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們在著述中說八股文好的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黃機、王士楨、雍正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張廷玉、幹隆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鄂爾泰等人議論，在前文已引用外，這裏再引一兩一般學人的意見。王士禎《池北偶談》記雲：
“餘友一布衣，甚有詩名，其詩終格格不通，以問汪鈍翁。曰：此君正坐未解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然無關詩與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終無由分明。近見《玉堂佳話》：言作文字當從科舉中出，不然，則汗漫披猖，出入終不由戶。”
這段筆記是十分值得重視的，它似乎已說到八股文的本質上，比黃機、鄂爾泰等人對八股文認識要深刻的多。如用現代的科學觀點去分析，那可說的很多，留待列專題細述之。在此先不多贅。
王士禎是反對取消八股的，前麵已引過他的話，所見也隻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詩人，學界泰鬥，當時詩人都以列漁洋山人門牆為榮。他是十分聰明的，順治七年十七歲，以第一名中秀才，順治八年十八歲，以第六名中舉人，順治十二年，二十二歲會試以第二十六名中進士。少年科第，汪鈍翁名琬，長洲人，也是順治進士，是與侯方域、魏禧齊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進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專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對八股文，且較有深刻的認識，可以代表八股文爭議的另一麵。
到清代末年，廢除八股之前，關於八股的爭論，仍囿於清代前、中期的論點。《清經世文編》卷一二0載李長源《考試論》雲：
“中國之士，專尚製藝，上以此求，下以此應。將其一生有限之精神，盡耗於八股、五言之內，外此則不遑涉獵，及夫登第入官，上自國計民生，下至人情風俗，非所素習，措置無從，皆因仕學兩途，以致言行不逮。”
所論也還隻是專講八股，沒有其他知識，學用不一致，言行不統一等表麵現象。因而也禁不起反問。如光緒時朱瞑庵《時藝論》（收入其所著《雨窗消意錄》卷一、瞑庵名克敬，字香蓀）中就反問“今之精通夷務者，無過李（指李鴻章）、郭（郭嵩燾）、沈（沈葆禎）、丁（丁寶楨）諸公，之數人者，皆由時藝致身，初無隔膜之患，豈其性之獨異哉？夫亦道光以前之科目不廢讀書耳，然則時藝何嚐不可得人也。”照朱瞑庵的說法，似乎能作八股文，再去講夷務，學外國事，也無往而不利了。這論調有似《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魯編修的話：“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麽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麽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從康熙時汪琬的話，到《儒林外史》魯編修的話，直到清末朱克敬的話，是一條軌跡下來的，是八股文的擁護派，道理安在呢？想想也是很有趣的。
清代末年甲午之後，中國打了大敗仗，世界思潮衝擊中國，到戊戌政變時，新舊思想已逞短兵相接之勢，八股文到了垂死階段。《戊戌政變記》卷三記雲：
“戊戌三月，梁啓超等聯合舉人百餘，連署上書，請罷八股取士之製，書達都察院，都察院不為代奏，書達總理衙門，總理衙門又不為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達輦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啟超等此舉，均疾之，若不共戴天之仇，遍放謠言，幾欲毆擊。”
同書記戊戌五月初五日上諭：
“我朝沿宋、明舊製，以《四書》文取士，康熙年間，曾經廢止八股，考試策論，但不久即復舊製，一時文運昌明，不乏通經致用之士，乃近日風尚日漓，文體日敝，若不隨時變通，何以勵實學而拔人才，著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體改用策論。”
但同年六月陳寶琛、張之洞等所議“科舉章程”，鄉會試第三場，學政各省歲科試正場，仍用《四書》文。就是並未完全取消八股文。但這也隻是帝黨的主意。八月初六戊戌政變，囚光緒於瀛台，西太後那拉氏重新垂簾聽政之後，於八月二十四日又下“上諭”：復八股取士之製，罷經濟特科。不過這隻是出於一時的政治需要，並不是說八股文還有生命力。因為爭議了幾百年的八股文，到此時隻是回光反照了。過了三年，庚子之後，於光緒二十七年辛醜十月下了廢除八股文的上諭。據《光緒東華錄》卷一七零辛醜十月記雲：
“禮部奏，本年七月，奉上諭，著自明年為始，嗣後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合校三場，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場，生員歲科考試，仍先試經、古一場，專試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策論，正場，試《四書》、五經義各一篇。考試試差、庶吉士散館，均用論一篇，策一道，進士朝考，論疏、殿試策問，均以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命題。以上一切考試，凡《四書》、五經義，均不準用八股文。”
八股文的歷史到此結束了。又過了三年，科舉考試也結束了。清代最後兩科會試：癸卯科狀元山東人王壽彭，甲辰科狀元劉春霖，會試時都不是寫八股文，而是改寫策論了。甲辰之後，科舉也停止了。
第四章：科舉考試關係之一
“餘友一布衣，甚有詩名，其詩終格格不通，以問汪鈍翁。曰：此君正坐未解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然無關詩與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終無由分明。近見《玉堂佳話》：言作文字當從科舉中出，不然，則汗漫披猖，出入終不由戶。”
這段筆記是十分值得重視的，它似乎已說到八股文的本質上，比黃機、鄂爾泰等人對八股文認識要深刻的多。如用現代的科學觀點去分析，那可說的很多，留待列專題細述之。在此先不多贅。
王士禎是反對取消八股的，前麵已引過他的話，所見也隻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詩人，學界泰鬥，當時詩人都以列漁洋山人門牆為榮。他是十分聰明的，順治七年十七歲，以第一名中秀才，順治八年十八歲，以第六名中舉人，順治十二年，二十二歲會試以第二十六名中進士。少年科第，汪鈍翁名琬，長洲人，也是順治進士，是與侯方域、魏禧齊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進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專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對八股文，且較有深刻的認識，可以代表八股文爭議的另一麵。
到清代末年，廢除八股之前，關於八股的爭論，仍囿於清代前、中期的論點。《清經世文編》卷一二0載李長源《考試論》雲：
“中國之士，專尚製藝，上以此求，下以此應。將其一生有限之精神，盡耗於八股、五言之內，外此則不遑涉獵，及夫登第入官，上自國計民生，下至人情風俗，非所素習，措置無從，皆因仕學兩途，以致言行不逮。”
所論也還隻是專講八股，沒有其他知識，學用不一致，言行不統一等表麵現象。因而也禁不起反問。如光緒時朱瞑庵《時藝論》（收入其所著《雨窗消意錄》卷一、瞑庵名克敬，字香蓀）中就反問“今之精通夷務者，無過李（指李鴻章）、郭（郭嵩燾）、沈（沈葆禎）、丁（丁寶楨）諸公，之數人者，皆由時藝致身，初無隔膜之患，豈其性之獨異哉？夫亦道光以前之科目不廢讀書耳，然則時藝何嚐不可得人也。”照朱瞑庵的說法，似乎能作八股文，再去講夷務，學外國事，也無往而不利了。這論調有似《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魯編修的話：“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麽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麽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從康熙時汪琬的話，到《儒林外史》魯編修的話，直到清末朱克敬的話，是一條軌跡下來的，是八股文的擁護派，道理安在呢？想想也是很有趣的。
清代末年甲午之後，中國打了大敗仗，世界思潮衝擊中國，到戊戌政變時，新舊思想已逞短兵相接之勢，八股文到了垂死階段。《戊戌政變記》卷三記雲：
“戊戌三月，梁啓超等聯合舉人百餘，連署上書，請罷八股取士之製，書達都察院，都察院不為代奏，書達總理衙門，總理衙門又不為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達輦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啟超等此舉，均疾之，若不共戴天之仇，遍放謠言，幾欲毆擊。”
同書記戊戌五月初五日上諭：
“我朝沿宋、明舊製，以《四書》文取士，康熙年間，曾經廢止八股，考試策論，但不久即復舊製，一時文運昌明，不乏通經致用之士，乃近日風尚日漓，文體日敝，若不隨時變通，何以勵實學而拔人才，著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體改用策論。”
但同年六月陳寶琛、張之洞等所議“科舉章程”，鄉會試第三場，學政各省歲科試正場，仍用《四書》文。就是並未完全取消八股文。但這也隻是帝黨的主意。八月初六戊戌政變，囚光緒於瀛台，西太後那拉氏重新垂簾聽政之後，於八月二十四日又下“上諭”：復八股取士之製，罷經濟特科。不過這隻是出於一時的政治需要，並不是說八股文還有生命力。因為爭議了幾百年的八股文，到此時隻是回光反照了。過了三年，庚子之後，於光緒二十七年辛醜十月下了廢除八股文的上諭。據《光緒東華錄》卷一七零辛醜十月記雲：
“禮部奏，本年七月，奉上諭，著自明年為始，嗣後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合校三場，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場，生員歲科考試，仍先試經、古一場，專試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策論，正場，試《四書》、五經義各一篇。考試試差、庶吉士散館，均用論一篇，策一道，進士朝考，論疏、殿試策問，均以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命題。以上一切考試，凡《四書》、五經義，均不準用八股文。”
八股文的歷史到此結束了。又過了三年，科舉考試也結束了。清代最後兩科會試：癸卯科狀元山東人王壽彭，甲辰科狀元劉春霖，會試時都不是寫八股文，而是改寫策論了。甲辰之後，科舉也停止了。
第四章：科舉考試關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