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丹從列兵到下士，然後上升到準尉，經歷是很艱苦的。在科尼希將軍率領下，他在北非參加了幾場血戰。後來又跟著勒克萊在諾曼第登陸，通過灌木叢林，在解放巴黎的戰鬥中，才使他帶上了軍官的肩章。如果憑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無論如何也是升不上去的。要是在戰前，他隻能考慮自己是復員呢，還是留在部隊裏終身當一名小兵。
可是，復員後回去幹什麽呢？他除了父親教給的修鞋技術以外，一無所長。他發現自己家鄉的工人階級已歸共產黨控製，共產黨接管了“抵抗運動”和“自由法國”的內務部。因此，他隻好留在軍隊裏。後來他看到從軍官學校畢業的有知識的年輕新一代，通過教室裏的理論課程贏得了同他一樣的、用鮮血換來的“v ”形軍官臂章，這使他更感到不平。當他眼看著他們在軍銜和特權方麵都超過自己以後，這種不平之感便變得難以擺脫了。
剩下來的惟一出路是參加殖民軍部隊，那兒的士兵勇猛頑強，長年征戰，不比那些義務兵隻是在操場上練個沒完。因此，他設法調到了殖民軍空降部隊。
他在印度支那的一年裏，很快成為一名連長。和他生活和戰鬥在一起的人，說的和想的都是和他一致的。作為一個鞋匠出身的青年人，要想往上爬，還必須通過戰鬥、戰鬥、更多的戰鬥。他在印度支那戰爭結束時，已經是一名陸軍少校了。他回到法國又經歷了不愉快和受挫折的一年以後，又被調到阿爾及利亞。
法國撤出印度支那這件事以及他在法國度過的那一年，使潛伏在內心的憤憤不平變成了對政客們和共產黨人的厭惡。在他眼裏，政客和共產黨是一路貨，他們這些人已經深深地滲透到法國的各種社會生活中去了。法國如果不由軍人統治，就永遠無法擺脫那些遍布法國政界的賣國賊、馬屁精的掌握。隻有軍隊裏才不存在這兩種人。
羅丹像大多數作戰軍官一樣，曾親眼看著自己的士兵死去，有時還掩埋過那些不幸被俘的士兵的支離破碎的屍體，因而把士兵看做是真正的社會中堅。正是由於這些戰士的流血犧牲，那些資產階級才得以在家裏過著舒適的生活。他在印度支那的叢林裏打了八年仗以後，才從祖國的老百姓那裏知道，大部分人對於軍隊還是毫不關心的。他看到過左翼知識分子指責軍隊的文章，寫的無非是些關於嚴刑拷問戰俘以獲取重大情報等瑣碎小事。這些在馬爾克·羅丹內心激起了一種反感，這種反感和他原先由於沒有晉升機會而積下的不滿情緒結合起來，使他變得更加狂熱。
他一直認為，如果當地有殖民地政府當局的支持，在國內有政府和人民作為後盾，那麽軍隊是能夠打敗越盟的。在越南的失敗是一種集體的背叛，使得成千上萬的優秀青年在那兒死去，而且死得毫無意義。羅丹自己是決不會也決不可能背叛的。在阿爾及利亞就能證明這一點。他在1956年春天離別馬賽口岸時，是一個很快活的人。他似乎相信，在遙遠的阿爾及利亞的高山上他將達到自己畢生事業的頂峰，從而使法國軍隊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成為至高無上的軍隊兩年艱苦和殘酷的戰鬥，並沒有動搖他信念。確實，這些反抗者並不是像他當初想像的那樣容易被征服。雖然他和他的士兵們擊斃了多少反抗者，把多少村莊夷為平地，使不少反抗者在折磨中死去，但這些反抗者的力量卻愈來愈壯大，不但在鄉村擴大了勢力，而且包括不少城市在內。
他所需要的當然是宗主國給他的支援。在這裏或者在那裏，不論在什麽地方打仗，毫無疑問都是法國領土的一個角落。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一部分，那裏居住著300 萬法國人。人們為阿爾及利亞打仗，就像為諾曼第、布列塔尼、或者阿爾卑斯打仗一樣。在他升為陸軍中校時，他就轉移到城市去戰鬥，起初在波尼，後來到君士坦丁。
在布萊德他是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作戰，他們雖說不是正規軍，但總還是戰鬥人員。他對他們的仇恨，同他對城裏那種偷偷摸摸的邪惡戰爭的仇恨相比，簡直算不了什麽。在後一種戰爭裏，清潔工人把塑料炸彈放在法國人常去光顧的咖啡館、超級市場和遊藝場裏。他為了把那些在法國公民中間置放炸彈的壞分子清除出君土坦丁而採取的殘酷措施，使他在卡斯巴城得到了“屠夫”的綽號。
為了最終消滅民族解放陣線及其軍隊，惟一需要的就是從巴黎得到更多的幫助。羅丹和大多數狂熱分子一樣，可以單憑信念而不顧觀點、戰爭費用的日益增長；在一場愈來愈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重負下，法國的經濟搖搖欲墜；義務兵的士氣逐日下降等等，對他來說，都成了小事一樁。
1958年6 月，戴高樂重新執政，出任法國總理。他幹淨利落地搞掉了腐敗的搖搖欲墜的第四共和國，建立了第五共和國。由於他使用了“法國的阿爾及利亞”這個詞，並由將軍們傳達下去，這才使他得以回到總統府，然後又於1959年四月進入愛麗舍宮。當羅丹聽到戴高樂說出那個詞時，他回到屋裏興奮得哭了。當戴高樂訪問阿爾及利亞時，對於羅丹來說，就好像上帝降臨人間。羅丹認為戴高樂肯定正在製定新的政策，共產黨人將被撤職，讓·保羅·薩特必然會以叛國罪被槍決，工會必須服從指揮，而法國不久終將全力保護她在阿爾及利亞的親骨肉，支持正在保衛法國文化邊疆的軍隊的。
可是，復員後回去幹什麽呢？他除了父親教給的修鞋技術以外，一無所長。他發現自己家鄉的工人階級已歸共產黨控製，共產黨接管了“抵抗運動”和“自由法國”的內務部。因此，他隻好留在軍隊裏。後來他看到從軍官學校畢業的有知識的年輕新一代，通過教室裏的理論課程贏得了同他一樣的、用鮮血換來的“v ”形軍官臂章，這使他更感到不平。當他眼看著他們在軍銜和特權方麵都超過自己以後，這種不平之感便變得難以擺脫了。
剩下來的惟一出路是參加殖民軍部隊，那兒的士兵勇猛頑強，長年征戰，不比那些義務兵隻是在操場上練個沒完。因此，他設法調到了殖民軍空降部隊。
他在印度支那的一年裏，很快成為一名連長。和他生活和戰鬥在一起的人，說的和想的都是和他一致的。作為一個鞋匠出身的青年人，要想往上爬，還必須通過戰鬥、戰鬥、更多的戰鬥。他在印度支那戰爭結束時，已經是一名陸軍少校了。他回到法國又經歷了不愉快和受挫折的一年以後，又被調到阿爾及利亞。
法國撤出印度支那這件事以及他在法國度過的那一年，使潛伏在內心的憤憤不平變成了對政客們和共產黨人的厭惡。在他眼裏，政客和共產黨是一路貨，他們這些人已經深深地滲透到法國的各種社會生活中去了。法國如果不由軍人統治，就永遠無法擺脫那些遍布法國政界的賣國賊、馬屁精的掌握。隻有軍隊裏才不存在這兩種人。
羅丹像大多數作戰軍官一樣，曾親眼看著自己的士兵死去，有時還掩埋過那些不幸被俘的士兵的支離破碎的屍體，因而把士兵看做是真正的社會中堅。正是由於這些戰士的流血犧牲，那些資產階級才得以在家裏過著舒適的生活。他在印度支那的叢林裏打了八年仗以後，才從祖國的老百姓那裏知道，大部分人對於軍隊還是毫不關心的。他看到過左翼知識分子指責軍隊的文章，寫的無非是些關於嚴刑拷問戰俘以獲取重大情報等瑣碎小事。這些在馬爾克·羅丹內心激起了一種反感，這種反感和他原先由於沒有晉升機會而積下的不滿情緒結合起來，使他變得更加狂熱。
他一直認為，如果當地有殖民地政府當局的支持，在國內有政府和人民作為後盾，那麽軍隊是能夠打敗越盟的。在越南的失敗是一種集體的背叛，使得成千上萬的優秀青年在那兒死去，而且死得毫無意義。羅丹自己是決不會也決不可能背叛的。在阿爾及利亞就能證明這一點。他在1956年春天離別馬賽口岸時，是一個很快活的人。他似乎相信，在遙遠的阿爾及利亞的高山上他將達到自己畢生事業的頂峰，從而使法國軍隊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成為至高無上的軍隊兩年艱苦和殘酷的戰鬥，並沒有動搖他信念。確實，這些反抗者並不是像他當初想像的那樣容易被征服。雖然他和他的士兵們擊斃了多少反抗者，把多少村莊夷為平地，使不少反抗者在折磨中死去，但這些反抗者的力量卻愈來愈壯大，不但在鄉村擴大了勢力，而且包括不少城市在內。
他所需要的當然是宗主國給他的支援。在這裏或者在那裏，不論在什麽地方打仗，毫無疑問都是法國領土的一個角落。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一部分，那裏居住著300 萬法國人。人們為阿爾及利亞打仗，就像為諾曼第、布列塔尼、或者阿爾卑斯打仗一樣。在他升為陸軍中校時，他就轉移到城市去戰鬥，起初在波尼，後來到君士坦丁。
在布萊德他是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作戰，他們雖說不是正規軍，但總還是戰鬥人員。他對他們的仇恨，同他對城裏那種偷偷摸摸的邪惡戰爭的仇恨相比，簡直算不了什麽。在後一種戰爭裏，清潔工人把塑料炸彈放在法國人常去光顧的咖啡館、超級市場和遊藝場裏。他為了把那些在法國公民中間置放炸彈的壞分子清除出君土坦丁而採取的殘酷措施，使他在卡斯巴城得到了“屠夫”的綽號。
為了最終消滅民族解放陣線及其軍隊，惟一需要的就是從巴黎得到更多的幫助。羅丹和大多數狂熱分子一樣，可以單憑信念而不顧觀點、戰爭費用的日益增長；在一場愈來愈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重負下，法國的經濟搖搖欲墜；義務兵的士氣逐日下降等等，對他來說，都成了小事一樁。
1958年6 月，戴高樂重新執政，出任法國總理。他幹淨利落地搞掉了腐敗的搖搖欲墜的第四共和國，建立了第五共和國。由於他使用了“法國的阿爾及利亞”這個詞，並由將軍們傳達下去，這才使他得以回到總統府，然後又於1959年四月進入愛麗舍宮。當羅丹聽到戴高樂說出那個詞時，他回到屋裏興奮得哭了。當戴高樂訪問阿爾及利亞時，對於羅丹來說，就好像上帝降臨人間。羅丹認為戴高樂肯定正在製定新的政策，共產黨人將被撤職，讓·保羅·薩特必然會以叛國罪被槍決，工會必須服從指揮，而法國不久終將全力保護她在阿爾及利亞的親骨肉，支持正在保衛法國文化邊疆的軍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