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又創造了直樸的專門選鄉、會試闡墨的馬二先生，用大量筆墨描寫這一可愛的人物，也是同八股文有密切關係的。可是這位可愛的馬二先生，進學成了秀才之後，考過六七個案首（秀才歲考時的第一名），卻始終沒有考中過舉人。隻不過補了廩，即成績好的秀才，每月國家發給一二兩銀子膏火銀，謂之“廩生”，意思就是由國家倉廩發給生活費的諸生（秀才總名，即各種學生。因為府考叫進學，秀才自稱：學生’，在本縣學中有名額）。而這位不曾中舉的馬二先生，對八股文卻是深信不疑，有一套完整的理論的。如十三回中所講：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宏又是一變，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註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註疏氣不過失之於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
又說批文章道：
“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後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說的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著得的麽？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採取《語類》、《或問》（按即黎清德所編《朱子語類》及朱熹著《四書或問》二書，前者是編朱熹語錄，後麵是朱熹自著，八股文《四書》題解釋發揮，以“朱注”為標準，故批語亦以此二書為據）上的精語。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悟出幾十篇的道理，才為有益。”
最後說到“舉業”道：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隻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作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念文章，就是念八股；做舉業，就是做八股，最終的努力方向，就是得中做官。馬二先生的話說的極為坦率中肯，孔夫子活在明、清二代，也要作八股文，這是肯定的。可惜清代人不重視通俗小說：馬二先生的八股理論，由作文、選文、批文到八股文的最終目的，說的這樣精闢，而阮元《四書文話》、梁章钜《製藝叢話》二書中都沒有採錄，是十分可惜的。
與《儒林外史》同時代的是《紅樓夢》。曹雪芹據新刊朱淡文所著《紅樓夢論源》考證：生於清康熙五十四年夏，卒於幹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生年比吳敬梓晚十四年，卒年晚八年。應該說是同時代的人，同時代的書。所受教育同樣是八股文教育，在書中也同樣對八股文有所反映。盡管多少不同，態度不一樣，但其時代烙印則是一樣的。不過曹雪芹生前的遭遇和身後的資料較蒲鬆齡、吳敬梓二位要少的多。蒲、吳二位雖然一生未中舉，未進入仕途，但生前已是知名的老明經，一位受到王漁洋的賞識，一位受到地方長官的推薦，要他試“博學宏詞”，這在清代前期是極高的榮譽。而身後蒲鬆齡有集，地方誌還有傳。吳敬梓也有《文木山房集》傳世。曹雪芹則無法和他們比，雖然他是正白旗包衣，又有顯赫的祖輩，但到他已是罪人家子弟，生前潦倒，死後蕭條，除殘存的《紅樓夢》而外，其他資料真是少的可憐。雖然多少學人苦心搜求，也隻是極可憐的幾條，而且都不是當時大名人有力的證明，說明曹雪芹生前朋友圈子是很小的。在清代漢人對旗人的看法是很勢利的，對於當權的旗人，皇親國戚，或阿諛奉承，或心懷畏懼，或敢怒而不敢言；對於倒台旗人、或旗人罪人家飄零子弟，那照例是十分討厭，而且看不起的。這種民族壓迫所造成的逆反心理，原是很自然的。但受到這種冷遇的人，心理自然也難坦然，必然也產生憤世疾俗的想法。對於曹雪芹的心理狀態，研討者常常忽略。但這正是認識他思想的重要依據，據此才能更好評價他的各種觀點。其對舉業和八股文的看法，從本質上說，同馬二先生的看法是一個根源，兩種態度。一是積極爭取，一是消極藐視；一個老實承認，一個自命清高。如果把承認葡萄是甜的，很想吃葡萄，但又吃不到，老實告訴別人登高去摘的人，和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人相比，表麵看，似乎很容易區別。而在實際生活中，前者每被人斥為凡夫俗子，而後者則常易於博得人的同情、讚賞，被認為是清高。曹雪芹能寫出偉大作品《紅樓夢》，一因天才，二因遭遇經歷，三也因他的學識……有這樣學識的人，自然他幼時所受教育時間很長，也是十分嚴格的。當時正式高程度的教育，沒有別的，惟一的就是八股文教育，也可以說是舉業教育。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他沒有功名，參加過多少次考試，也不得其詳。按當時習慣，一般讀書人，童子試都要觀場的。因而有的書如梁恭辰《北東園筆錄》說他是“貢生”，即進過學，成為秀才又補了貢。這有可能，但單文孤證，不足為憑。不過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他十分熟悉八股文，說的頭頭是道，二是他厭惡八股文，看不起八股文。證明在《紅樓夢》第七十三回開頭一大段文字：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宏又是一變，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註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註疏氣不過失之於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
又說批文章道：
“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後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說的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著得的麽？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採取《語類》、《或問》（按即黎清德所編《朱子語類》及朱熹著《四書或問》二書，前者是編朱熹語錄，後麵是朱熹自著，八股文《四書》題解釋發揮，以“朱注”為標準，故批語亦以此二書為據）上的精語。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悟出幾十篇的道理，才為有益。”
最後說到“舉業”道：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隻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作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念文章，就是念八股；做舉業，就是做八股，最終的努力方向，就是得中做官。馬二先生的話說的極為坦率中肯，孔夫子活在明、清二代，也要作八股文，這是肯定的。可惜清代人不重視通俗小說：馬二先生的八股理論，由作文、選文、批文到八股文的最終目的，說的這樣精闢，而阮元《四書文話》、梁章钜《製藝叢話》二書中都沒有採錄，是十分可惜的。
與《儒林外史》同時代的是《紅樓夢》。曹雪芹據新刊朱淡文所著《紅樓夢論源》考證：生於清康熙五十四年夏，卒於幹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生年比吳敬梓晚十四年，卒年晚八年。應該說是同時代的人，同時代的書。所受教育同樣是八股文教育，在書中也同樣對八股文有所反映。盡管多少不同，態度不一樣，但其時代烙印則是一樣的。不過曹雪芹生前的遭遇和身後的資料較蒲鬆齡、吳敬梓二位要少的多。蒲、吳二位雖然一生未中舉，未進入仕途，但生前已是知名的老明經，一位受到王漁洋的賞識，一位受到地方長官的推薦，要他試“博學宏詞”，這在清代前期是極高的榮譽。而身後蒲鬆齡有集，地方誌還有傳。吳敬梓也有《文木山房集》傳世。曹雪芹則無法和他們比，雖然他是正白旗包衣，又有顯赫的祖輩，但到他已是罪人家子弟，生前潦倒，死後蕭條，除殘存的《紅樓夢》而外，其他資料真是少的可憐。雖然多少學人苦心搜求，也隻是極可憐的幾條，而且都不是當時大名人有力的證明，說明曹雪芹生前朋友圈子是很小的。在清代漢人對旗人的看法是很勢利的，對於當權的旗人，皇親國戚，或阿諛奉承，或心懷畏懼，或敢怒而不敢言；對於倒台旗人、或旗人罪人家飄零子弟，那照例是十分討厭，而且看不起的。這種民族壓迫所造成的逆反心理，原是很自然的。但受到這種冷遇的人，心理自然也難坦然，必然也產生憤世疾俗的想法。對於曹雪芹的心理狀態，研討者常常忽略。但這正是認識他思想的重要依據，據此才能更好評價他的各種觀點。其對舉業和八股文的看法，從本質上說，同馬二先生的看法是一個根源，兩種態度。一是積極爭取，一是消極藐視；一個老實承認，一個自命清高。如果把承認葡萄是甜的，很想吃葡萄，但又吃不到，老實告訴別人登高去摘的人，和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人相比，表麵看，似乎很容易區別。而在實際生活中，前者每被人斥為凡夫俗子，而後者則常易於博得人的同情、讚賞，被認為是清高。曹雪芹能寫出偉大作品《紅樓夢》，一因天才，二因遭遇經歷，三也因他的學識……有這樣學識的人，自然他幼時所受教育時間很長，也是十分嚴格的。當時正式高程度的教育，沒有別的，惟一的就是八股文教育，也可以說是舉業教育。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他沒有功名，參加過多少次考試，也不得其詳。按當時習慣，一般讀書人，童子試都要觀場的。因而有的書如梁恭辰《北東園筆錄》說他是“貢生”，即進過學，成為秀才又補了貢。這有可能，但單文孤證，不足為憑。不過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他十分熟悉八股文，說的頭頭是道，二是他厭惡八股文，看不起八股文。證明在《紅樓夢》第七十三回開頭一大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