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丹對這一切就像他對太陽會從東方出來一樣有把握。當戴高樂以他自己的辦法著手恢復法國時，羅丹以為一定是哪裏出了毛病了。總得允許老頭兒有一定的時間啊。當法國內閣與本·貝拉和民族解放陣線開始初步談判的傳聞不脛而走時，羅丹覺得不能相信。他雖然同情大個子喬·奧梯茲於1960年領導移民發動的那場叛亂，但是他仍然認為未對當地農民進行徹底的掃蕩僅僅是戴高樂的權宜之計。他確信老頭兒是一點也不糊塗的。他不是曾經喊過“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嗎？
當最後毫無疑問地證明戴高樂復興法國的版圖並不包括阿爾及利亞時，羅丹的理想就像一個瓷瓶被火車撞得粉碎一樣破滅了。忠誠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留下的隻有仇恨。他恨這個製度，恨這些政治家，恨知識分子，恨阿爾及利亞人，恨工會委員會，恨新聞工作者，恨外國人，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個人——戴高樂。1961年4 月，除掉一些軟耳朵的膽小鬼們拒絕參加外，羅丹帶領全團舉行了一次軍事政變。
譁變失敗了。戴高樂隻是略施小計，就把譁變在娘胎裏扼殺了。在最終宣布開始同民族解放陣線進行談判的前幾周，給部隊發了成千上萬台簡易半導體收音機，這件事絲毫沒有引起軍官們的注意。他們把收音機看成是給予部隊的無害安撫，許多軍官和高級軍士們甚至還贊成這種做法。苦於炎熱、蒼蠅和無聊生活的士兵們，聽聽法國的流行音樂倒是一種愜意的消遣呢。
但戴高樂的聲音就不是這麽無害了。在軍隊的忠誠受到考驗的嚴重關頭，遍布整個阿爾及利亞各兵營的成千上萬的義務兵打開收音機收聽新聞。新聞結束後，他們聽到了羅丹自己於1940年6 月曾經聽到的同一個聲音，內容也幾乎相同：你們麵臨著忠誠的抉擇。我就是法國，掌握著法國的命運。跟隨我，服從我。
一些營長早晨醒來時發現隻有少數幾個軍官還在，大多數軍士都走了。
兵變像南柯一夢似地被收音機的廣播粉碎了。羅丹比其他部隊幸運些，他的120名軍官和士兵跟他在一起。這是因為他帶領的這個部隊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印度支那流過汗的，而且在阿爾及利亞也流過血的。他和其他參加兵變的人在一起，組織了一個“秘密軍隊組織”，發誓要推翻愛麗舍宮的那個叛徒。
在勝利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和效忠於法國的軍隊之間，進行大規模破壞的時間不多了。在最後的七周裏，當法國殖民者把他們畢生辛苦所得廉價變賣、逃離戰火紛飛的海岸時，“秘密軍隊組織”對他們不得不留下的一切進行了最後一次駭人聽聞的洗劫。之後，那些在戴高樂當局的名單上掛了號的“秘密軍隊組織”領導人，隻有離鄉背井逃亡國外一條路了。
1961年冬，羅丹成為安東尼·阿古的副手，也是流放國外的“秘密軍隊組織”的行動領袖。從此以後，阿古憑他銳利的鑑別能力、他的才幹和他的敏捷，使他成為在法國大城市進行活動的幕後人；而羅丹的特點，則是他的組織能力、他的老練和他具有豐富的戰鬥知識。
如果他僅僅是一名粗魯的狂熱者，那他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而決不會是一個傑出的領袖。早在60年代初期，很多有才幹的人為“秘密軍隊組織”扛槍。但他比這些人更為能幹。老鞋匠生下他時給他一個善於思考的頭腦，雖然他始終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也沒有經過軍事學院的訓練，他是用自己的步子，走出他自己的路來的。
當羅丹以自己的信條麵對法國和麵對軍隊的榮譽時，他和其他人一樣的固執；但當他對待純粹是具體問題時，他就能重視實際效果並進行邏輯的思考，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的魯莽的狂熱分子和不顧死活的亡命之徒更高明一籌。
因此，他在3 月11日那天早晨，想到了如何謀刺戴高樂的問題。他並不那麽傻，認為這項工作簡單易行。相反，由於小克拉瑪和軍事學院的失敗，更加重了困難。要想尋找一個刺客倒不是難辦的，問題是現在總統周圍已經築起了一堵很安全的圍牆，想找一個人或提一個簡單計劃，能鑽進這個安全的圍牆，已經是非常困難了。
他有條不紊地在腦子裏思索著一係列的問題。
他在窗前坐了兩個小時，一根接一根地吸著煙，直到整個屋子都瀰漫著藍色的煙霧，才擬出了一個計劃來解決這些問題。他對計劃進行嚴格檢查時，它似乎合理可行，但到最後卻總是經不起考驗，無法成立。想來想去，總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即保密問題。
自從小克拉瑪事件以後，情況有了改變。行動分局打人“秘密軍隊組織”上下各層的程度已達到驚人的地步。他的上級阿古最近遭到綁架一事就表明行動分局是多麽急於抓到“秘密軍隊組織”的領導人並加以審問。他們甚至不惜和德國政府大吵一場。
阿古受審已有十四天，“秘密軍隊組織”的全體領導人都不得不東躲西藏。喬治·皮杜爾突然對出頭露麵失去興趣。全國抵抗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驚慌失措地逃到西班牙、美國和比利時。他們一窩蜂地搶購假證件和遠程機票。
較下層的成員們看到這種情況後，都大為喪氣。在法國境內，以前樂於提供協助的人，如藏匿被追捕的人、運送武器。傳遞消息，甚至提供情報等等，如今接到電話時卻都輕聲說一句道歉，就掛上了電話，再也不肯理睬他們了。
當最後毫無疑問地證明戴高樂復興法國的版圖並不包括阿爾及利亞時，羅丹的理想就像一個瓷瓶被火車撞得粉碎一樣破滅了。忠誠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留下的隻有仇恨。他恨這個製度，恨這些政治家，恨知識分子，恨阿爾及利亞人，恨工會委員會，恨新聞工作者，恨外國人，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個人——戴高樂。1961年4 月，除掉一些軟耳朵的膽小鬼們拒絕參加外，羅丹帶領全團舉行了一次軍事政變。
譁變失敗了。戴高樂隻是略施小計，就把譁變在娘胎裏扼殺了。在最終宣布開始同民族解放陣線進行談判的前幾周，給部隊發了成千上萬台簡易半導體收音機，這件事絲毫沒有引起軍官們的注意。他們把收音機看成是給予部隊的無害安撫，許多軍官和高級軍士們甚至還贊成這種做法。苦於炎熱、蒼蠅和無聊生活的士兵們，聽聽法國的流行音樂倒是一種愜意的消遣呢。
但戴高樂的聲音就不是這麽無害了。在軍隊的忠誠受到考驗的嚴重關頭，遍布整個阿爾及利亞各兵營的成千上萬的義務兵打開收音機收聽新聞。新聞結束後，他們聽到了羅丹自己於1940年6 月曾經聽到的同一個聲音，內容也幾乎相同：你們麵臨著忠誠的抉擇。我就是法國，掌握著法國的命運。跟隨我，服從我。
一些營長早晨醒來時發現隻有少數幾個軍官還在，大多數軍士都走了。
兵變像南柯一夢似地被收音機的廣播粉碎了。羅丹比其他部隊幸運些，他的120名軍官和士兵跟他在一起。這是因為他帶領的這個部隊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印度支那流過汗的，而且在阿爾及利亞也流過血的。他和其他參加兵變的人在一起，組織了一個“秘密軍隊組織”，發誓要推翻愛麗舍宮的那個叛徒。
在勝利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和效忠於法國的軍隊之間，進行大規模破壞的時間不多了。在最後的七周裏，當法國殖民者把他們畢生辛苦所得廉價變賣、逃離戰火紛飛的海岸時，“秘密軍隊組織”對他們不得不留下的一切進行了最後一次駭人聽聞的洗劫。之後，那些在戴高樂當局的名單上掛了號的“秘密軍隊組織”領導人，隻有離鄉背井逃亡國外一條路了。
1961年冬，羅丹成為安東尼·阿古的副手，也是流放國外的“秘密軍隊組織”的行動領袖。從此以後，阿古憑他銳利的鑑別能力、他的才幹和他的敏捷，使他成為在法國大城市進行活動的幕後人；而羅丹的特點，則是他的組織能力、他的老練和他具有豐富的戰鬥知識。
如果他僅僅是一名粗魯的狂熱者，那他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而決不會是一個傑出的領袖。早在60年代初期，很多有才幹的人為“秘密軍隊組織”扛槍。但他比這些人更為能幹。老鞋匠生下他時給他一個善於思考的頭腦，雖然他始終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也沒有經過軍事學院的訓練，他是用自己的步子，走出他自己的路來的。
當羅丹以自己的信條麵對法國和麵對軍隊的榮譽時，他和其他人一樣的固執；但當他對待純粹是具體問題時，他就能重視實際效果並進行邏輯的思考，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的魯莽的狂熱分子和不顧死活的亡命之徒更高明一籌。
因此，他在3 月11日那天早晨，想到了如何謀刺戴高樂的問題。他並不那麽傻，認為這項工作簡單易行。相反，由於小克拉瑪和軍事學院的失敗，更加重了困難。要想尋找一個刺客倒不是難辦的，問題是現在總統周圍已經築起了一堵很安全的圍牆，想找一個人或提一個簡單計劃，能鑽進這個安全的圍牆，已經是非常困難了。
他有條不紊地在腦子裏思索著一係列的問題。
他在窗前坐了兩個小時，一根接一根地吸著煙，直到整個屋子都瀰漫著藍色的煙霧，才擬出了一個計劃來解決這些問題。他對計劃進行嚴格檢查時，它似乎合理可行，但到最後卻總是經不起考驗，無法成立。想來想去，總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即保密問題。
自從小克拉瑪事件以後，情況有了改變。行動分局打人“秘密軍隊組織”上下各層的程度已達到驚人的地步。他的上級阿古最近遭到綁架一事就表明行動分局是多麽急於抓到“秘密軍隊組織”的領導人並加以審問。他們甚至不惜和德國政府大吵一場。
阿古受審已有十四天，“秘密軍隊組織”的全體領導人都不得不東躲西藏。喬治·皮杜爾突然對出頭露麵失去興趣。全國抵抗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驚慌失措地逃到西班牙、美國和比利時。他們一窩蜂地搶購假證件和遠程機票。
較下層的成員們看到這種情況後，都大為喪氣。在法國境內，以前樂於提供協助的人，如藏匿被追捕的人、運送武器。傳遞消息，甚至提供情報等等，如今接到電話時卻都輕聲說一句道歉，就掛上了電話，再也不肯理睬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