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八股文、試帖詩，其思維鍛鍊，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能達到如此縝密的程度，以此思維、以此文字，加以真情激動之時，去寫詩寫詞，自然如《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所說，要詩是詩，要詞是詞了。這就叫過得硬的功夫。清初王士禎《池北偶談》記某布衣，有詩名，而詩多格格不達處，問汪鈍翁為什麽。汪說：這是因為沒有理解寫時文的原因，時文雖不像詩、古文那樣，但是不解八股，“理路終不分明”，所以詩也寫不好，多不通處。這則筆記前麵引過，在此不再贅引，但這“理路”二字提的最好，“理路”即思維條理，是否通暢，這不隻是天生的，而更多是靠後天鍛鍊的。八股文、試帖詩，主要起到訓練理路的最大作用。清嘉道間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一則記雲：
“不從製義入手者，詩多不工，前輩多論之者。而工製義者，又往往不工詩，蓋魚、熊本難兼美，且一如妙索環中，一則神遊象外，其間固微有區別也。袁簡齋曰：老子曰：仁義者，道德之蘧廬也。可一蹴而不可久處也。其製義之謂乎？”
卷八又一則雲：
“從來工製藝者，未必工詩，以心無二用也。然餘謂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詩者。且文人之詩，方能入細。有明至今，騷壇之卓卓者，非即台閣之錚錚乎？”
粱章钜《製義叢話》中於引用王士禎《池北偶談》記汪鈍翁論製藝與詩之關係話後又加按語雲：
“此論實墒不可易，今之作八律詩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於作奏疏人長於作官牘文書，亦未有不從八股格結束，而能文從字順各識職者也。”
這幾則筆記均可作為八股與古文、與公文、與詩的關係的說明。所說“騷壇之卓卓”者，均“台閣之錚錚者”，這也是歷史事實。清初大詩人如吳梅村、王漁洋、後來的如袁枚、清末的王湘綺、陳散原等無一不是少年科第，八股出身。連短命詩人黃仲則，也是秀才出身。梁紹壬所說的“真文人”，也就是說一通百通，真正的大家，如今天說的“多麵手”，尤其文史哲不分家，這三者本都是相通的。不妨舉一則詩人的八股供讀者欣賞：《製義叢話》卷九載：
“新城王文簡公士禎為本朝詩家領袖，不以時文名，餘僅讀其會墨兩首，則名貴與其詩同。如《詩可以興》七句文，後結二比雲：
‘蓋人惟不知詩之益係乎此耳。誠知詩之益係乎此，而深固可念，淺亦可思。即由庚華黍，或等於魯鼓、薛鼓之無文。而詠嘆流連，皆可通元音於六藝。
抑唯不知益之備存乎此耳。誠知益之備存乎此，而正直者宜風，寬柔恭儉者宜雅頌。即列國名卿，時亦賦蟋蚌草蟲以見誌。而節情飭性，更無殊在垌之四章。’
又《考諸三王而繆》二句起講雲：
‘力能創古今之奇，而必以前王為定；才足通氣數之變，而必以兩大為歸。’
後結二比雲：
‘夫監於有夏，監於有殷，古之人垂以為訓焉。而君子之不繆顧如此，則道之隆也。道之所在。三王治其先，君子治其後，合三統以成三重。而知謨誥不必相襲，統以治人之學問而適見其同。
幹道資始，地道代終，古之人效以為則焉。而君子之不悖固如此，則道之至也。道之所在，天地為其隱，君子為其著，合三重以立三才。而知壇圻所以極功，配以王者之功名而不以為僭。’
安閑古雅如此，非湛探經學，又精於時文之法者不能。時人以公之詩為愛好，然則公之文何嚐不愛好乎？”
王漁洋詩講“神韻”，是清初四大詩家之首，順治初進士。這裏引他兩則八股文例子，以見其風格。梁章钜在按語中以“安閑古雅”四字評之，今天讀者雖不能充分領會，也可略作參考，加深八股與詩的關係的理解。
清代中葉幹、嘉之際，詩名最盛的是袁枚、字子才，一字簡齋，號隨園。名氣最大的是他南京的隨園，他自己說是《紅樓夢》的大觀園。他講詩主性靈。領袖詩壇數十年，人稱隨園老人。製藝也十分出名。梁章钜《製藝叢話》說他“袁簡齋、枚雄於詩文，不愧才子之目，而時文尤健。”又說：“袁簡齋以文名天下，操觚家得其鱗爪者，率芥檢科甲以去。先生……蓋泛濫百家，洞燭古今，固所以醞釀發揮，為政績之原本者也。有《學而優則仕》題文，末二比雲：‘豈無豪傑之流，不學而亦多事業。不知有才不學，則倉猝立功，純雜與古人分半。無才不學，則奉行故事，功名與胥吏爭長。君子以為不學而仕，與不仕同；學而不優，與不學同。故辭僚友而不疑，當大任而不動。其一仕也，上以報國家養士之恩，下以雪處士虛聲之恥。
豈無迂闊之士，信學而反多拘執，不知誤以為優，則得於野者，必失於朝。不待其優，則貧於身者，豈富於國。君子以為吾甚愛學，嚐願不優以留其學。吾尤愛仕，嚐願不優以重其仕。故鄭重以赴功名，即醞釀以成功雷雨。其一仕也，大則竹帛表生平之經濟，小則文章抒黼黻之英華。’”
人們在讀《隨園詩話》的同時，於玩味“性靈”說之餘，再讀讀他的八股文，不是就又可以了解一個全麵的在八股文教育製度下培養出來的袁隨園嗎？
“不從製義入手者，詩多不工，前輩多論之者。而工製義者，又往往不工詩，蓋魚、熊本難兼美，且一如妙索環中，一則神遊象外，其間固微有區別也。袁簡齋曰：老子曰：仁義者，道德之蘧廬也。可一蹴而不可久處也。其製義之謂乎？”
卷八又一則雲：
“從來工製藝者，未必工詩，以心無二用也。然餘謂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詩者。且文人之詩，方能入細。有明至今，騷壇之卓卓者，非即台閣之錚錚乎？”
粱章钜《製義叢話》中於引用王士禎《池北偶談》記汪鈍翁論製藝與詩之關係話後又加按語雲：
“此論實墒不可易，今之作八律詩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於作奏疏人長於作官牘文書，亦未有不從八股格結束，而能文從字順各識職者也。”
這幾則筆記均可作為八股與古文、與公文、與詩的關係的說明。所說“騷壇之卓卓”者，均“台閣之錚錚者”，這也是歷史事實。清初大詩人如吳梅村、王漁洋、後來的如袁枚、清末的王湘綺、陳散原等無一不是少年科第，八股出身。連短命詩人黃仲則，也是秀才出身。梁紹壬所說的“真文人”，也就是說一通百通，真正的大家，如今天說的“多麵手”，尤其文史哲不分家，這三者本都是相通的。不妨舉一則詩人的八股供讀者欣賞：《製義叢話》卷九載：
“新城王文簡公士禎為本朝詩家領袖，不以時文名，餘僅讀其會墨兩首，則名貴與其詩同。如《詩可以興》七句文，後結二比雲：
‘蓋人惟不知詩之益係乎此耳。誠知詩之益係乎此，而深固可念，淺亦可思。即由庚華黍，或等於魯鼓、薛鼓之無文。而詠嘆流連，皆可通元音於六藝。
抑唯不知益之備存乎此耳。誠知益之備存乎此，而正直者宜風，寬柔恭儉者宜雅頌。即列國名卿，時亦賦蟋蚌草蟲以見誌。而節情飭性，更無殊在垌之四章。’
又《考諸三王而繆》二句起講雲：
‘力能創古今之奇，而必以前王為定；才足通氣數之變，而必以兩大為歸。’
後結二比雲：
‘夫監於有夏，監於有殷，古之人垂以為訓焉。而君子之不繆顧如此，則道之隆也。道之所在。三王治其先，君子治其後，合三統以成三重。而知謨誥不必相襲，統以治人之學問而適見其同。
幹道資始，地道代終，古之人效以為則焉。而君子之不悖固如此，則道之至也。道之所在，天地為其隱，君子為其著，合三重以立三才。而知壇圻所以極功，配以王者之功名而不以為僭。’
安閑古雅如此，非湛探經學，又精於時文之法者不能。時人以公之詩為愛好，然則公之文何嚐不愛好乎？”
王漁洋詩講“神韻”，是清初四大詩家之首，順治初進士。這裏引他兩則八股文例子，以見其風格。梁章钜在按語中以“安閑古雅”四字評之，今天讀者雖不能充分領會，也可略作參考，加深八股與詩的關係的理解。
清代中葉幹、嘉之際，詩名最盛的是袁枚、字子才，一字簡齋，號隨園。名氣最大的是他南京的隨園，他自己說是《紅樓夢》的大觀園。他講詩主性靈。領袖詩壇數十年，人稱隨園老人。製藝也十分出名。梁章钜《製藝叢話》說他“袁簡齋、枚雄於詩文，不愧才子之目，而時文尤健。”又說：“袁簡齋以文名天下，操觚家得其鱗爪者，率芥檢科甲以去。先生……蓋泛濫百家，洞燭古今，固所以醞釀發揮，為政績之原本者也。有《學而優則仕》題文，末二比雲：‘豈無豪傑之流，不學而亦多事業。不知有才不學，則倉猝立功，純雜與古人分半。無才不學，則奉行故事，功名與胥吏爭長。君子以為不學而仕，與不仕同；學而不優，與不學同。故辭僚友而不疑，當大任而不動。其一仕也，上以報國家養士之恩，下以雪處士虛聲之恥。
豈無迂闊之士，信學而反多拘執，不知誤以為優，則得於野者，必失於朝。不待其優，則貧於身者，豈富於國。君子以為吾甚愛學，嚐願不優以留其學。吾尤愛仕，嚐願不優以重其仕。故鄭重以赴功名，即醞釀以成功雷雨。其一仕也，大則竹帛表生平之經濟，小則文章抒黼黻之英華。’”
人們在讀《隨園詩話》的同時，於玩味“性靈”說之餘，再讀讀他的八股文，不是就又可以了解一個全麵的在八股文教育製度下培養出來的袁隨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