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語言詞語的符號，單音詞語，就是單音字，在形體上整齊畫一。抑揚頓挫的單音詞和整齊畫一的形體字，這就給語言上、文字上整齊和諧的對仗、對偶準備了自然產生的條件，也給後來的八股文的產生準備了條件。
中國文字裏的對仗句式，是在最古老的從無到有的先秦文獻中就已大量出現了。而這是因語言和文字特徵自然形成的。劉勰《文心雕龍》中《麗辭》篇說：
“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雲：‘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易陳謨雲：‘滿招損、謙受益。’豈營儷辭，卒然成對。”
劉勰所舉例子，都是《書經》中《大禹謨》篇中的例子，所謂“所營儷辭，卒然成對”，就是說所寫這些工整的句子，不是有意寫駢體文，而是自然成對。為什麽自然成對呢？因為語言文字本身，具備了成對的特徵。其實不但劉勰所舉“罪疑惟輕”兩句成對，其上下文也是對仗的句子。現引此章全文如下：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禦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
這段話中，“臨下”、“禦眾”、“罰弗”、“賞延”等句，不也是“卒然成對”的嗎？這種能夠“卒然成對”的語言文字，出自最古老的文獻《書經》，而在現代人讀來，如“臨下以簡，禦眾以寬”的對仗句子，不但好讀好記，而且也並不難以理解。這種語言文字特徵，是產生發展為四六駢文的基礎，也是發展成八股文的基礎。因為八股文的特徵之一，就是每股和每股是成對的，等於長對聯。但又不是純粹的對子，而是加入許多虛詞，包括連接、轉折、語氣“且夫”、“夫然後”、“之乎者也矣耶哉”等詞語的對子。但對仗的語言文字，卻是最根本的八股文基礎，沒有對仗，便沒有八股文。清人汪隨山《鬆煙小錄》說：
“柳宗元《故國子監祭酒兼安南都護張公墓誌銘》駢體小句，大類後世製藝中之二比。”
這段文字形式如何，現分兩小段引在後麵，可以參看：
“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於我理。
烏蠻酋師，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
每一小段，讀音節奏明顯，短句又自成對仗，而語氣上用虛詞“於是”、“再舉”、“一動”、“以歸”、“以被”等轉折、推進、完成。而兩小段在字數、句數、詞性、語氣、平仄音調上又自然成對。八股文的中心部分，都是寫成這樣的。所以說對仗是八股文的基礎，但又是在漢語、漢字本身的基礎上形成。
以上隻就語音和文字的外表形式上說明其產生八股文的條件。如進一步理解，便要理解到概念和思維上。因為人類語言的任何聲音都是表現某種感情和意思的。漢語的單音詞，每個聲音都表現一種概念，或是具體的、或是抽象的。許多聲音組織在一起，便是一組完整的思維程序，因而一切對仗，不單純是聲音、詞組的對仗，而是思維邏輯的對仗，這中間就表現了對客觀事物的思維程序的對照。世界上任何具體和抽象事物，都是複雜的、多變的、多角的，這都能反映在人們的思維中去想像、去推理，或分析、或綜合，這樣一切的對仗，就不隻是語言文字的對仗，而是思維意思的對仗。《文心雕龍·麗辭》篇說：“事對為末，意對為先。反對為優，正對為劣。”這話是什麽意思呢？就是不隻有形的事物對照，而且先要抽象的意思道理的對照，正反兩麵的意思對仗才好，同樣的意思就不好。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紅花，’、“綠葉”，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觀存在，都看得見，很普通。如寫成“綠肥”、“紅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對，又是反對。這是因中國語言文字特徵所形成的特殊思維程序。用現在話說：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辯證的思維。中國對仗的思維程序，語言文字的對仗特徵，最能體現這一點，也最容易養成這種思維方法。當然，八股文的對仗思維和所用語言材料，完全不同於四六駢文，詩詞騷賦，而且最忌沾染詞章氣。
對仗，表麵看是聲音、文字、詞語對仗；實質是思維上的對仗，進一步追求的是意思上的、正反兩個方麵的對仗，而八股中所謂“八股”就是四組特殊對仗的文字，是特殊、複雜對仗思維的產物。
八股文產生的第二點歷史因素，是中華傳統文化上的，就是中華民族文化從無到有的先秦典籍，獨尊儒術的“經書”：“五經”、《論語》、《孟子》（後加《大學》）、《中庸》成為“四子書”一直是兩千年間惟一的讀書教材。雖然自六朝以後，四六駢文盛行，騷賦《文選》一度為讀書人所重視，唐代以詩、賦考試取士，一時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讀書人熱衷於讀《文選》。但仍要考群經為內容的“帖經”，又稱“帖括”，即任選參試者平日所習之某種經書考試之。且以寫註疏為主，全憑平時熟讀記憶。因之對“五經”、《論語》、《孟子》等仍是最基本的學習教材，其傳統的學習內容及方式並未中斷。隻因唐天子姓“李”，祟尚道教，學子要多讀一種李耳的《道德經》，即《老子》。至宋代初年以後，國家不再以詩、賦試士，考試經義。士子於初步讀書教育完成後，即專治一種經書，參加考試。直至最高級（中間有郡貢士）禮部考試、殿試對策。文天祥《過零汀洋》詩：“患難遭逢起一經”句，所謂“一經”，就是以精研一部經書的老明經自居。由宋而後，直至清末廢科舉，讀書人自啟蒙識字，直到開筆作文，主要的學習內容，就是《四書》、“五經”，學習這些，考試這些。八股文就是在這樣的教育基礎，學習內容下的產物。八股文的題目全出自《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擬聖賢口吻，叫做“代聖賢立言”。因而如果沒有五經、《四書》，又哪有八股文呢。
中國文字裏的對仗句式，是在最古老的從無到有的先秦文獻中就已大量出現了。而這是因語言和文字特徵自然形成的。劉勰《文心雕龍》中《麗辭》篇說：
“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雲：‘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易陳謨雲：‘滿招損、謙受益。’豈營儷辭，卒然成對。”
劉勰所舉例子，都是《書經》中《大禹謨》篇中的例子，所謂“所營儷辭，卒然成對”，就是說所寫這些工整的句子，不是有意寫駢體文，而是自然成對。為什麽自然成對呢？因為語言文字本身，具備了成對的特徵。其實不但劉勰所舉“罪疑惟輕”兩句成對，其上下文也是對仗的句子。現引此章全文如下：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禦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
這段話中，“臨下”、“禦眾”、“罰弗”、“賞延”等句，不也是“卒然成對”的嗎？這種能夠“卒然成對”的語言文字，出自最古老的文獻《書經》，而在現代人讀來，如“臨下以簡，禦眾以寬”的對仗句子，不但好讀好記，而且也並不難以理解。這種語言文字特徵，是產生發展為四六駢文的基礎，也是發展成八股文的基礎。因為八股文的特徵之一，就是每股和每股是成對的，等於長對聯。但又不是純粹的對子，而是加入許多虛詞，包括連接、轉折、語氣“且夫”、“夫然後”、“之乎者也矣耶哉”等詞語的對子。但對仗的語言文字，卻是最根本的八股文基礎，沒有對仗，便沒有八股文。清人汪隨山《鬆煙小錄》說：
“柳宗元《故國子監祭酒兼安南都護張公墓誌銘》駢體小句，大類後世製藝中之二比。”
這段文字形式如何，現分兩小段引在後麵，可以參看：
“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於我理。
烏蠻酋師，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
每一小段，讀音節奏明顯，短句又自成對仗，而語氣上用虛詞“於是”、“再舉”、“一動”、“以歸”、“以被”等轉折、推進、完成。而兩小段在字數、句數、詞性、語氣、平仄音調上又自然成對。八股文的中心部分，都是寫成這樣的。所以說對仗是八股文的基礎，但又是在漢語、漢字本身的基礎上形成。
以上隻就語音和文字的外表形式上說明其產生八股文的條件。如進一步理解，便要理解到概念和思維上。因為人類語言的任何聲音都是表現某種感情和意思的。漢語的單音詞，每個聲音都表現一種概念，或是具體的、或是抽象的。許多聲音組織在一起，便是一組完整的思維程序，因而一切對仗，不單純是聲音、詞組的對仗，而是思維邏輯的對仗，這中間就表現了對客觀事物的思維程序的對照。世界上任何具體和抽象事物，都是複雜的、多變的、多角的，這都能反映在人們的思維中去想像、去推理，或分析、或綜合，這樣一切的對仗，就不隻是語言文字的對仗，而是思維意思的對仗。《文心雕龍·麗辭》篇說：“事對為末，意對為先。反對為優，正對為劣。”這話是什麽意思呢？就是不隻有形的事物對照，而且先要抽象的意思道理的對照，正反兩麵的意思對仗才好，同樣的意思就不好。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紅花，’、“綠葉”，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觀存在，都看得見，很普通。如寫成“綠肥”、“紅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對，又是反對。這是因中國語言文字特徵所形成的特殊思維程序。用現在話說：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辯證的思維。中國對仗的思維程序，語言文字的對仗特徵，最能體現這一點，也最容易養成這種思維方法。當然，八股文的對仗思維和所用語言材料，完全不同於四六駢文，詩詞騷賦，而且最忌沾染詞章氣。
對仗，表麵看是聲音、文字、詞語對仗；實質是思維上的對仗，進一步追求的是意思上的、正反兩個方麵的對仗，而八股中所謂“八股”就是四組特殊對仗的文字，是特殊、複雜對仗思維的產物。
八股文產生的第二點歷史因素，是中華傳統文化上的，就是中華民族文化從無到有的先秦典籍，獨尊儒術的“經書”：“五經”、《論語》、《孟子》（後加《大學》）、《中庸》成為“四子書”一直是兩千年間惟一的讀書教材。雖然自六朝以後，四六駢文盛行，騷賦《文選》一度為讀書人所重視，唐代以詩、賦考試取士，一時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讀書人熱衷於讀《文選》。但仍要考群經為內容的“帖經”，又稱“帖括”，即任選參試者平日所習之某種經書考試之。且以寫註疏為主，全憑平時熟讀記憶。因之對“五經”、《論語》、《孟子》等仍是最基本的學習教材，其傳統的學習內容及方式並未中斷。隻因唐天子姓“李”，祟尚道教，學子要多讀一種李耳的《道德經》，即《老子》。至宋代初年以後，國家不再以詩、賦試士，考試經義。士子於初步讀書教育完成後，即專治一種經書，參加考試。直至最高級（中間有郡貢士）禮部考試、殿試對策。文天祥《過零汀洋》詩：“患難遭逢起一經”句，所謂“一經”，就是以精研一部經書的老明經自居。由宋而後，直至清末廢科舉，讀書人自啟蒙識字，直到開筆作文，主要的學習內容，就是《四書》、“五經”，學習這些，考試這些。八股文就是在這樣的教育基礎，學習內容下的產物。八股文的題目全出自《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擬聖賢口吻，叫做“代聖賢立言”。因而如果沒有五經、《四書》，又哪有八股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