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伊決定對“秘密軍隊組織”的某些高層陰謀分子來個殺一儆百。他對最高軍事法庭正在進行的對巴斯蒂安·蒂尼的審判結局十分放心，因為蒂尼已在被告席上直言不諱地努力說明為什麽他認為夏爾·戴高樂應該死。這一點就足夠判他的死刑了。但是還需要更多殺雞儆猴的例子。
2 月22日，法國保安總局第二局局長致內政部長的一份備忘錄的抄件到達了行動分局局長羅蘭的辦公桌上，內容摘要如下：我們已經查明這場顛覆運動的一名主要領導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國陸軍上校安東尼·阿古。他已逃往德國，根據我方情報局的惰報，他將在德國停留數日。
既然如此，應有可能對阿古下手，或可捉拿歸案。我方的反間諜機構曾向能於的德國反間諜當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絕。德國反間諜當局現同意我方人員跟蹤阿古和“秘密軍隊組織”的其他領導人。因此，我方的行動，凡針對阿古者，必須以最快速度周密進行，而且要求授予全權。
這項任務交給了行動分局。
1963年2 月25日，安東尼·阿古在羅馬會見了其他“秘密軍隊組織”的領袖後回到德國的慕尼黑。他沒有直接回到烏納特爾街的寓所，卻乘坐出租汽車到伊登·沃爾夫旅館開了一個房間，打算在這兒開個會。他還沒有到房間去，在旅館的大廳裏就遇到兩個口操純粹德語的人找他談話。他還以為他們是德國的便衣警察，正打算從口袋裏取出他的護照。
這時，他突然感到兩隻手臂被緊緊夾住，他的腳離開了地麵，被架到停在旅館門口的一輛洗衣房的麵包車裏。他開始抗議，卻遭到了對方用法國話的一頓臭罵，一隻強有力的手打在他的鼻子上，另一隻手擊中了他的腹部，一隻手指點了他耳朵下的神經，他突然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24小時以後，巴黎凱德索菲弗街36號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電話鈴響了。一個沙啞的聲音對接電話的警官說，他代表“秘密軍隊組織”說話，並說安東尼·阿古已經“捆綁停當”，待在這座房子後麵停著的一輛麵包車裏。幾分鍾後，麵包車的門打開了，阿古跌跌撞撞地從車上下來，出現在一群驚呆了的警官麵前。
阿古的眼睛被蒙住了24小時，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著才站得住。由於鼻子出血，他的臉上沾滿著血跡。他的嘴被一個鉗子夾住。
警察把鉗子拿掉，有人問他：“你是安東尼·阿古上校嗎？”他說：“對。”至於阿古前一晚如何被特工人員偷運過國境，這輛汽車又如何開到警察局後院而由一個陌生人用電話通知，這隻不過是他們在工作中開了個玩笑。阿古一直被拘留到1968年才釋放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行動分局沒有估計到的：他們弄掉阿古雖然使“秘密軍隊組織”的士氣大為低落，但是卻為阿古身後那位不出名的副手——馬爾克·羅丹上校掌握謀刺戴高樂行動的指揮權鋪平了道路。他雖然藉藉無名，卻同樣精明強於。從許多方麵來講，這是一件不合算的買賣。
3 月4 日，最高軍事法庭宣布了對巴斯蒂安·蒂尼的判決，他和其他兩人被判處死刑，而“拐子”瓦當則沒有逮住。
3 月8 日，戴高樂總統花了三個小時的時間聽了犯人辯護律師提出的減刑請求。最後，他把其他兩人的死刑減判為終身監禁，而對巴斯蒂安·蒂尼則維持原判。
這天晚上，律師把最後的判決告訴了這個空軍中校。當後者微笑著表示不相信時，律師說：“日期定在3 月11日，你將被槍決。”
巴斯蒂安·蒂尼依然保持微笑並且搖搖頭。
他告訴律師說：“你不知道，在法國軍隊裏，沒有一隊士兵會對準我開槍的。”
他畢竟估計錯了。
在法國的第一歐洲廣播電台早晨8 、點鍾的新聞節目裏，報導了這條執行槍決的消息。在西歐大部分土地上，隻要願意收聽的人都能聽到這條消息。
在奧地利一家小旅館的一間房子裏，這條消息觸發了一係列的計謀和行動，這些計謀和行動使戴高樂將軍比他畢生事業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死亡。住在這個房間裏的就是“秘密軍隊組織”的新行動首腦馬爾克·羅丹上校。
二
馬爾克·羅丹關了半導體收音機，從桌子旁站起身來，一盤早餐幾乎原封未動地留在桌子上。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開始一根接一根地抽菸。
他遠眺窗外白雪覆蓋的景色：這遲來的春天，使積雪還沒有開始融化。
“這些混蛋！”他小聲地詛咒著以表示憤恨。接著他又輕輕地用一連串的咒罵以發泄他對法國總統、他的政府和行動分局的強烈仇恨。
羅丹在許多方麵都不像前麵幾個領袖人物。他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灰白色的臉蘊藏著滿腹仇恨。不像其他的拉丁人，他經常以一種冷淡的態度來掩飾自己的感情。由於他沒有理工科大學畢業的學歷，使他不能再往上晉升。他是一個鞋匠的兒子。在德國侵略法國的時候，他才十七八歲，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裏，他駕駛著一條漁船，從法國逃到英國，後來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幟下當了一名列兵。
2 月22日，法國保安總局第二局局長致內政部長的一份備忘錄的抄件到達了行動分局局長羅蘭的辦公桌上，內容摘要如下：我們已經查明這場顛覆運動的一名主要領導人的下落，他是前法國陸軍上校安東尼·阿古。他已逃往德國，根據我方情報局的惰報，他將在德國停留數日。
既然如此，應有可能對阿古下手，或可捉拿歸案。我方的反間諜機構曾向能於的德國反間諜當局提出合作要求，但遭到拒絕。德國反間諜當局現同意我方人員跟蹤阿古和“秘密軍隊組織”的其他領導人。因此，我方的行動，凡針對阿古者，必須以最快速度周密進行，而且要求授予全權。
這項任務交給了行動分局。
1963年2 月25日，安東尼·阿古在羅馬會見了其他“秘密軍隊組織”的領袖後回到德國的慕尼黑。他沒有直接回到烏納特爾街的寓所，卻乘坐出租汽車到伊登·沃爾夫旅館開了一個房間，打算在這兒開個會。他還沒有到房間去，在旅館的大廳裏就遇到兩個口操純粹德語的人找他談話。他還以為他們是德國的便衣警察，正打算從口袋裏取出他的護照。
這時，他突然感到兩隻手臂被緊緊夾住，他的腳離開了地麵，被架到停在旅館門口的一輛洗衣房的麵包車裏。他開始抗議，卻遭到了對方用法國話的一頓臭罵，一隻強有力的手打在他的鼻子上，另一隻手擊中了他的腹部，一隻手指點了他耳朵下的神經，他突然覺得眼前一片漆黑，就不省人事了。
24小時以後，巴黎凱德索菲弗街36號司法警察署刑警大隊的電話鈴響了。一個沙啞的聲音對接電話的警官說，他代表“秘密軍隊組織”說話，並說安東尼·阿古已經“捆綁停當”，待在這座房子後麵停著的一輛麵包車裏。幾分鍾後，麵包車的門打開了，阿古跌跌撞撞地從車上下來，出現在一群驚呆了的警官麵前。
阿古的眼睛被蒙住了24小時，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著才站得住。由於鼻子出血，他的臉上沾滿著血跡。他的嘴被一個鉗子夾住。
警察把鉗子拿掉，有人問他：“你是安東尼·阿古上校嗎？”他說：“對。”至於阿古前一晚如何被特工人員偷運過國境，這輛汽車又如何開到警察局後院而由一個陌生人用電話通知，這隻不過是他們在工作中開了個玩笑。阿古一直被拘留到1968年才釋放了。
但是有一件事是行動分局沒有估計到的：他們弄掉阿古雖然使“秘密軍隊組織”的士氣大為低落，但是卻為阿古身後那位不出名的副手——馬爾克·羅丹上校掌握謀刺戴高樂行動的指揮權鋪平了道路。他雖然藉藉無名，卻同樣精明強於。從許多方麵來講，這是一件不合算的買賣。
3 月4 日，最高軍事法庭宣布了對巴斯蒂安·蒂尼的判決，他和其他兩人被判處死刑，而“拐子”瓦當則沒有逮住。
3 月8 日，戴高樂總統花了三個小時的時間聽了犯人辯護律師提出的減刑請求。最後，他把其他兩人的死刑減判為終身監禁，而對巴斯蒂安·蒂尼則維持原判。
這天晚上，律師把最後的判決告訴了這個空軍中校。當後者微笑著表示不相信時，律師說：“日期定在3 月11日，你將被槍決。”
巴斯蒂安·蒂尼依然保持微笑並且搖搖頭。
他告訴律師說：“你不知道，在法國軍隊裏，沒有一隊士兵會對準我開槍的。”
他畢竟估計錯了。
在法國的第一歐洲廣播電台早晨8 、點鍾的新聞節目裏，報導了這條執行槍決的消息。在西歐大部分土地上，隻要願意收聽的人都能聽到這條消息。
在奧地利一家小旅館的一間房子裏，這條消息觸發了一係列的計謀和行動，這些計謀和行動使戴高樂將軍比他畢生事業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死亡。住在這個房間裏的就是“秘密軍隊組織”的新行動首腦馬爾克·羅丹上校。
二
馬爾克·羅丹關了半導體收音機，從桌子旁站起身來，一盤早餐幾乎原封未動地留在桌子上。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開始一根接一根地抽菸。
他遠眺窗外白雪覆蓋的景色：這遲來的春天，使積雪還沒有開始融化。
“這些混蛋！”他小聲地詛咒著以表示憤恨。接著他又輕輕地用一連串的咒罵以發泄他對法國總統、他的政府和行動分局的強烈仇恨。
羅丹在許多方麵都不像前麵幾個領袖人物。他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灰白色的臉蘊藏著滿腹仇恨。不像其他的拉丁人，他經常以一種冷淡的態度來掩飾自己的感情。由於他沒有理工科大學畢業的學歷，使他不能再往上晉升。他是一個鞋匠的兒子。在德國侵略法國的時候，他才十七八歲，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日子裏，他駕駛著一條漁船，從法國逃到英國，後來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幟下當了一名列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