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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改革內在的辯證法是公開性和民主化起先被改革者看成工具，看成對現行社會主義進行“修理”的手段，不久隨著把社會主義看做人道主義民主製度的新觀念深入人心，便變成了獨立的目的：公開性變成了言論自由，民主化變成了政治民主。改革者發動的社會政治進程因此具有自身的發展邏輯。蘇聯民主改革在1980年代末達到頂峰。正是那時社會的主動精神開始具有群眾性的、往往是自發的性質。
把改革比作革命是合適的。但同時這是一場自覺控製（而且控製成了）在和平框架內的革命。
改革的倡導者竭力把以往不需要的積聚起來的群眾力量引入創造和社會創作的渠道。盡管部分精英和社會多數人積極努力，我國展開的進程仍然遇到嚴重的困難。
隨著蘇聯高層官僚們發現改革威脅到他們在我國思想政治和社會經濟製度中的優勢地位，他們開始越來越起勁地阻撓對我國的根本革新，試圖閹割改革的真諦，把改革變成又一個不觸及社會生活深層基礎的專家治國論者的（最好是塗脂抹粉的）新花招。
改革派實際上遭遇了蘇聯統治階層多數人的暗中破壞。在1987—1989年“親改革”公民的積極性一度高漲之後，知識分子（精英知識分子和大眾知識分子）在物質困難、社會上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加劇的影響下不僅不再理睬戈巴契夫，而且轉而投入反對戈巴契夫的激進反對派之中。
有三股主要的政治勢力存在於改革進程中並相互鬥爭。首先，是一貫支持改革政策的人，他們喊著民主革新社會主義的口號追隨戈巴契夫前進。當時詩人葉夫圖申科以他們的名義說道，“我們全都參加改革黨”。與改革派相對立的是黨內和知識分子中的保守派，他們最終支持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當時他們被稱作“右派”，這樣的稱呼很對，因為他們保衛的是改革派千方百計試圖掙脫的國家官僚的史達林主義社會主義模式。這股勢力對改革進程的反抗起先消極，後來積極，直到發動八月叛亂。最後，按次序而不是按作用算作第三股勢力的是聚集在俄羅斯聯邦總統鮑裏斯·葉爾欽身邊的人。他們批評改革派，先是因為改革進程緩慢，因此他們被稱為“先鋒派”。他們最後要求盡快結束“社會主義實驗”。這是後來在俄羅斯實施“休克療法”的激進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
這三股勢力決定了改革的進程，決定了改革的成就、矛盾和失敗。在叛亂期間這三股勢力起了各自的作用。叛亂的發動者決定讓國家回到改革前的時代。改革派、民主勢力的反抗破壞了他們的計劃。但結果新自由主義者卻利用民主派反抗叛亂分子的浪潮掌握了政權，他們為所欲為，以結束戈巴契夫政權和改革本身。
為了客觀起見應該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領導人對改革的態度從來都是矛盾的，例如，這在1991年7月蘇聯參加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就有所表現。當時錯過了實際支持改革的機會。
因此，意識形態上毫無共同之處的不同的反改革勢力的行動直指蘇聯國家製度及其體現——中央政權。令人十分奇怪的是，民族主義者、激進民主主義者和共產黨保守派在一致的反國家狂熱中聯合了起來。在這些勢力的作用下，在改革的最後階段事態具有毀滅的性質。改革中斷了。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世界語境中的改革(1)
世界語境中的改革
改革首先是對蘇聯社會的迫切需求及其問題和未解決的矛盾的答覆。同時改革反映了上世紀最後25年世界發展特有的更廣闊的進程。在世界越來越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條件下，改革經受了這些進程的作用，同時自己也對這些進程施加影響。
蘇聯和歐洲“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的改革有著明確的、雖然並非直線式的聯繫。盡管蘇聯的改革給了這些國家的變化以起始的推動力，它們不久由於一係列國內外的原因走上了與強加於它們的國家官僚社會主義模式決裂的道路。“天鵝絨”革命又對蘇聯激進情緒不幸加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更廣闊的畫麵上，改革與“民主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渾然一體，“第三次浪潮”1970年代中期席捲歐洲（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在隨後的10年中又襲擊西半球。改革接過這一接力棒，把它帶回歐洲，帶回過去由“鐵幕”與世界徹底隔開的東歐。
與此同時，另一個稱作“全球化”的更囊括一切的進程在發展。在1980—1990年代，各國實際上都必須適應這一進程。這一進程的主要特點是加強各國的相互依存度、信息通信領域的革命、轉向後工業化的經濟結構、國家作用發生變化。
改革在其外部表現中可以充當取代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版本的方案。在改革構想中社會動機表現得強得多，改革構想放在首位的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發展人的個性，它的“世界圖景”建立在利益的平衡上，而不是潛在的實力上。在蘇聯存在時，在冷戰結束後這一國際發展前景有著紮實的支持基礎。在後來10年中新自由主義模式陷入死胡同，表明了這樣的方案仍然是需要的。
因此，改革與國際最重要的進程在積極互動。改革產生了共鳴效果，促進了很有前途的社會發展趨勢。改革使我國重又投入世界進程的湍流。改革在擺脫實際上整個戰後時期世界發展特有的爆炸性危險對抗時起了決定性作用。
把改革比作革命是合適的。但同時這是一場自覺控製（而且控製成了）在和平框架內的革命。
改革的倡導者竭力把以往不需要的積聚起來的群眾力量引入創造和社會創作的渠道。盡管部分精英和社會多數人積極努力，我國展開的進程仍然遇到嚴重的困難。
隨著蘇聯高層官僚們發現改革威脅到他們在我國思想政治和社會經濟製度中的優勢地位，他們開始越來越起勁地阻撓對我國的根本革新，試圖閹割改革的真諦，把改革變成又一個不觸及社會生活深層基礎的專家治國論者的（最好是塗脂抹粉的）新花招。
改革派實際上遭遇了蘇聯統治階層多數人的暗中破壞。在1987—1989年“親改革”公民的積極性一度高漲之後，知識分子（精英知識分子和大眾知識分子）在物質困難、社會上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加劇的影響下不僅不再理睬戈巴契夫，而且轉而投入反對戈巴契夫的激進反對派之中。
有三股主要的政治勢力存在於改革進程中並相互鬥爭。首先，是一貫支持改革政策的人，他們喊著民主革新社會主義的口號追隨戈巴契夫前進。當時詩人葉夫圖申科以他們的名義說道，“我們全都參加改革黨”。與改革派相對立的是黨內和知識分子中的保守派，他們最終支持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當時他們被稱作“右派”，這樣的稱呼很對，因為他們保衛的是改革派千方百計試圖掙脫的國家官僚的史達林主義社會主義模式。這股勢力對改革進程的反抗起先消極，後來積極，直到發動八月叛亂。最後，按次序而不是按作用算作第三股勢力的是聚集在俄羅斯聯邦總統鮑裏斯·葉爾欽身邊的人。他們批評改革派，先是因為改革進程緩慢，因此他們被稱為“先鋒派”。他們最後要求盡快結束“社會主義實驗”。這是後來在俄羅斯實施“休克療法”的激進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
這三股勢力決定了改革的進程，決定了改革的成就、矛盾和失敗。在叛亂期間這三股勢力起了各自的作用。叛亂的發動者決定讓國家回到改革前的時代。改革派、民主勢力的反抗破壞了他們的計劃。但結果新自由主義者卻利用民主派反抗叛亂分子的浪潮掌握了政權，他們為所欲為，以結束戈巴契夫政權和改革本身。
為了客觀起見應該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領導人對改革的態度從來都是矛盾的，例如，這在1991年7月蘇聯參加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就有所表現。當時錯過了實際支持改革的機會。
因此，意識形態上毫無共同之處的不同的反改革勢力的行動直指蘇聯國家製度及其體現——中央政權。令人十分奇怪的是，民族主義者、激進民主主義者和共產黨保守派在一致的反國家狂熱中聯合了起來。在這些勢力的作用下，在改革的最後階段事態具有毀滅的性質。改革中斷了。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世界語境中的改革(1)
世界語境中的改革
改革首先是對蘇聯社會的迫切需求及其問題和未解決的矛盾的答覆。同時改革反映了上世紀最後25年世界發展特有的更廣闊的進程。在世界越來越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條件下，改革經受了這些進程的作用，同時自己也對這些進程施加影響。
蘇聯和歐洲“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的改革有著明確的、雖然並非直線式的聯繫。盡管蘇聯的改革給了這些國家的變化以起始的推動力，它們不久由於一係列國內外的原因走上了與強加於它們的國家官僚社會主義模式決裂的道路。“天鵝絨”革命又對蘇聯激進情緒不幸加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更廣闊的畫麵上，改革與“民主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渾然一體，“第三次浪潮”1970年代中期席捲歐洲（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在隨後的10年中又襲擊西半球。改革接過這一接力棒，把它帶回歐洲，帶回過去由“鐵幕”與世界徹底隔開的東歐。
與此同時，另一個稱作“全球化”的更囊括一切的進程在發展。在1980—1990年代，各國實際上都必須適應這一進程。這一進程的主要特點是加強各國的相互依存度、信息通信領域的革命、轉向後工業化的經濟結構、國家作用發生變化。
改革在其外部表現中可以充當取代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版本的方案。在改革構想中社會動機表現得強得多，改革構想放在首位的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發展人的個性，它的“世界圖景”建立在利益的平衡上，而不是潛在的實力上。在蘇聯存在時，在冷戰結束後這一國際發展前景有著紮實的支持基礎。在後來10年中新自由主義模式陷入死胡同，表明了這樣的方案仍然是需要的。
因此，改革與國際最重要的進程在積極互動。改革產生了共鳴效果，促進了很有前途的社會發展趨勢。改革使我國重又投入世界進程的湍流。改革在擺脫實際上整個戰後時期世界發展特有的爆炸性危險對抗時起了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