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製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注。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隆萬間兼講機法，務為靈變，雖巧密有加，而氣體恭然矣。至啟、楨諸家，則窮思必精，務為奇特。包絡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興可觀，光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亦各有所蔽……”
指出明文各期特徵之後，又分析其“所長”、“所蔽”，但主要還是讚賞“以古文為時文”是明文之極盛。所以韓菼、方苞所致力的是八股文，所傾向是讀書和古文，就是說“八股文”不僅限於《四書》及傳注，要多讀書寫出有內容的像唐、宋古文一樣的文章。但其基礎還是八股文的基礎。因而在其得中功名，不再鑽研八股文，致力於寫古文時，不能不說其表現手法，因思維方法，其中心義理，還是在八股文的基礎，八股文的功夫上所變化出來的。因此人們說他“以時文寫古文”，自是有根據、有事實的。
方苞有著名的《古文義法約選序》，開頭即說：“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有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觳梁傳》，《國語》、《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及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最後說道：“《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可見其推祟的還是五經、《四書》，孔孟正宗、正經正史，直到韓愈，不及先秦諸子老、莊、楊、墨等家，其義法體係和八股文是同出一源的。所以桐城派以時文為古文，不隻是表現手法，而首先在於思想體係。
方苞開創桐城派古文，劉大櫆、姚鼐、曾國藩等人續之；另有武進張惠言、惲敬，致力古文，世號陽湖派。其源亦出自桐城。這些人中，除劉大櫆是雍正己酉、壬子副榜（考舉人於正榜之後，再取幾名於榜後，叫“副榜”，不算功名。不同於現在考學校“備取”，如有人不來，還可補上。副榜隻是名義，不能補。）外，其他人都是進士出身，除方苞出身已作介紹外，其他姚鼐是幹隆癸未進士，曾國藩是道光戊戌進士，張惠言是嘉慶四年進士，惲敬也是舉人出身。他們都是揣摩透了八股文，得中功名，作了官，又致力於古文，其思想、文字基礎，還都是長期八股文所打下的。梁章钜《製義叢話》中引幾則方苞的八股文段落，現引一則如下：
“方望溪《群居終日》節文，起比雲：‘業固精各治者也，無故而處一堂，其神誌已渙矣。而復外以名教以為樂，是以同惡而相滋也。時不可以再得者也，優遊而多暇日，其出人不遠矣。而復漫為鄙倍以相娛，是不獨日力之坐耗也。’所言皆周秦諸子之緒餘，而練作時文，自異凡響，此文當為吾齋塾中座右銘，凡我學子，當敬誦之。”
又引《先進於禮樂》章題中二比雲：
“吾嚐切而求之，一人一家之事，其父兄之力勤而守約者，大都無所紛華，而子弟以風流相尚，逐漸覺先人之迂闊，不近於人情，則夫上下數百年之間，其流失更可知也。
又嚐近而征之，一鄉一邑之間，其長老之談笑而嬉遊者，大率見聞皆古，而少之潤色為二，竊以為上世之衣冠，不宜於大雅，則夫邦國朝廟之間，其變遷更可想也。”
以上兩例，可見方苞八股文的麵貌。雖然排比成一股一股，兩兩對照。但其句法自是古代散文的格式，全不同於四六駢體文之對仗。因而把八股文任何一股單獨讀之，其文氣並不殊於任何唐宋古文。其破題、承題等程式，一開始先提綱挈領概括全題的寫法，起承轉合的步驟，時文與古文之間也並無明顯的差別。即最著名的《項脊軒記》（按或印作“誌”）一開始：“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日過午已昏。”不是儼然一“破題”與“承題”嗎？通篇所寫，在作“舊”字，正是老於八股文手法所寫的感情文字。不但這樣，連舊時公文程式，一開始“摘由”，把不論長、短，內容簡單或複雜的文字，在前麵先用一兩句話，把全部內容表現出來，使人一看，先不必細看全文，便知道是什麽事由，也全是用的八股文破題的手法，十分明確扼要，在處理公事上，撰寫公文上，程式手法既易掌握，使用亦十分方便，其程序完全符合思維推理邏輯，這同八股文的寫作訓練是有密切關係的。近人陳柱《中國散文史》引章太炎的話並加解釋道：
“章炳麟雲：‘註疏者八股之先河；明、清之奏議，八股之支派也。’蓋註疏釋經，八股文為衍繹《四子書》及五經之義理，故註疏外式異八股，而內函為八股之所自出。明清奏議，為八股之餘事。故明、清奏議，形體異八股，而精神實為八股之支流。”
指出明文各期特徵之後，又分析其“所長”、“所蔽”，但主要還是讚賞“以古文為時文”是明文之極盛。所以韓菼、方苞所致力的是八股文，所傾向是讀書和古文，就是說“八股文”不僅限於《四書》及傳注，要多讀書寫出有內容的像唐、宋古文一樣的文章。但其基礎還是八股文的基礎。因而在其得中功名，不再鑽研八股文，致力於寫古文時，不能不說其表現手法，因思維方法，其中心義理，還是在八股文的基礎，八股文的功夫上所變化出來的。因此人們說他“以時文寫古文”，自是有根據、有事實的。
方苞有著名的《古文義法約選序》，開頭即說：“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有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觳梁傳》，《國語》、《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及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最後說道：“《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可見其推祟的還是五經、《四書》，孔孟正宗、正經正史，直到韓愈，不及先秦諸子老、莊、楊、墨等家，其義法體係和八股文是同出一源的。所以桐城派以時文為古文，不隻是表現手法，而首先在於思想體係。
方苞開創桐城派古文，劉大櫆、姚鼐、曾國藩等人續之；另有武進張惠言、惲敬，致力古文，世號陽湖派。其源亦出自桐城。這些人中，除劉大櫆是雍正己酉、壬子副榜（考舉人於正榜之後，再取幾名於榜後，叫“副榜”，不算功名。不同於現在考學校“備取”，如有人不來，還可補上。副榜隻是名義，不能補。）外，其他人都是進士出身，除方苞出身已作介紹外，其他姚鼐是幹隆癸未進士，曾國藩是道光戊戌進士，張惠言是嘉慶四年進士，惲敬也是舉人出身。他們都是揣摩透了八股文，得中功名，作了官，又致力於古文，其思想、文字基礎，還都是長期八股文所打下的。梁章钜《製義叢話》中引幾則方苞的八股文段落，現引一則如下：
“方望溪《群居終日》節文，起比雲：‘業固精各治者也，無故而處一堂，其神誌已渙矣。而復外以名教以為樂，是以同惡而相滋也。時不可以再得者也，優遊而多暇日，其出人不遠矣。而復漫為鄙倍以相娛，是不獨日力之坐耗也。’所言皆周秦諸子之緒餘，而練作時文，自異凡響，此文當為吾齋塾中座右銘，凡我學子，當敬誦之。”
又引《先進於禮樂》章題中二比雲：
“吾嚐切而求之，一人一家之事，其父兄之力勤而守約者，大都無所紛華，而子弟以風流相尚，逐漸覺先人之迂闊，不近於人情，則夫上下數百年之間，其流失更可知也。
又嚐近而征之，一鄉一邑之間，其長老之談笑而嬉遊者，大率見聞皆古，而少之潤色為二，竊以為上世之衣冠，不宜於大雅，則夫邦國朝廟之間，其變遷更可想也。”
以上兩例，可見方苞八股文的麵貌。雖然排比成一股一股，兩兩對照。但其句法自是古代散文的格式，全不同於四六駢體文之對仗。因而把八股文任何一股單獨讀之，其文氣並不殊於任何唐宋古文。其破題、承題等程式，一開始先提綱挈領概括全題的寫法，起承轉合的步驟，時文與古文之間也並無明顯的差別。即最著名的《項脊軒記》（按或印作“誌”）一開始：“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日過午已昏。”不是儼然一“破題”與“承題”嗎？通篇所寫，在作“舊”字，正是老於八股文手法所寫的感情文字。不但這樣，連舊時公文程式，一開始“摘由”，把不論長、短，內容簡單或複雜的文字，在前麵先用一兩句話，把全部內容表現出來，使人一看，先不必細看全文，便知道是什麽事由，也全是用的八股文破題的手法，十分明確扼要，在處理公事上，撰寫公文上，程式手法既易掌握，使用亦十分方便，其程序完全符合思維推理邏輯，這同八股文的寫作訓練是有密切關係的。近人陳柱《中國散文史》引章太炎的話並加解釋道：
“章炳麟雲：‘註疏者八股之先河；明、清之奏議，八股之支派也。’蓋註疏釋經，八股文為衍繹《四子書》及五經之義理，故註疏外式異八股，而內函為八股之所自出。明清奏議，為八股之餘事。故明、清奏議，形體異八股，而精神實為八股之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