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說尊題、熟練、內容安排、表現手法、敘、議根本等等八股文寫作方法，實際都是很原則、很膚淺的一些皮毛。照前人細緻地講起來，什麽“理、法、辭、氣”什麽“鍊字”、“鍊句”，什麽“局勢”、“柱法”、“句調”，什麽“不散神”、“不破氣”……凡此種種，那就更無窮無盡了。製義源遠流長，八股文作法早在元代就有人講究了。劉熙載《藝概》引元倪士毅所作《作義要訣》道：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這三點其實已說到八股文作法的本質上。本是符合客觀實際的。而劉熙載在引文後卻又加一派“大道理”的按語道：
“餘謂第一、第三俱要包於第二之中，聖人瞻言百裏，識經旨則一切攝入矣。”
這就是把“聖人”神化了。既否定了第一點“識得道理透徹”，即思維嚴格訓練、思路清楚這一內在因素第一位的重要性，又排斥了第三點歷史知識、史識史斷等淵博知識的重要性，而認為“識經旨”一通百通，便失去其論述的客觀性，而是故作高調、大打官腔。忽然想到；現在人發表意見時，亦常常作此論調，所說內容雖不同，而調門卻是一致的。不禁啞然失笑。這不但不符合別人的客觀實際，也不符合他自己的客觀實際，他的《藝概》一書，前麵《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等數種，無不道理通達，見解扼要，真可說是藝海寶筏，足以啟迪藝事疑航，順登彼岸。沒有通達思路，淵博學識又如何能寫得出，豈止是“識經旨”一點便可全能的呢？
總之，一切談詩文作法的書或文章，談來談去，也隻能談一些極原則的東西，隻靠談方法，縱然談的再細緻，再具體，也學不好所談的詩或文。也寫不出所談的好作品，因為寫作的竅門，主要還在於讀書和實踐，主要還在於讀和寫。如具體到“八股文”，從前人講八股的書及所見八股文來談，其學會寫和寫好的過程，大概不外四個字：即“熟”、“練”、“開”、“會”四點。“熟”是書熟、筆熟，“練”是練思維、練技巧。“開”是開展讀書領域、經史子集四部的書都要讀。“會”則是心領神會，思維方法的進一步提高，一通百通，進一步通達。初學作八股、考秀才，一般小題，要求不太高，隻限於一部《四書》出題，“五經”，讀熟即可。等到鄉試、會試要求更高，則不僅限於經書，就要讀史、讀集部古文，以及諸子百家。劉熙載《藝概》最後引王安石《答曾子固書》中句：“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說明要“知經”，就不能隻讀經，而要讀史、讀子，博覽群書才可。再有思維鍛鍊的心領神會，不斷提高，是八股文的思維規跡的關鍵。清初王士稹《池北偶談》中汪鈍翁（名琬）的話說作不好詩主要是不會作“八股文”的關係，認為“時文雖無關於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則理路終不分明。”這“理路分明’’四字是八股文訓練思路，鍛鍊思維的關鍵。汪琬的見解，可以說是說在要害上，是知其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話。如說八股文作法，這是一切的前提了。
第十二章：清代八股特徵
本書書名《清代八股文》，而清代八股文是繼承明代而來的。清初進關在北京建立政權不久，即開科取士，一切都依照明代舊製。這時雖然政權是清代的，八股文基本上還是明代的。經歷順治、康熙初年之後，清代八股文從法定體製上，到各種形式及作者文風上，逐漸形成了清代自己的八股文，與明代八股文比較，自有其獨特的地方，但從文風上比較，在今天說來，比較難以理解，隻能從表麵上說些特徵。
一是由順治二年開始，即規定了八股文的字數，定為每篇不得過五百五十字。這當然是為了考試需要，因當時考試，不同於現在高考時間，語文隻二小時。那時考秀才天不亮進場，天黑才出來。舉人、進士考試三場，每場頭天進場，第二天才出來。時間較長，不限字數，才氣大的隻要有時間寫成洋洋數千字長文，那試官閱卷，就無法看了。所以要限製字數，最少下限，最多上限，均有規定。康熙二十年，因考慮五百五十字，似乎過少，作者詞意未盡，就草草結束，影響文章內容，因增至六百五十字。幹隆四十三年，又明確規定鄉試、會試四書文字數為七百。即：百字為完篇，文章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給參試者以較大字數上的自由，這樣寫起來較為方便。《製義叢話》中總結說：“長短得中，至今遵守，間不可易之定式也。”這一字數限製，大概到廢八股文時，也還執行著。至於前選袁昶文，篇幅過長，那是特殊例子，或因係擬作，自持才大，不受科場限製，隨意寫長，也未可知。
二是明代製義有大結，即在文章結束後，作者又作總結性的發揮，詞句較多，可抒發作者見解。清代八股沒有“大結”。梁章钜《製義叢話》引其祖父《書香堂筆記》並加按語補充道：
“前明製義，每篇之後，多有大結。本朝陸清獻亦嚐論大結之不可無，漢唐以下之事，皆可借題立論，隨題可以綴入。明之中葉，每以此為關節，後因文日加長，此調漸廢，至我朝康熙六十年，始懸之禁令。幹隆十二年，編修楊述曾，忽有復用大結之請。大學士張廷玉等奏駁：以為若用大結，未見有益，而弊竇愈起，斷不可行。其議遂寢，至今遵守。”
“餘謂第一、第三俱要包於第二之中，聖人瞻言百裏，識經旨則一切攝入矣。”
這就是把“聖人”神化了。既否定了第一點“識得道理透徹”，即思維嚴格訓練、思路清楚這一內在因素第一位的重要性，又排斥了第三點歷史知識、史識史斷等淵博知識的重要性，而認為“識經旨”一通百通，便失去其論述的客觀性，而是故作高調、大打官腔。忽然想到；現在人發表意見時，亦常常作此論調，所說內容雖不同，而調門卻是一致的。不禁啞然失笑。這不但不符合別人的客觀實際，也不符合他自己的客觀實際，他的《藝概》一書，前麵《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等數種，無不道理通達，見解扼要，真可說是藝海寶筏，足以啟迪藝事疑航，順登彼岸。沒有通達思路，淵博學識又如何能寫得出，豈止是“識經旨”一點便可全能的呢？
總之，一切談詩文作法的書或文章，談來談去，也隻能談一些極原則的東西，隻靠談方法，縱然談的再細緻，再具體，也學不好所談的詩或文。也寫不出所談的好作品，因為寫作的竅門，主要還在於讀書和實踐，主要還在於讀和寫。如具體到“八股文”，從前人講八股的書及所見八股文來談，其學會寫和寫好的過程，大概不外四個字：即“熟”、“練”、“開”、“會”四點。“熟”是書熟、筆熟，“練”是練思維、練技巧。“開”是開展讀書領域、經史子集四部的書都要讀。“會”則是心領神會，思維方法的進一步提高，一通百通，進一步通達。初學作八股、考秀才，一般小題，要求不太高，隻限於一部《四書》出題，“五經”，讀熟即可。等到鄉試、會試要求更高，則不僅限於經書，就要讀史、讀集部古文，以及諸子百家。劉熙載《藝概》最後引王安石《答曾子固書》中句：“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說明要“知經”，就不能隻讀經，而要讀史、讀子，博覽群書才可。再有思維鍛鍊的心領神會，不斷提高，是八股文的思維規跡的關鍵。清初王士稹《池北偶談》中汪鈍翁（名琬）的話說作不好詩主要是不會作“八股文”的關係，認為“時文雖無關於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則理路終不分明。”這“理路分明’’四字是八股文訓練思路，鍛鍊思維的關鍵。汪琬的見解，可以說是說在要害上，是知其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話。如說八股文作法，這是一切的前提了。
第十二章：清代八股特徵
本書書名《清代八股文》，而清代八股文是繼承明代而來的。清初進關在北京建立政權不久，即開科取士，一切都依照明代舊製。這時雖然政權是清代的，八股文基本上還是明代的。經歷順治、康熙初年之後，清代八股文從法定體製上，到各種形式及作者文風上，逐漸形成了清代自己的八股文，與明代八股文比較，自有其獨特的地方，但從文風上比較，在今天說來，比較難以理解，隻能從表麵上說些特徵。
一是由順治二年開始，即規定了八股文的字數，定為每篇不得過五百五十字。這當然是為了考試需要，因當時考試，不同於現在高考時間，語文隻二小時。那時考秀才天不亮進場，天黑才出來。舉人、進士考試三場，每場頭天進場，第二天才出來。時間較長，不限字數，才氣大的隻要有時間寫成洋洋數千字長文，那試官閱卷，就無法看了。所以要限製字數，最少下限，最多上限，均有規定。康熙二十年，因考慮五百五十字，似乎過少，作者詞意未盡，就草草結束，影響文章內容，因增至六百五十字。幹隆四十三年，又明確規定鄉試、會試四書文字數為七百。即：百字為完篇，文章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給參試者以較大字數上的自由，這樣寫起來較為方便。《製義叢話》中總結說：“長短得中，至今遵守，間不可易之定式也。”這一字數限製，大概到廢八股文時，也還執行著。至於前選袁昶文，篇幅過長，那是特殊例子，或因係擬作，自持才大，不受科場限製，隨意寫長，也未可知。
二是明代製義有大結，即在文章結束後，作者又作總結性的發揮，詞句較多，可抒發作者見解。清代八股沒有“大結”。梁章钜《製義叢話》引其祖父《書香堂筆記》並加按語補充道：
“前明製義，每篇之後，多有大結。本朝陸清獻亦嚐論大結之不可無，漢唐以下之事，皆可借題立論，隨題可以綴入。明之中葉，每以此為關節，後因文日加長，此調漸廢，至我朝康熙六十年，始懸之禁令。幹隆十二年，編修楊述曾，忽有復用大結之請。大學士張廷玉等奏駁：以為若用大結，未見有益，而弊竇愈起，斷不可行。其議遂寢，至今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