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詩人王漁洋：順治七年十七歲，童子試進學成秀才；順治八年十八歲，連登中第六名舉人；順治九年十九歲，會試報罷落第歸。順治十二年，二十二歲，會試中試，因故未殿試。順治十五年，補殿試，二甲成進士。
清中葉林則徐：嘉慶三年（即一七九八年）十四歲進學成秀才，嘉慶九年，二十歲，中二十九名舉人，嘉慶十年、十四年兩次會試落第，嘉慶十六年二十七歲，會試、殿試二甲第五名成進士。
再如清代後期的近代人：張之洞二十六歲一甲二名進士及第。著名的洪狀元洪鈞，同治七年二十九歲時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再晚一些，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光緒十五年二十二歲時中舉人，光緒十八年二十五歲時成進士。
以上這些例子，都是在八股文科舉考試中比較順利的，所謂少年科第。清代二十歲以前會試中進士者，也很多。商衍鎏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中記載了許多人，大多十八九歲就中了進士，點了翰林。這些同現在名牌大學的少年班一樣，大都是早慧的。而一般每三年一屆的會試、殿試，取中均在三百人左右，用現在的話說，也還是兩頭小、中間大，即特別年青、特別年老的在少數，大多是二十五到卅五之間的年齡。這是正常的科舉年齡，但是也有八股科舉考試不十分順利的。如清代後期著名的《越縵堂日記》作者李慈銘，道光三十年二十一歲時入學成秀才，考了十一次舉人，都未考中，直到第十二次經過二十年，同治九年才考中舉人，又經過五次會試，至光緒六年，即又過了十年才成進士，前後經過三十年，成進士時已經六十一足歲了。他有一枚藏書章，上刻朱文：
“道光庚戌秀才，鹹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
這自然是他晚年的圖章，從中也可見他在八股文科名考試途徑上的坎坷與執著，以及重視科名的欣慰。他為了湊四個“庚”字，把他鹹豐末到北京入資為郎，捐戶部郎中銜的年分說成“明經”，其實明經是漢、唐的科甲名稱，清代是無這一官方名稱的。隻能說“老秀才”為明經，他十年秀才仍未中舉，因而自稱明經了。
近人南通張謇十六歲進學為秀才，到光緒十一年中舉人，已三十三歲，光緒二十年中狀元，已四十二歲。由秀才到舉人，用了十七年；由舉人到一甲一名進士及第用了九年。前後也二十六年。這中間也是經過十次以上鄉、會試落第的經歷，最後才得中狀元的。比起那些連中的（即春天進學作了秀才，當年秋天鄉試考中舉人，第二年春天到北京會試、殿試中進士點翰林），或經過一兩次鄉、會試落第接著便考中的人就艱難多了。
不過像李慈銘、張謇這一類的人，雖然經歷了幾十年，總算還中了進士、狀元。而有的人則更不走運，進了學，成了秀才，卻考不中舉人，甚至考幾十次也考不上。最著名的人物如寫《聊齋誌異》的蒲鬆齡，據《淄川縣誌》記載：“弱冠應童子試，即受知於施愚山先生（按即施閏章，順治己醜進士，曾提督山東學政。康熙己未，又舉博學宏詞，是清初大家。），文名藉甚。”說來年青時八股文寫的一定很好的了。可是文章雖好，難入試官眼，考了一輩子舉人，也未考中。直到七十歲時才援例補了貢生。另一位著名詩人黃仲則，《兩當軒詩集》的作者，幹隆三十年十七歲時進學成為秀才，常州府是當時文化最發達的地方，他在三千人當中，以第一名進學。可是以後在江寧鄉試三次，在順天鄉試三次，直到卅二歲時，尚未考中舉人，卅五歲時就短命死了。他的好朋友洪亮吉十五歲時學寫八股文全篇，十六歲開始考秀才，考了四次才進學；二十五歲開始考舉人，也考了四次，到卅五歲時才中舉。卅九歲才首次參加會試考進士，也考了四次，到四十五歲，才會試一甲二名榜眼及第，也是十分艱苦的。
書讀的不好，八股文真正寫不通的，考不中，自然無話可說。問題是有些人不但學問好，而且八股文寫的也好，甚至是八股名家，卻也在科舉考試途中，坎坷終生，有的老來勉強一第，有的到老還是一個諸生（即秀才，寫履歷出身均寫諸生），甚至是個白丁，一點功名也沒有。這種人自然是極少數，但也使社會上同情，所謂“將其一生有限之精神，盡耗於八股五言之內”，到老仍不能搏得一第，這樣便將其原因都歸罪到八股上去了。簡單地說：八股文科舉考試，就是以八股文得人，又以八股文失人，這自然也是實際情況。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如用現在的高考來作比較，那科舉考試的命中率比現在高考要困難的多。也不妨簡單介紹之。先說考秀才。清代全國各府縣都有秀才名額，而且這名額是法定固定的。如陝西延安府每屆應入學幾名秀才，浙江紹興府每屆應入學幾名秀才等等，都有定額。但是各地文化程度不一，各地水準不一、讀書人多少不一樣，因考試難易大不相同，如在江浙各府，考秀才時應考童生少時上千人，多則數千人，如黃仲則在常州府考秀才時就有三千童生參加，這樣競爭就十分劇烈，不但要八股文完篇，而且要寫的好，能考中一名秀才，也很不易。相對在西北邊遠省份，有的府文化十分落後，讀書人極少，參加考試的人，有時不足法定人數名額，這就極易成為秀才，有時文章不足完篇，甚至隻作個破題就可進學了。但名義上也是秀才，可以維持住邊遠地區的文化結構，形成讀書影響。有利於行政管理，社會安定。這種形式維持著，間或也會湧現出特殊人材，中舉、中進士，反過來又影響其本鄉文化，促使別人學習上進。所以清代縱使極邊府縣，在各個時期，總有一些讀書人。會試各科，也總有邊遠省份的人被取中。
清中葉林則徐：嘉慶三年（即一七九八年）十四歲進學成秀才，嘉慶九年，二十歲，中二十九名舉人，嘉慶十年、十四年兩次會試落第，嘉慶十六年二十七歲，會試、殿試二甲第五名成進士。
再如清代後期的近代人：張之洞二十六歲一甲二名進士及第。著名的洪狀元洪鈞，同治七年二十九歲時一甲一名進士及第。再晚一些，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光緒十五年二十二歲時中舉人，光緒十八年二十五歲時成進士。
以上這些例子，都是在八股文科舉考試中比較順利的，所謂少年科第。清代二十歲以前會試中進士者，也很多。商衍鎏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中記載了許多人，大多十八九歲就中了進士，點了翰林。這些同現在名牌大學的少年班一樣，大都是早慧的。而一般每三年一屆的會試、殿試，取中均在三百人左右，用現在的話說，也還是兩頭小、中間大，即特別年青、特別年老的在少數，大多是二十五到卅五之間的年齡。這是正常的科舉年齡，但是也有八股科舉考試不十分順利的。如清代後期著名的《越縵堂日記》作者李慈銘，道光三十年二十一歲時入學成秀才，考了十一次舉人，都未考中，直到第十二次經過二十年，同治九年才考中舉人，又經過五次會試，至光緒六年，即又過了十年才成進士，前後經過三十年，成進士時已經六十一足歲了。他有一枚藏書章，上刻朱文：
“道光庚戌秀才，鹹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
這自然是他晚年的圖章，從中也可見他在八股文科名考試途徑上的坎坷與執著，以及重視科名的欣慰。他為了湊四個“庚”字，把他鹹豐末到北京入資為郎，捐戶部郎中銜的年分說成“明經”，其實明經是漢、唐的科甲名稱，清代是無這一官方名稱的。隻能說“老秀才”為明經，他十年秀才仍未中舉，因而自稱明經了。
近人南通張謇十六歲進學為秀才，到光緒十一年中舉人，已三十三歲，光緒二十年中狀元，已四十二歲。由秀才到舉人，用了十七年；由舉人到一甲一名進士及第用了九年。前後也二十六年。這中間也是經過十次以上鄉、會試落第的經歷，最後才得中狀元的。比起那些連中的（即春天進學作了秀才，當年秋天鄉試考中舉人，第二年春天到北京會試、殿試中進士點翰林），或經過一兩次鄉、會試落第接著便考中的人就艱難多了。
不過像李慈銘、張謇這一類的人，雖然經歷了幾十年，總算還中了進士、狀元。而有的人則更不走運，進了學，成了秀才，卻考不中舉人，甚至考幾十次也考不上。最著名的人物如寫《聊齋誌異》的蒲鬆齡，據《淄川縣誌》記載：“弱冠應童子試，即受知於施愚山先生（按即施閏章，順治己醜進士，曾提督山東學政。康熙己未，又舉博學宏詞，是清初大家。），文名藉甚。”說來年青時八股文寫的一定很好的了。可是文章雖好，難入試官眼，考了一輩子舉人，也未考中。直到七十歲時才援例補了貢生。另一位著名詩人黃仲則，《兩當軒詩集》的作者，幹隆三十年十七歲時進學成為秀才，常州府是當時文化最發達的地方，他在三千人當中，以第一名進學。可是以後在江寧鄉試三次，在順天鄉試三次，直到卅二歲時，尚未考中舉人，卅五歲時就短命死了。他的好朋友洪亮吉十五歲時學寫八股文全篇，十六歲開始考秀才，考了四次才進學；二十五歲開始考舉人，也考了四次，到卅五歲時才中舉。卅九歲才首次參加會試考進士，也考了四次，到四十五歲，才會試一甲二名榜眼及第，也是十分艱苦的。
書讀的不好，八股文真正寫不通的，考不中，自然無話可說。問題是有些人不但學問好，而且八股文寫的也好，甚至是八股名家，卻也在科舉考試途中，坎坷終生，有的老來勉強一第，有的到老還是一個諸生（即秀才，寫履歷出身均寫諸生），甚至是個白丁，一點功名也沒有。這種人自然是極少數，但也使社會上同情，所謂“將其一生有限之精神，盡耗於八股五言之內”，到老仍不能搏得一第，這樣便將其原因都歸罪到八股上去了。簡單地說：八股文科舉考試，就是以八股文得人，又以八股文失人，這自然也是實際情況。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如用現在的高考來作比較，那科舉考試的命中率比現在高考要困難的多。也不妨簡單介紹之。先說考秀才。清代全國各府縣都有秀才名額，而且這名額是法定固定的。如陝西延安府每屆應入學幾名秀才，浙江紹興府每屆應入學幾名秀才等等，都有定額。但是各地文化程度不一，各地水準不一、讀書人多少不一樣，因考試難易大不相同，如在江浙各府，考秀才時應考童生少時上千人，多則數千人，如黃仲則在常州府考秀才時就有三千童生參加，這樣競爭就十分劇烈，不但要八股文完篇，而且要寫的好，能考中一名秀才，也很不易。相對在西北邊遠省份，有的府文化十分落後，讀書人極少，參加考試的人，有時不足法定人數名額，這就極易成為秀才，有時文章不足完篇，甚至隻作個破題就可進學了。但名義上也是秀才，可以維持住邊遠地區的文化結構，形成讀書影響。有利於行政管理，社會安定。這種形式維持著，間或也會湧現出特殊人材，中舉、中進士，反過來又影響其本鄉文化，促使別人學習上進。所以清代縱使極邊府縣，在各個時期，總有一些讀書人。會試各科，也總有邊遠省份的人被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