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說陸清獻，是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為著名清廉官，學宗朱子。因反對捐官被奪職。康熙三十一年卒，是康熙前期著名學者。幹隆元年，特追諡“清獻”。主張應有“借題立論”之大結。此處稱其“諡號”，故曰“陸清獻”，其實他官並不大。編修楊述曾字企三，江南陽湖人，幹隆七年壬戌進士。張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學士張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是康熙後期、雍正一代最重要的漢大臣。雍正臨終與鄂爾泰同為顧命大臣，奏駁“用大結斷不可行”時，已七十多歲。按“大結”之爭議，亦因利弊著眼點各不同。主張有“大結”的人，以八股文是據《四書》命題，隻強調代聖人立言，全是孔、孟口氣，那漢、唐以後的史事、各種觀點就無人說起，不能借題立論，就不能表現作者對漢唐以後各盛世的知識，也不足以知作者的見解。而反對有“大結”的人，則因明代常有人以“大結”內容通節，如與考試官、閱卷官約好在“大結”中漢代文、景之治史實、或貞觀之治史論以及其他具體漢、唐種種故事，這樣作為暗號，便可取中。弊端容易孳生，所以懸為禁令，不能再用大結。再有滿洲入主中華，處處防止文人在詩文言論上用正麵或側麵的種種諷刺語言來反對，所以大興文字獄，用各種辦法壓製言論。科場科試製度極嚴，也數為科場案興大獄。因此在八股文考試上，也限製極嚴，把內容也嚴格局限在入孔、孟聖人口氣、“代聖人立言”上，決不允許考生發揮自己議論，借題發揮說其他話，那就更不允許。如不遵守，弄不好，要丟腦袋了。
梁章钜本人意見如何呢？他是主張有“大結”的。但他不正麵表態，卻引唐彪（字翼修）《讀書作文譜》中的話來代替他說話。唐文先講有人評文謂某文後幅“聖人口氣未完，不當入子遊口氣”等等是誤解了作者。接著說《左傳》、《史記》等書篇末多有斷語。又說皇上經筵講書，“每講一書畢，必證以三代以後事，或證以當日時事，以為實據。令人主知書與事合一之理，庶幾不至書自書，事自事也。”最後總結說：
“宋時王安石經藝體裁，後幅必入實事作證，如此為文，方顯得士人實學。夫製藝為排偶詞章，稱為帖括也久矣。後幅略入學人口氣，以為證據，猶能使學人留心實學，考究經史。且前半破承以斷語起，後竟不能以斷語相應，有頭無尾，成何體裁。今必使作文者皆順口氣到底，今無學者得以文其空疏淺陋，不惟不知古今文之體裁，且使學人竟不必多讀書矣。國家用人，亦何貴此無實學之士子哉？”
梁章钜引用唐文之後，又加按語說：“按唐氏此文顯與功令相違，而其理則甚足。唐氏所輯《讀書作文譜》，全書皆不免兔園冊陋習。惟此條典實可取，言人所不能言，因附登之。”顯然梁氏雖然說他違功令，卻十分同意他的意見，讚賞其“言人所不能言”了。“兔園冊子”是鄙視世俗八股文書籍的叫法，用《五代史·劉嶽傳》嘲笑馮道的故事，即鄉間三家村塾、冬烘陋儒教田夫村童所誦之書。明清鄙視闈墨八股文等選本，常用“高頭講章”、“兔園冊子”等詞語。
三是所謂“臨文不諱”，就是在考場中，寫八股文時，沒有什麽忌諱，不管吉祥與不吉祥的字眼都可使用。這在明代情況如何，未作研究，先不必說。而在清代，卻是下了上諭的。梁章钜《製藝叢話》引康熙五十二年上諭雲：
“《四書》、‘五經’，皆聖人講理明道之書，貫始徹終，無非精意。近見鄉會試，俱擇取冠冕吉祥語出題，每多宿構幸獲。致讀書通經之士漸少，今後闈中題目，應不拘忌諱，庶難預作揣摩。實學自出，欽此。”
這是因為《四書》中不吉利的話是很多的，如《論語》中“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見《裏仁》。“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見《雍也》。“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表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見《子罕》。《孟子》、《大學》中類似這樣的句子也有不少。如要以冠冕吉祥話命題，像這一類的詞句就都不能出作題目了，命題範圍更小，參試者更容易預猜題目，所以下了這樣的“上諭”，“臨場不諱”也成為科場慣例了。這種實際例子也不少，如《製藝叢話》記幹隆時彭文勤公（名啟豐，字翰文，江南長洲人，即今蘇州。雍正五年會試、殿試皆第一。）任浙江學政，視學浙江各府時，喜觸景生情出題，有一次府試時，監場教職（即教喻，清代各縣管文廟、童生的官）二人因鄉間某官宦人家辦喪事，要去行禮，臨時請假。這位學政便出了五道試題：一是“伯牛有疾”，二是“康子饋藥”，三是“子路請禱”，四是“充虞路問”，五是“右師往吊”。按照南方話說，這全是觸黴頭的話語，可是這位學政就出了這樣一連串“觸黴頭”試題，可見其沒有什麽忌諱了。不過也看具體情況，有時試官倒黴，出一般題目，忽被人認為諷刺時政，構成文字獄的，如著名的查嗣庭案。據戴菔塘《石鼓齋雜錄》記：
梁章钜本人意見如何呢？他是主張有“大結”的。但他不正麵表態，卻引唐彪（字翼修）《讀書作文譜》中的話來代替他說話。唐文先講有人評文謂某文後幅“聖人口氣未完，不當入子遊口氣”等等是誤解了作者。接著說《左傳》、《史記》等書篇末多有斷語。又說皇上經筵講書，“每講一書畢，必證以三代以後事，或證以當日時事，以為實據。令人主知書與事合一之理，庶幾不至書自書，事自事也。”最後總結說：
“宋時王安石經藝體裁，後幅必入實事作證，如此為文，方顯得士人實學。夫製藝為排偶詞章，稱為帖括也久矣。後幅略入學人口氣，以為證據，猶能使學人留心實學，考究經史。且前半破承以斷語起，後竟不能以斷語相應，有頭無尾，成何體裁。今必使作文者皆順口氣到底，今無學者得以文其空疏淺陋，不惟不知古今文之體裁，且使學人竟不必多讀書矣。國家用人，亦何貴此無實學之士子哉？”
梁章钜引用唐文之後，又加按語說：“按唐氏此文顯與功令相違，而其理則甚足。唐氏所輯《讀書作文譜》，全書皆不免兔園冊陋習。惟此條典實可取，言人所不能言，因附登之。”顯然梁氏雖然說他違功令，卻十分同意他的意見，讚賞其“言人所不能言”了。“兔園冊子”是鄙視世俗八股文書籍的叫法，用《五代史·劉嶽傳》嘲笑馮道的故事，即鄉間三家村塾、冬烘陋儒教田夫村童所誦之書。明清鄙視闈墨八股文等選本，常用“高頭講章”、“兔園冊子”等詞語。
三是所謂“臨文不諱”，就是在考場中，寫八股文時，沒有什麽忌諱，不管吉祥與不吉祥的字眼都可使用。這在明代情況如何，未作研究，先不必說。而在清代，卻是下了上諭的。梁章钜《製藝叢話》引康熙五十二年上諭雲：
“《四書》、‘五經’，皆聖人講理明道之書，貫始徹終，無非精意。近見鄉會試，俱擇取冠冕吉祥語出題，每多宿構幸獲。致讀書通經之士漸少，今後闈中題目，應不拘忌諱，庶難預作揣摩。實學自出，欽此。”
這是因為《四書》中不吉利的話是很多的，如《論語》中“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見《裏仁》。“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見《雍也》。“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表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見《子罕》。《孟子》、《大學》中類似這樣的句子也有不少。如要以冠冕吉祥話命題，像這一類的詞句就都不能出作題目了，命題範圍更小，參試者更容易預猜題目，所以下了這樣的“上諭”，“臨場不諱”也成為科場慣例了。這種實際例子也不少，如《製藝叢話》記幹隆時彭文勤公（名啟豐，字翰文，江南長洲人，即今蘇州。雍正五年會試、殿試皆第一。）任浙江學政，視學浙江各府時，喜觸景生情出題，有一次府試時，監場教職（即教喻，清代各縣管文廟、童生的官）二人因鄉間某官宦人家辦喪事，要去行禮，臨時請假。這位學政便出了五道試題：一是“伯牛有疾”，二是“康子饋藥”，三是“子路請禱”，四是“充虞路問”，五是“右師往吊”。按照南方話說，這全是觸黴頭的話語，可是這位學政就出了這樣一連串“觸黴頭”試題，可見其沒有什麽忌諱了。不過也看具體情況，有時試官倒黴，出一般題目，忽被人認為諷刺時政，構成文字獄的，如著名的查嗣庭案。據戴菔塘《石鼓齋雜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