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可以說：易於對仗的單音詞語漢語、漢文是產生八股文的語言文字基礎、思維邏輯基礎；那“五經”、《四書》就是產生八股文的思想教育基礎，文章內容基礎。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試的需要而產生的。社會的安定，首先在於經濟政治的安定，在於人材的和平湧現，國家行政人材的不斷接替。漢代人材的湧現是鄉舉裏選，有如鄉裏逐層推薦。魏晉六朝國家動亂之際，講求門第氏族，寒門子弟無進身之階，人材湧現不平衡，也是動亂根源之一。唐初採用了考試製度遴選人材，以迄於清末，廢科舉，興學校。自七世紀初，至二十世紀開始，國家利用考試製度，遴選人材，任命官吏的辦法，延續了一千二三百年，以歷史觀點來看這一製度，是相對合理的。關係到文化的長期綿延，人材的不斷湧現，各朝政治在各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比較穩定，各種權力能在和平情況下交接。這對民族歷史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推行考試製度遴選人材，給每個人以相等的競爭機會，相對說來是比較公平的。對參加考試的競爭者來說，不管其將來考試結果如何，他們總要先學習文化，學會考試的內容，學會競爭的本領。從個人講，固然有考中與考不中得失之憂，而從整個國家民族講，則不但能在各個歷史時期，遴選人材為國所用，且能促使大量學子讀書苦學，使民族文化得以不斷綿延、發展、光大，創造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光輝歷史文化，這和歷代的考試製度是分不開的。
考試製度不同歷史時期，有特定的考試內容和表現方式。這些考試內容和範圍，以及表現形式的製定，是為了便於考試評定程度，分別成績優劣來製定的。必然要有一定的難度，但當時考試，不同於現在的多種學科，中文外文數理化等等，縱然表現方式不同，實際也還隻是中文寫作一種，同一的題目，成千上萬程度差不多的人，寫一篇文章，寫一首詩，沒有一些比較機械的嚴格要求，都隨考試者任意去寫，這樣必然出現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說這篇好、我說那篇好，而說好、說壞也隻憑直觀，這樣就很難確定取捨標準，更難排成名次。因為這不同於大量問答題，單憑記憶知識。因為這種憑文章考試的辦法，首在考試其在共同知識基礎上的思路條理、見解分析、出新才情、推理力度、邪正感情……總而言之，不是一般的知識考試，而是一種包括高級智力測驗、政治見解觀察、作人處世觀考察的綜合考試。“八股文”便是適應這種考試要求，比較能達到這種考試測驗客觀要求的有效工具，是為了適應這種考試要求，經長期發展而形成的。是一種有相當難度的文體，而其難度所顯現的，正可以看出某人的以上所列各點。這是用現代的觀點回過來觀察歷史事物，我們應該對這一歷史事物有一較客觀的理解和認識，不然，對這一延續了五六百年、湧現了數不清的歷史優秀人物的以“八股文”教育訓練學子，進行考試遴選人材的製度，如何理解呢？不能人雲亦雲、莫名其妙地亂罵。受了現代教育，有一點現代科學觀點的人，對歷史事物，不是應該有一點符合實際的客觀科學認識嗎？
“八股文”是因了漢語、漢字的單音四聲條件、對仗思維特徵，傳統文化儒家的五經、《四書》等文獻理論教育內容，以及遴選人材、考試目的需要而產生的一種條件限製十分嚴格，寫作難度很高的文體。近人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中引清人焦循《時文說》，江國霖為梁章钜《製義叢話》寫的“序”，論“八股文”之體製道：
“至其體製，焦循〈時文說〉曰：‘禦寬平而有輿思，處恆慮而生危論。於諸子為近；然諸子之說根於己，時文之意根於題，實於六藝九流詩賦之外，別具一格。’江國霖〈製義叢話〉序曰：‘製義指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之博，持律如詩之嚴。’究之束縛過於策論，措詞隘於辭賦，而又以數千年以後之人，追模數千年以上發言人之語意，曰代聖賢立言。聖賢而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子之弟子等尚可也，倘題目非聖賢語，而為陽貨、孺子、齊人妻妾，與夫權臣、幸臣、狂士、隱士之流，亦須設身處地，如我身實為此人，肖其口吻以為文，不可不謂為文格之創體也。則記事題或連章題則不入口氣耳。”
這段文章說“八股文”之難，如歸納為簡單的幾句，即“文意根於題、措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博、持律如詩嚴”數語。這幾句怎麽解釋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隨意發揮，必須按題目模擬古人語氣寫。說事情好像對策，即回答問題，說道理又像寫論文。引證資料要像寫賦那樣掌握淵博的典故，對仗平仄，又要像寫律詩那樣嚴格。在此我雖然把主要難點較通俗地解說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讀者對此歷史事物已時差過遠，變化太大，恐怕對“八股文”之難作，看了這些解釋，仍然不得要領，無法理解，我在後麵再分別作些補充說明。
一是要有過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尤其《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白文和朱熹註解都要背熟，而且要天天溫習，一句也不能忘。要記熟《佩文韻府》，每個字的四聲要弄清，要學會對兩個字以上到十幾個字的長對子。要讀熟名家的八股文幾百篇，要學會寫小楷，要具備了這些基本功，才能學作八股文。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試的需要而產生的。社會的安定，首先在於經濟政治的安定，在於人材的和平湧現，國家行政人材的不斷接替。漢代人材的湧現是鄉舉裏選，有如鄉裏逐層推薦。魏晉六朝國家動亂之際，講求門第氏族，寒門子弟無進身之階，人材湧現不平衡，也是動亂根源之一。唐初採用了考試製度遴選人材，以迄於清末，廢科舉，興學校。自七世紀初，至二十世紀開始，國家利用考試製度，遴選人材，任命官吏的辦法，延續了一千二三百年，以歷史觀點來看這一製度，是相對合理的。關係到文化的長期綿延，人材的不斷湧現，各朝政治在各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比較穩定，各種權力能在和平情況下交接。這對民族歷史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推行考試製度遴選人材，給每個人以相等的競爭機會，相對說來是比較公平的。對參加考試的競爭者來說，不管其將來考試結果如何，他們總要先學習文化，學會考試的內容，學會競爭的本領。從個人講，固然有考中與考不中得失之憂，而從整個國家民族講，則不但能在各個歷史時期，遴選人材為國所用，且能促使大量學子讀書苦學，使民族文化得以不斷綿延、發展、光大，創造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光輝歷史文化，這和歷代的考試製度是分不開的。
考試製度不同歷史時期，有特定的考試內容和表現方式。這些考試內容和範圍，以及表現形式的製定，是為了便於考試評定程度，分別成績優劣來製定的。必然要有一定的難度，但當時考試，不同於現在的多種學科，中文外文數理化等等，縱然表現方式不同，實際也還隻是中文寫作一種，同一的題目，成千上萬程度差不多的人，寫一篇文章，寫一首詩，沒有一些比較機械的嚴格要求，都隨考試者任意去寫，這樣必然出現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說這篇好、我說那篇好，而說好、說壞也隻憑直觀，這樣就很難確定取捨標準，更難排成名次。因為這不同於大量問答題，單憑記憶知識。因為這種憑文章考試的辦法，首在考試其在共同知識基礎上的思路條理、見解分析、出新才情、推理力度、邪正感情……總而言之，不是一般的知識考試，而是一種包括高級智力測驗、政治見解觀察、作人處世觀考察的綜合考試。“八股文”便是適應這種考試要求，比較能達到這種考試測驗客觀要求的有效工具，是為了適應這種考試要求，經長期發展而形成的。是一種有相當難度的文體，而其難度所顯現的，正可以看出某人的以上所列各點。這是用現代的觀點回過來觀察歷史事物，我們應該對這一歷史事物有一較客觀的理解和認識，不然，對這一延續了五六百年、湧現了數不清的歷史優秀人物的以“八股文”教育訓練學子，進行考試遴選人材的製度，如何理解呢？不能人雲亦雲、莫名其妙地亂罵。受了現代教育，有一點現代科學觀點的人，對歷史事物，不是應該有一點符合實際的客觀科學認識嗎？
“八股文”是因了漢語、漢字的單音四聲條件、對仗思維特徵，傳統文化儒家的五經、《四書》等文獻理論教育內容，以及遴選人材、考試目的需要而產生的一種條件限製十分嚴格，寫作難度很高的文體。近人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中引清人焦循《時文說》，江國霖為梁章钜《製義叢話》寫的“序”，論“八股文”之體製道：
“至其體製，焦循〈時文說〉曰：‘禦寬平而有輿思，處恆慮而生危論。於諸子為近；然諸子之說根於己，時文之意根於題，實於六藝九流詩賦之外，別具一格。’江國霖〈製義叢話〉序曰：‘製義指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之博，持律如詩之嚴。’究之束縛過於策論，措詞隘於辭賦，而又以數千年以後之人，追模數千年以上發言人之語意，曰代聖賢立言。聖賢而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子之弟子等尚可也，倘題目非聖賢語，而為陽貨、孺子、齊人妻妾，與夫權臣、幸臣、狂士、隱士之流，亦須設身處地，如我身實為此人，肖其口吻以為文，不可不謂為文格之創體也。則記事題或連章題則不入口氣耳。”
這段文章說“八股文”之難，如歸納為簡單的幾句，即“文意根於題、措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博、持律如詩嚴”數語。這幾句怎麽解釋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隨意發揮，必須按題目模擬古人語氣寫。說事情好像對策，即回答問題，說道理又像寫論文。引證資料要像寫賦那樣掌握淵博的典故，對仗平仄，又要像寫律詩那樣嚴格。在此我雖然把主要難點較通俗地解說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讀者對此歷史事物已時差過遠，變化太大，恐怕對“八股文”之難作，看了這些解釋，仍然不得要領，無法理解，我在後麵再分別作些補充說明。
一是要有過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尤其《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白文和朱熹註解都要背熟，而且要天天溫習，一句也不能忘。要記熟《佩文韻府》，每個字的四聲要弄清，要學會對兩個字以上到十幾個字的長對子。要讀熟名家的八股文幾百篇，要學會寫小楷，要具備了這些基本功，才能學作八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