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幹隆初方苞奉敕編了《欽定四書文》，後來收到《四庫全書》中。明代八股文雖然名家很多，時文選本、專集很多。但沒有欽定的專書收八股文。梁章钜《製義叢話》例言中說：
“《四庫全書》中，所錄歷代總集別集，至為詳晰，而於製義，惟恭錄幹隆初方苞奉敕所編之四書文四十一卷，此外時文選本，及各家專集，一概不登。”
按方苞，字靈皋，江南桐城人（清代江南包括安徽和江蘇）。康熙四十五年會試中式，因母病未應殿試歸。學宗程、朱，著文嚴於義法，為古文正宗，是桐城派古文創始人。融古文筆法入八股。幹隆初奉欽命編製藝文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啟、崇禎四集，清文二集。凡例八則。《四庫全書總目》介紹雲：
“是編所錄，一一仰稟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承學之士於前明諸集，可以考風格之得失；於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向之指歸。聖人之思教無窮，即於是乎在，固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時文選本，汗牛充棟，悉斥不錄，惟恭錄是編，以為士林之標準也。”
“以為士林之標準”，這說的是很重要的，用現代的話說，就是“樣板”。廣大士子就照著這個標準模式來寫八股文。但是文風也在不斷變化，一時有一時時尚，同樣是八股文，康熙、幹隆各個時期，也有不同的時尚差別。據記載：嘉慶中葉，文體變的怪異，可能受當時漢學考據的影響，參試士子往往尋找僻書字句，以炫耀新奇，顯示自己的學問。當時有一禦史黃任萬，奏請續選“欽定四書文”，以正文體。奉上諭雲：
“製義一道，代聖賢立言，本當根柢經史，闡發義蘊，不得涉於浮華詭僻，致文體駁而不醇。自幹隆四年，欽定四書文選，凡前明大家名家，悉按其世代裒次。而於本朝文之清真雅正者，一併采列成編，選擇精嚴，理法兼備，操觚家自當奉為正鵠，乃近科以來，士子等揣摩時尚，往往摭拾《竹書》、‘路史’等文字自炫新奇，而於經史有用之書，轉未能潛心研討，揆之經義，漸失真源，今該禦史奏請修正文體，固為矯弊起見。但折內所稱欲另選近年製義，以附《欽定四書文》之後，此則尚可從緩。試思近時能文之士，求其經術湛深，言皆有物者，未必能軼過前人。即廣徵博採，亦恐有名無實。是唯在典司文衡之臣，悉心甄別，一以‘清真雅正’為宗，而於引用艱僻，以文其固陋，專尚機巧，以流入浮淺者，概屏置弗錄，則海內士子，自各知所趨向，力崇實學，風會日見轉移，用副國家振興文教至意。欽此。”
這篇“上諭”較長，在此全文引用，除說明當時八股文風情況外，有一點卻十分值得讚賞，就是對禦史奏請續編“欽定八股文”全無興趣，而指出“即廣徵博採，亦恐有名無實”的本質，十分坦率可取。使人不免想起近年不少大部頭書，種種“辭書熱”，輾轉剪貼（連抄襲都不肯），似乎自知之明差多了。當然為了發財那是例外。
七是欽定的統一衡文標準，就是上段所引嘉慶上諭中“清真雅正”四字，不過這不是嘉慶定的標準，而是他祖父所定的。據梁章钜《製義叢話》記載：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備”。幹隆三年，復經禮部議奏，應再飭考試各官，凡歲科兩試，以及鄉、會衡文，務取“清真雅正”，以為多士程式。幹隆十四年，復奉“上諭”雲：
“國家設科取士，首重在四書文，蓋以六經精微，盡於《四子書》。設非讀書窮理，篤誌潛心，而欲握管發揮先聖之義蘊，不大相逕庭乎？我皇考有清真雅正之訓，朕題貢院詩雲：‘言孔孟言大是難。’乃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臆說也。等因欽此。”
梁章钜於此則筆記後小結說：“是‘清真雅正’四字，代聖賢立言者，非此不可，宜乎聖訓相承，規重矩襲，永為藝林之矩矱，製義之準繩矣。”可見這四字，是清代八股文評價的法定標準。俞曲園《曲園課孫草》序言中說：“教初學作文，不外清醒二字。”這也是按照這四個字的法定客觀最高評價，進行按程序教學的。梁章钜《製藝叢話》卷二十一記雲：
“餘五上公車，惟辛酉科以迴避未入場，前三科皆薦而不售。第一科為幹隆乙卯，房師胡果泉克家批曰：‘文筆清矯’。第二科為嘉慶丙辰，李石農師鑾宣批曰：‘格老氣清’。第三科為己未，吳壽庭師樹萱批曰：‘詞義清醇’。每次領回落卷，必先呈資政公。公一日合閱之笑曰：‘功令以清真雅正四字宣示藝林，而汝文隻得頭一字，毋怪其三戰而三北也。’餘不覺爽然若失。迨壬戌科，立意欲以詞藻見工。又聞紀文達師為總裁，最恨短篇假古文字。故於首藝竭力降格為之。中二比雲：
古未有為君而見疑於人者，而艱貞蒙難，至文王始際其難。夫受命改元之跡，後世可斷其必無，而陰行善政之疑，當日幾無以自解。則子民將嫌於震主，懷保且指為陰謀，盡君之心而不克釋臣之憾，固時事之未可輕言者也。
古未聞外臣而見忌於內者，而毀謗叢生，至文王始極其變。夫崇侯之讒，猶以小人而中君子；而祖伊之告，竟以忠臣而忌忠臣。將加之罪，固無補於聖明；即不加之罪，亦何減於憂患。竭臣之力，而祗以彰君之非，斯又聖人所不忍當此者也。
“《四庫全書》中，所錄歷代總集別集，至為詳晰，而於製義，惟恭錄幹隆初方苞奉敕所編之四書文四十一卷，此外時文選本，及各家專集，一概不登。”
按方苞，字靈皋，江南桐城人（清代江南包括安徽和江蘇）。康熙四十五年會試中式，因母病未應殿試歸。學宗程、朱，著文嚴於義法，為古文正宗，是桐城派古文創始人。融古文筆法入八股。幹隆初奉欽命編製藝文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啟、崇禎四集，清文二集。凡例八則。《四庫全書總目》介紹雲：
“是編所錄，一一仰稟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承學之士於前明諸集，可以考風格之得失；於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向之指歸。聖人之思教無窮，即於是乎在，固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時文選本，汗牛充棟，悉斥不錄，惟恭錄是編，以為士林之標準也。”
“以為士林之標準”，這說的是很重要的，用現代的話說，就是“樣板”。廣大士子就照著這個標準模式來寫八股文。但是文風也在不斷變化，一時有一時時尚，同樣是八股文，康熙、幹隆各個時期，也有不同的時尚差別。據記載：嘉慶中葉，文體變的怪異，可能受當時漢學考據的影響，參試士子往往尋找僻書字句，以炫耀新奇，顯示自己的學問。當時有一禦史黃任萬，奏請續選“欽定四書文”，以正文體。奉上諭雲：
“製義一道，代聖賢立言，本當根柢經史，闡發義蘊，不得涉於浮華詭僻，致文體駁而不醇。自幹隆四年，欽定四書文選，凡前明大家名家，悉按其世代裒次。而於本朝文之清真雅正者，一併采列成編，選擇精嚴，理法兼備，操觚家自當奉為正鵠，乃近科以來，士子等揣摩時尚，往往摭拾《竹書》、‘路史’等文字自炫新奇，而於經史有用之書，轉未能潛心研討，揆之經義，漸失真源，今該禦史奏請修正文體，固為矯弊起見。但折內所稱欲另選近年製義，以附《欽定四書文》之後，此則尚可從緩。試思近時能文之士，求其經術湛深，言皆有物者，未必能軼過前人。即廣徵博採，亦恐有名無實。是唯在典司文衡之臣，悉心甄別，一以‘清真雅正’為宗，而於引用艱僻，以文其固陋，專尚機巧，以流入浮淺者，概屏置弗錄，則海內士子，自各知所趨向，力崇實學，風會日見轉移，用副國家振興文教至意。欽此。”
這篇“上諭”較長，在此全文引用，除說明當時八股文風情況外，有一點卻十分值得讚賞，就是對禦史奏請續編“欽定八股文”全無興趣，而指出“即廣徵博採，亦恐有名無實”的本質，十分坦率可取。使人不免想起近年不少大部頭書，種種“辭書熱”，輾轉剪貼（連抄襲都不肯），似乎自知之明差多了。當然為了發財那是例外。
七是欽定的統一衡文標準，就是上段所引嘉慶上諭中“清真雅正”四字，不過這不是嘉慶定的標準，而是他祖父所定的。據梁章钜《製義叢話》記載：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備”。幹隆三年，復經禮部議奏，應再飭考試各官，凡歲科兩試，以及鄉、會衡文，務取“清真雅正”，以為多士程式。幹隆十四年，復奉“上諭”雲：
“國家設科取士，首重在四書文，蓋以六經精微，盡於《四子書》。設非讀書窮理，篤誌潛心，而欲握管發揮先聖之義蘊，不大相逕庭乎？我皇考有清真雅正之訓，朕題貢院詩雲：‘言孔孟言大是難。’乃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臆說也。等因欽此。”
梁章钜於此則筆記後小結說：“是‘清真雅正’四字，代聖賢立言者，非此不可，宜乎聖訓相承，規重矩襲，永為藝林之矩矱，製義之準繩矣。”可見這四字，是清代八股文評價的法定標準。俞曲園《曲園課孫草》序言中說：“教初學作文，不外清醒二字。”這也是按照這四個字的法定客觀最高評價，進行按程序教學的。梁章钜《製藝叢話》卷二十一記雲：
“餘五上公車，惟辛酉科以迴避未入場，前三科皆薦而不售。第一科為幹隆乙卯，房師胡果泉克家批曰：‘文筆清矯’。第二科為嘉慶丙辰，李石農師鑾宣批曰：‘格老氣清’。第三科為己未，吳壽庭師樹萱批曰：‘詞義清醇’。每次領回落卷，必先呈資政公。公一日合閱之笑曰：‘功令以清真雅正四字宣示藝林，而汝文隻得頭一字，毋怪其三戰而三北也。’餘不覺爽然若失。迨壬戌科，立意欲以詞藻見工。又聞紀文達師為總裁，最恨短篇假古文字。故於首藝竭力降格為之。中二比雲：
古未有為君而見疑於人者，而艱貞蒙難，至文王始際其難。夫受命改元之跡，後世可斷其必無，而陰行善政之疑，當日幾無以自解。則子民將嫌於震主，懷保且指為陰謀，盡君之心而不克釋臣之憾，固時事之未可輕言者也。
古未聞外臣而見忌於內者，而毀謗叢生，至文王始極其變。夫崇侯之讒，猶以小人而中君子；而祖伊之告，竟以忠臣而忌忠臣。將加之罪，固無補於聖明；即不加之罪，亦何減於憂患。竭臣之力，而祗以彰君之非，斯又聖人所不忍當此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