在列日的國家軍械廠工作已有三十年歷史，已經成為廠裏有精湛技術的、可以信賴的技術人員。對於軍械製造來說，精確性是絕對必要的。古桑在這三十年裏，在製造武器方麵，是廠裏第一流的專家。
這是一家遠近馳名的工廠，專門生產最精確的武器，從婦女用的小巧的自動手槍直到最重的機關槍。此外，古桑的誠實的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簡歷記錄，也是很光榮的。雖然在被德軍占領時期，他留在廠裏為納粹繼續工作。但是事後證明，他毫無疑問是在暗暗地為抗戰而工作。他暗地裏參加幫助被迫降的盟軍空軍逃走或者提供安全庇護的工作。他在工廠裏，領導一個破壞小組，使得由列日製造的武器，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或者打不準，或者打到五十發子彈後，槍膛就自身爆炸，把德國士兵們炸死。這個人十分謙遜，從不自誇，這一切都是他的辯護律師們從他嘴裏一點一點地探聽出來，然後得意洋洋地在法庭上為他辯護時說出來的。這對於他的減刑大有好處。他自己在法庭上吞吞吐吐地承認，他從未暴露過自己在戰爭期間的活動，因為解放後的榮譽和獎章等會使他感到尷尬。這給陪審團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在他剛過50歲的時候，在一宗同一位外國顧客做的油水很大的軍火買賣裏，發現有人貪汙了一大筆款項。懷疑落到保爾·古桑頭上，這時他已是一個部門的領導。他的上級斷然對警方說，他們對可以信賴的古桑先生的懷疑是荒謬可笑的。
他的總經理甚至在法庭上為他辯護。但是首席法官認為，由於他以這種方式辜負了人們對他的信任，所以更應從嚴處理，判了他十年徒刑。通過上訴改成五年徒刑。他由於表現好，三年半就獲釋了。
出獄以後，所有過去美好的生活都一去不復返了。他的妻子和他離了婚並把孩子也帶走了。在列日郊外那幢在當地也是為數不多的有花園的住宅也沒有了。同樣，一他在國家軍械局的職位也被停職了。他獨自住到布魯塞爾的一幢很小的公寓裏，私自經營武器。大部分武器供應給西歐各大城市的黑社會，這使他的生意興隆起來。於是他搬到遠離市區的一所住宅裏去。
到了m 歲以後，他在布魯塞爾是個著名的製造武器的專家。在比利時這個國家裏，任何一個公民，都可以在國內任何一家體育用品商店或專營槍枝的商店買到左輪手槍、自動步槍或來福槍，隻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證，並在每次購買槍枝或子彈時，在記錄本上寫上購買人的姓名就可以了。古桑從不使用他自己的身份證，因為槍枝製造商每賣出一支武器和子彈，都要在登記本上記下購買者的姓名和身份證。古桑總是用別人的身份證，有時是偷的，有時是偽造的。
他和城裏的一個扒手關係密切，這個扒手除了作為國家的客人閑住在監獄的時期以外，能輕而易舉地從任何人的口袋裏偷任何錢包。古桑用現金把所有這些錢包全都從扒手那裏買過來。他還雇用了一個偽造證件的能手，這人在40年代後期，由於在偽造一大批法國法郎時一時疏忽，在“bmp defraud ”（法國銀行）裏漏了一個“n ”而倒過黴（他那時還年輕）。以後，此人終於從事偽造護照行業，而且頗為成功。最後一條是當古桑需要為一位顧客購買武器時，他從不親自拿著偽造得很出色的身份證去找製槍商，而總是讓一個剛出獄沒活幹的小偷，或者一位一時無戲可演的演員去出麵。
在和古桑打交道的人中間，隻有那個扒手和偽造證件的人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此外，就是少數幾個顧客，都是較為有名的比利時黑社會的頭麵人物。他們不去幹預他的買賣，而且還要想方設法保護他。當某些人被捕時，他們拒絕招供槍枝的來源，原因很簡單，因為古桑對他們是十分有用的。
他的這些活動比利時警方已經發覺，但是經過對他的住宅的搜查，他們仍找不到足夠的證據逮捕他或者在法律上起訴判他的罪。他們完全知道並深深地懷疑他家裏用汽車間改造的小工場在幹什麽，但是經過反覆搜查，還是沒有什麽新的發現，隻找到一些為製作精巧的紀念章和布魯塞爾紀念品用的工具和工具機。在他們最近的一次搜查時，他非常嚴肅地把他精製的一座比利時名人的小型雕刻像送給警長，以表示他對法律和秩序的尊敬。
第二天，他到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家最有名的專營男子服裝的商店裏，買了一套灰色輕質的牧師服裝，一雙黑色皮鞋，一雙襪子和一身內衣，三件帶領的白襯衫。他所買的每樣東西裏麵都有一小塊丹麥製造商的標記。他並不需要三件白襯衫，買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要襯衫裏麵的標記，可以換到他在倫敦買的牧師襯衫和圓領上去。當時他假稱自己是一個即將授任聖職的神學院學生。
他最後的一項是購買一本書，內容是用丹麥文寫的法國有名的禮拜堂和天主堂的書。他在狄沃麗公園湖畔的飯店裏吃了一頓豐盛的冷食，然後搭乘3 點15分的飛機去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
四
誰也不知道像保爾·古桑這樣一個才藝出眾的人，為什麽在他中年的時候會誤人歧途。這對他的朋友或者大多數顧客以及比利時警察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事。他在列日的國家軍械廠工作已有三十年歷史，已經成為廠裏有精湛技術的、可以信賴的技術人員。對於軍械製造來說，精確性是絕對必要的。古桑在這三十年裏，在製造武器方麵，是廠裏第一流的專家。
這是一家遠近馳名的工廠，專門生產最精確的武器，從婦女用的小巧的自動手槍直到最重的機關槍。此外，古桑的誠實的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簡歷記錄，也是很光榮的。雖然在被德軍占領時期，他留在廠裏為納粹繼續工作。但是事後證明，他毫無疑問是在暗暗地為抗戰而工作。他暗地裏參加幫助被迫降的盟軍空軍逃走或者提供安全庇護的工作。他在工廠裏，領導一個破壞小組，使得由列日製造的武器，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或者打不準，或者打到五十發子彈後，槍膛就自身爆炸，把德國士兵們炸死。這個人十分謙遜，從不自誇，這一切都是他的辯護律師們從他嘴裏一點一點地探聽出來，然後得意洋洋地在法庭上為他辯護時說出來的。這對於他的減刑大有好處。他自己在法庭上吞吞吐吐地承認，他從未暴露過自己在戰爭期間的活動，因為解放後的榮譽和獎章等會使他感到尷尬。這給陪審團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在他剛過50歲的時候，在一宗同一位外國顧客做的油水很大的軍火買賣裏，發現有人貪汙了一大筆款項。懷疑落到保爾·古桑頭上，這時他已是一個部門的領導。他的上級斷然對警方說，他們對可以信賴的古桑先生的懷疑是荒謬可笑的。
他的總經理甚至在法庭上為他辯護。但是首席法官認為，由於他以這種方式辜負了人們對他的信任，所以更應從嚴處理，判了他十年徒刑。通過上訴改成五年徒刑。他由於表現好，三年半就獲釋了。
出獄以後，所有過去美好的生活都一去不復返了。他的妻子和他離了婚並把孩子也帶走了。在列日郊外那幢在當地也是為數不多的有花園的住宅也沒有了。同樣，一他在國家軍械局的職位也被停職了。他獨自住到布魯塞爾的一幢很小的公寓裏，私自經營武器。大部分武器供應給西歐各大城市的黑社會，這使他的生意興隆起來。於是他搬到遠離市區的一所住宅裏去。
到了m 歲以後，他在布魯塞爾是個著名的製造武器的專家。在比利時這個國家裏，任何一個公民，都可以在國內任何一家體育用品商店或專營槍枝的商店買到左輪手槍、自動步槍或來福槍，隻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證，並在每次購買槍枝或子彈時，在記錄本上寫上購買人的姓名就可以了。古桑從不使用他自己的身份證，因為槍枝製造商每賣出一支武器和子彈，都要在登記本上記下購買者的姓名和身份證。古桑總是用別人的身份證，有時是偷的，有時是偽造的。
他和城裏的一個扒手關係密切，這個扒手除了作為國家的客人閑住在監獄的時期以外，能輕而易舉地從任何人的口袋裏偷任何錢包。古桑用現金把所有這些錢包全都從扒手那裏買過來。他還雇用了一個偽造證件的能手，這人在40年代後期，由於在偽造一大批法國法郎時一時疏忽，在“bmp defraud ”（法國銀行）裏漏了一個“n ”而倒過黴（他那時還年輕）。以後，此人終於從事偽造護照行業，而且頗為成功。最後一條是當古桑需要為一位顧客購買武器時，他從不親自拿著偽造得很出色的身份證去找製槍商，而總是讓一個剛出獄沒活幹的小偷，或者一位一時無戲可演的演員去出麵。
在和古桑打交道的人中間，隻有那個扒手和偽造證件的人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此外，就是少數幾個顧客，都是較為有名的比利時黑社會的頭麵人物。他們不去幹預他的買賣，而且還要想方設法保護他。當某些人被捕時，他們拒絕招供槍枝的來源，原因很簡單，因為古桑對他們是十分有用的。
他的這些活動比利時警方已經發覺，但是經過對他的住宅的搜查，他們仍找不到足夠的證據逮捕他或者在法律上起訴判他的罪。他們完全知道並深深地懷疑他家裏用汽車間改造的小工場在幹什麽，但是經過反覆搜查，還是沒有什麽新的發現，隻找到一些為製作精巧的紀念章和布魯塞爾紀念品用的工具和工具機。在他們最近的一次搜查時，他非常嚴肅地把他精製的一座比利時名人的小型雕刻像送給警長，以表示他對法律和秩序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