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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外部世界對改革進程的態度如同這個世界本身一樣是多方麵的，五花八門的。西方各國的首都、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發展中國家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改革。改革引起一些人的驚嘆，激發另一些人的希望，使第三部分人幸災樂禍地等待必然到來的失敗。但改革到處都引人矚目，使每個人都不能無動於衷。相反，改革引起了人們對蘇聯越來越強烈的興趣，激起人們對蘇聯人的尊敬。
決定改革外部語境的，是蘇聯在國際舞台上起的作用、80年代中世界上對抗的強度。蘇聯作為對抗的兩極之一，背負著力不勝任的全球義務的重擔，花費巨大財力去生產軍備、援助盟國，捲入代價高昂的流血衝突，不僅在如阿富汗這樣毗連的國家裏，而且在遠離本國幾千公裏的地方。
到蘇聯新領導人執政時，實際上同所有最有影響的國家（美國、中國、日本、英國）的關係都有問題，而本可以減輕軍備競賽重擔的談判卻進入死胡同。人們強烈感覺到幾十年來蘇聯領導人奉行的惰性的對外政策難以為繼。
蘇聯新領導人在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世界互相聯繫、互相依存這一原則性論點後，並不局限於唱些熱愛和平的高調。他們提出了擺脫冷戰、國際關係轉入實際合作軌道的具體計劃。在一開始同東歐各國領導人談話中宣布的關於各國領導人對各自國家人民負責的論點以及後來形成的選擇自由的原則，決定了蘇聯不再幹涉華沙條約成員國的事務，把這些國家的命運交給它們的人民。
在七年不到的時間裏，隨著改革的發展和深化，對改革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起先人們並不把改革當真，認為這是克裏姆林宮又一個宣傳花招。後來人們疑慮重重，勉強相信蘇聯領導人的新方針是有充分根據的。再後來他們熱烈支持改革，甚至起來捍衛改革，擊退對它的敵對攻擊。盡管1990—1991年一些西方國家的、尤其是美國的領導人對蘇聯改革的態度十分矛盾，世界的大多數輿論卻由衷為改革悲劇性的結局感到惋惜。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隨著改革的結束，許多人對根本革新世界、民主突破未來的希望煙消雲散。
改革給了我國和世界什麽？
兩個相互對立的關於改革的神話近來十分流行。第一個神話把改革看成是“動亂時期”，基本上是一個以消滅傳統俄國為目標的破壞過程。第二個神話則認為這個傳統製度十分牢固，不會受到任何激進改革的影響，因此改革是早就註定要失敗的。
這兩個神話都與歷史現實不符，是用來貶低改革的歷史成就的，正是改革推動了我國和全世界的民主革新。
改革同任何一場革命一樣當然有破壞的成分。改革也不能避免政治上的疏忽和錯誤。但是這一點並不決定1980年代後5年革新進程的獨特內容。對改革不能根據它沒能或沒來得及給社會帶來的東西來衡量，而應該根據改革積極的歷史貢獻，它給蘇聯社會生活、給普通人生存條件帶來的實際變化來衡量。
在這方麵改革的歷史意義是難以估量的。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世界語境中的改革(2)
改革派在復興和實施列寧新經濟政策時期思想的名義下開始了改革，後來轉向對蘇聯社會從意識形態到經濟的各個領域進行深刻的改造。
改革派根據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傳統的精神，堅決譴責史達林政權的鎮壓製度，因為它與民主理想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價值觀背道而馳。他們從這一方針出發，積極從史達林時代威權主義思想政治遺產中解放出來。在改革年代，為幾十萬“古拉格”的勞改犯平了反。
蘇聯社會還逐漸從停滯時期殘餘的威權主義中解放出來。與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發達社會主義”時代的行政指令體製，被戈巴契夫及其周圍的人所倡導的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體製所取代。早在改革頭幾年，我國的民主就比過去多了許多。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的氛圍、傳媒上尖銳的批評文章的發表、電視台節目獨立、成千上萬公民參加的集會和示威遊行要求更多的公開性和自由，都證明了這一點。人們歡迎馬克思早期充滿人道主義思想的著作的出版。索忍尼辛、特瓦爾多夫斯基、留巴科夫、沙特羅夫尖銳的批評作品相繼再版。持不同政見者的書報和國外的僑民書報紛紛解禁，人們可以自由閱讀外國學者、革命前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的著作。
有一種意見認為，改革沒有明確的行動計劃，改革派不知道蘇聯社會該向何處去。這種意見與事實不符。改革構想的基本思想是使我國社會從“個人崇拜”、停滯時期的變形現象和後果中、從阻礙民主革新的一切中解放出來。這一思想的核心是人作為主要形象回歸政治、經濟和精神領域，消滅人與生產、政權和文化的異化。
這一構想的實施逐漸導致改革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表明這一點的是旨在我國建立以社會為取向的混合經濟、改造我國社會的政治領域的一些步驟，當然還有為未舉行的黨的第二十九次代表大會製訂的新的、實質上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改造蘇共的計劃。
改革保證了我國擺脫威權主義，結束了一黨壟斷和意識形態壟斷，為蘇聯社會開拓了民主的前景。實施了“不符合蘇聯傳統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如集會自由、遊行示威自由、成立政治團體和政黨、公民出國自由、切實保障言論自由等。
決定改革外部語境的，是蘇聯在國際舞台上起的作用、80年代中世界上對抗的強度。蘇聯作為對抗的兩極之一，背負著力不勝任的全球義務的重擔，花費巨大財力去生產軍備、援助盟國，捲入代價高昂的流血衝突，不僅在如阿富汗這樣毗連的國家裏，而且在遠離本國幾千公裏的地方。
到蘇聯新領導人執政時，實際上同所有最有影響的國家（美國、中國、日本、英國）的關係都有問題，而本可以減輕軍備競賽重擔的談判卻進入死胡同。人們強烈感覺到幾十年來蘇聯領導人奉行的惰性的對外政策難以為繼。
蘇聯新領導人在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世界互相聯繫、互相依存這一原則性論點後，並不局限於唱些熱愛和平的高調。他們提出了擺脫冷戰、國際關係轉入實際合作軌道的具體計劃。在一開始同東歐各國領導人談話中宣布的關於各國領導人對各自國家人民負責的論點以及後來形成的選擇自由的原則，決定了蘇聯不再幹涉華沙條約成員國的事務，把這些國家的命運交給它們的人民。
在七年不到的時間裏，隨著改革的發展和深化，對改革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起先人們並不把改革當真，認為這是克裏姆林宮又一個宣傳花招。後來人們疑慮重重，勉強相信蘇聯領導人的新方針是有充分根據的。再後來他們熱烈支持改革，甚至起來捍衛改革，擊退對它的敵對攻擊。盡管1990—1991年一些西方國家的、尤其是美國的領導人對蘇聯改革的態度十分矛盾，世界的大多數輿論卻由衷為改革悲劇性的結局感到惋惜。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隨著改革的結束，許多人對根本革新世界、民主突破未來的希望煙消雲散。
改革給了我國和世界什麽？
兩個相互對立的關於改革的神話近來十分流行。第一個神話把改革看成是“動亂時期”，基本上是一個以消滅傳統俄國為目標的破壞過程。第二個神話則認為這個傳統製度十分牢固，不會受到任何激進改革的影響，因此改革是早就註定要失敗的。
這兩個神話都與歷史現實不符，是用來貶低改革的歷史成就的，正是改革推動了我國和全世界的民主革新。
改革同任何一場革命一樣當然有破壞的成分。改革也不能避免政治上的疏忽和錯誤。但是這一點並不決定1980年代後5年革新進程的獨特內容。對改革不能根據它沒能或沒來得及給社會帶來的東西來衡量，而應該根據改革積極的歷史貢獻，它給蘇聯社會生活、給普通人生存條件帶來的實際變化來衡量。
在這方麵改革的歷史意義是難以估量的。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世界語境中的改革(2)
改革派在復興和實施列寧新經濟政策時期思想的名義下開始了改革，後來轉向對蘇聯社會從意識形態到經濟的各個領域進行深刻的改造。
改革派根據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傳統的精神，堅決譴責史達林政權的鎮壓製度，因為它與民主理想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價值觀背道而馳。他們從這一方針出發，積極從史達林時代威權主義思想政治遺產中解放出來。在改革年代，為幾十萬“古拉格”的勞改犯平了反。
蘇聯社會還逐漸從停滯時期殘餘的威權主義中解放出來。與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發達社會主義”時代的行政指令體製，被戈巴契夫及其周圍的人所倡導的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體製所取代。早在改革頭幾年，我國的民主就比過去多了許多。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的氛圍、傳媒上尖銳的批評文章的發表、電視台節目獨立、成千上萬公民參加的集會和示威遊行要求更多的公開性和自由，都證明了這一點。人們歡迎馬克思早期充滿人道主義思想的著作的出版。索忍尼辛、特瓦爾多夫斯基、留巴科夫、沙特羅夫尖銳的批評作品相繼再版。持不同政見者的書報和國外的僑民書報紛紛解禁，人們可以自由閱讀外國學者、革命前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的著作。
有一種意見認為，改革沒有明確的行動計劃，改革派不知道蘇聯社會該向何處去。這種意見與事實不符。改革構想的基本思想是使我國社會從“個人崇拜”、停滯時期的變形現象和後果中、從阻礙民主革新的一切中解放出來。這一思想的核心是人作為主要形象回歸政治、經濟和精神領域，消滅人與生產、政權和文化的異化。
這一構想的實施逐漸導致改革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表明這一點的是旨在我國建立以社會為取向的混合經濟、改造我國社會的政治領域的一些步驟，當然還有為未舉行的黨的第二十九次代表大會製訂的新的、實質上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改造蘇共的計劃。
改革保證了我國擺脫威權主義，結束了一黨壟斷和意識形態壟斷，為蘇聯社會開拓了民主的前景。實施了“不符合蘇聯傳統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如集會自由、遊行示威自由、成立政治團體和政黨、公民出國自由、切實保障言論自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