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上這次諷刺八股文的時候，也正是舒赫德給皇帝上奏摺請廢八股文，鄂爾泰反對取消八股文的時代。舒赫德說“時文徒為空言，不適於用，墨卷房行，輾轉抄襲”等等；鄂爾泰反駁他，先也承認“全無實用”。在這點上對八股文的看法是一致的。隻是從“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也由此產生的客觀事實上來反駁他。這樣的爭論，似乎都未觸及矛盾本身，這又是什麽原因呢？如果用現代人邏輯的頭腦和科學的觀點，以現代思維方式來認識這一問題，如何理解這些爭議，它的焦點又在哪裏？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如果不能回答這個問題，那麽我們對幾百年中考的是“不適於用”，徒事空言，輾轉抄襲的八股文，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士又出於此的矛盾，就不能理解。
關於八股文存廢的爭議，在康熙、幹隆之間，似乎一直沒有間斷過。清末徐珂編《清稗類鈔》“考試類”有一條記雲：
“雍正時，有議變取士法廢製義者，上問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對曰：‘若廢製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者矣。’遂罷其議。”
可見民間和官方對八股文的爭議，從康熙初、經雍正至幹隆，在近百年的漫長時期中，始終沒有間斷過。不過民間對八股文的爭議，常常有這種情況，就是有些人學問很好，甚至八股文寫的也很好，卻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寫的範進，開始考了二十多次，連個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歲還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舉人；考中舉人，多年又考不中進士。這種情況，很平常，而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學問都很好，八股文寫的也很好。由於考不中，便憤憤不平，在詩文著作中，便要發牢騷，罵科舉製度、罵考試官，罵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鬆齡，學問那樣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卻一生未考中舉人，因而在《聊齋誌異》一書中，不少篇都對科舉考試、八股文、考試官，作了辛辣的諷刺。幹隆二十四年出生，經歷了幹隆中、晚期、嘉慶、道光兩朝的學者錢泳，多才多藝，一生作幕，未考中過，似乎連個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園叢話》中，就有不少條罵八股文。如說：“或謂文中之有時藝，有似畫中之豬，餘駭然問故。曰：牛羊犬馬，各有名家，亦曾見以剛鬣為點染者乎？今世所謂文字，無不可書屏障，亦見有曾錄荊川、鹿門、歸、胡、陶、董之製義者乎？”
這一則筆記以豬比八股文，其他還有記秀才考試自撰典故，有所謂“自雙槐夾井以來”及“九刁九騷，三熏三栗”等笑話，於試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試官無知，為考生所騙的故事。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桃華聖解盒日記》光緒元年六月記八股文雲：
“論其學則不辨漢宋，論其文則不辨之乎，童而習之，破舊之《四書》，長而效之，錄舊之墨卷。其應試也，懷挾小策，其應製也，硯摩爭光，明人謂三十年不科舉，方可議太平。餘謂苟不得已，亦當減天下學額三分之二，停選科舉三十年，始可與言品節、政事、文學也。”
李慈銘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0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0年，足足經過了二十年才考中舉人，又過了十年，直到光緒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0年才考中進士。前後足足三十年，在科舉道路上十分艱難。寫這段日記，罵科舉製度時，雖已以學問名滿京師，但還沒有考中進士，固可見科舉製度之弊，亦可見其滿腹牢騷了。
曾國藩是進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說到八股文道：
“自製科以《四書》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言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時有司，又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黃，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於文者，又焉往而不見黜哉？”
這也是認為以八股文取士，這個辦法已經很狹隘，而衡文的人又沒有水平，沒有標準，隻憑個人主觀瞎摸，許多有品德不苟且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國藩是銳意功名，特別重視科舉的人，而對八股取士，也尖銳地指出其弊端。但卻未說明其本質及解決辦法，可見縱使如曾國藩這樣的人，對八股文也隻是表麵上消極地認識，並未深入理解。隻從衡文“繩尺”著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難的。實際八股文本身的種種困難，從內容命題到表現形式，刁鑽嚴格的限製格律，本身就是為了評文時便於區別高下，也就是所謂“繩尺”，但它畢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體的，況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個別“蓄德而苟於文”的倒黴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難免了。試問古往今來，那一次考試，沒有幾個僥倖者，沒有幾個意外倒黴者呢？科舉考試八股文是這樣，後來的策論考試，以及學校考試、各屆高考，不也有類似情況嗎？
清代學人在著作中批判八股文，揭發其弊端的文字是很多的。這裏隻引未考中的錢泳、由秀才蹉跎三十年才考中進士的李慈銘、進士出身，又入翰林院、最後作了兩江總督的所謂同光中興名臣曾國藩三人的話作為代表，以見較長的歷史時期中對八股文的議論，大多是指其弊端的。其他不必多引，隻此亦可見其一斑了。
關於八股文存廢的爭議，在康熙、幹隆之間，似乎一直沒有間斷過。清末徐珂編《清稗類鈔》“考試類”有一條記雲：
“雍正時，有議變取士法廢製義者，上問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對曰：‘若廢製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者矣。’遂罷其議。”
可見民間和官方對八股文的爭議，從康熙初、經雍正至幹隆，在近百年的漫長時期中，始終沒有間斷過。不過民間對八股文的爭議，常常有這種情況，就是有些人學問很好，甚至八股文寫的也很好，卻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寫的範進，開始考了二十多次，連個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歲還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舉人；考中舉人，多年又考不中進士。這種情況，很平常，而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學問都很好，八股文寫的也很好。由於考不中，便憤憤不平，在詩文著作中，便要發牢騷，罵科舉製度、罵考試官，罵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鬆齡，學問那樣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卻一生未考中舉人，因而在《聊齋誌異》一書中，不少篇都對科舉考試、八股文、考試官，作了辛辣的諷刺。幹隆二十四年出生，經歷了幹隆中、晚期、嘉慶、道光兩朝的學者錢泳，多才多藝，一生作幕，未考中過，似乎連個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園叢話》中，就有不少條罵八股文。如說：“或謂文中之有時藝，有似畫中之豬，餘駭然問故。曰：牛羊犬馬，各有名家，亦曾見以剛鬣為點染者乎？今世所謂文字，無不可書屏障，亦見有曾錄荊川、鹿門、歸、胡、陶、董之製義者乎？”
這一則筆記以豬比八股文，其他還有記秀才考試自撰典故，有所謂“自雙槐夾井以來”及“九刁九騷，三熏三栗”等笑話，於試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試官無知，為考生所騙的故事。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桃華聖解盒日記》光緒元年六月記八股文雲：
“論其學則不辨漢宋，論其文則不辨之乎，童而習之，破舊之《四書》，長而效之，錄舊之墨卷。其應試也，懷挾小策，其應製也，硯摩爭光，明人謂三十年不科舉，方可議太平。餘謂苟不得已，亦當減天下學額三分之二，停選科舉三十年，始可與言品節、政事、文學也。”
李慈銘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0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0年，足足經過了二十年才考中舉人，又過了十年，直到光緒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0年才考中進士。前後足足三十年，在科舉道路上十分艱難。寫這段日記，罵科舉製度時，雖已以學問名滿京師，但還沒有考中進士，固可見科舉製度之弊，亦可見其滿腹牢騷了。
曾國藩是進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說到八股文道：
“自製科以《四書》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言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時有司，又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黃，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於文者，又焉往而不見黜哉？”
這也是認為以八股文取士，這個辦法已經很狹隘，而衡文的人又沒有水平，沒有標準，隻憑個人主觀瞎摸，許多有品德不苟且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國藩是銳意功名，特別重視科舉的人，而對八股取士，也尖銳地指出其弊端。但卻未說明其本質及解決辦法，可見縱使如曾國藩這樣的人，對八股文也隻是表麵上消極地認識，並未深入理解。隻從衡文“繩尺”著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難的。實際八股文本身的種種困難，從內容命題到表現形式，刁鑽嚴格的限製格律，本身就是為了評文時便於區別高下，也就是所謂“繩尺”，但它畢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體的，況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個別“蓄德而苟於文”的倒黴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難免了。試問古往今來，那一次考試，沒有幾個僥倖者，沒有幾個意外倒黴者呢？科舉考試八股文是這樣，後來的策論考試，以及學校考試、各屆高考，不也有類似情況嗎？
清代學人在著作中批判八股文，揭發其弊端的文字是很多的。這裏隻引未考中的錢泳、由秀才蹉跎三十年才考中進士的李慈銘、進士出身，又入翰林院、最後作了兩江總督的所謂同光中興名臣曾國藩三人的話作為代表，以見較長的歷史時期中對八股文的議論，大多是指其弊端的。其他不必多引，隻此亦可見其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