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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俄羅斯有一種觀點，認為改革提供的機會沒有被蘇聯社會抓住，也沒有得到重視，改革是“將俄羅斯歷史的軌道轉到與歐洲和其他世界合作方向的浪漫而宏大的計劃”（安·格拉喬夫）。1985—1991年的歐洲和美國社會輿論與其說是重視這個計劃，不如說是感覺到米·謝·戈巴契夫作為一個人和一位領導人，其風度、舉止、活動符合有關改革派政治家的觀念，符合對日益民主的俄羅斯的事態應當如何發展的期望。


    從1980年代後5年社會輿論調查來看，我國同胞總的來說是贊同這一點的（同時他們的看法是接近歐洲人而不是美國人）。例如，阿爾奇·布朗在仔細分析了改革時期蘇聯社會輿論調查之後指出，“與西方評論家和戈巴契夫的俄羅斯政敵通常的論斷相反，他甚至在當選總書記5年之後仍然是蘇聯最受尊敬最有聲望的人”［55］。


    不能不看到，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關於改革的社會輿論是在完全不同於西方的環境中即在告別威權主義歷史和“專製傳統”的情況下形成的，這種告別是困難、痛苦和長期的。最重要的是，在從1985年起的整整20年中，社會對改革及其領導人的態度對於同胞們來說始終是一個同俄羅斯民主的命運緊密相連的問題。


    注釋


    ［1］本文是根據向由葛蘭西基金會（義大利）、戈巴契夫基金會（莫斯科）和國立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組織的“戈巴契夫與歐洲”會議（2003年3月28—29日，羅馬）提交的報告寫成的。


    ［2］我在這裏用的是英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阿爾奇·布朗關於改革事件的一本有分量的研究著作的書名——《戈巴契夫因素》。阿·布朗《戈巴契夫因素》，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歐洲人和美國人評價的異同(6)


    ［3］歐洲人社會輿論1954—1989年對蘇聯態度的變化和歐洲人在改革時期對戈巴契夫的態度可以用“理解軸”和“信任軸”的形式加以圖解。負值（-）和正值（+）與包含消極和積極態度並表明信任或不信任的答案比例是一致的。參看埃梅特·德恩·奧斯登《1985—1990年西歐對蘇聯和戈巴契夫總統的認識》，載於《歐洲安全的未來：歐洲社會輿論的比較分析》，布魯塞爾1991年12月16—17日。


    ［4］研究結果載於埃梅特·德恩·奧斯登前引書中。這份報告提交給了由菲利浦·莫尼加爾教授組織的布魯塞爾會議，筆者對其提供信息表示感謝。


    ［5］埃梅特·德恩·奧斯登前引書，第98—102頁。


    ［6］同上，第102頁。


    ［7］同上，第108頁。


    ［8］同上，第107頁。


    ［9］


    ［10］路透社1989年10月5日。


    ［11］埃梅特·德恩·奧斯登前引書，第109頁。


    ［12］“美國人都支持美俄核協定。有一半的人認為這是一個大成就。”


    ［13］研究人員認為，鮑·葉爾欽“繼承了”美國人對米·戈巴契夫的信任，但後來對他的信任度發生了負的變化。美國人對普京的信任度在其就任俄羅斯總統兩年之後與1987年對戈巴契夫的信任度一樣。Б.3.多克托羅夫、e.c.彼得連科《關於社會輿論基金會調查的結果》，2002年6月20日。


    ［14］


    ［15］同上。


    ［16］同上。


    ［17］埃梅特·德恩·奧斯登前引書，第112頁。


    ［18］


    ［19］l.薩阿德：葉爾欽辭職時，俄國在美國麵臨形象問題。


    ［20］“德國潮”廣播電台評論，1986年7月24日。戈巴契夫基金會檔案。


    ［21］同上。


    ［22］Ж.賓傑《新思維》，載於《新思維詞彙體驗》，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89年版。


    ［23］《威斯伐倫日報》1988年4月12日。


    ［24］《巴黎競賽畫報》1987年4月17日。


    ［25］《世界報》1988年4月7日。


    ［26］《科隆城市導報》1988年12月12日。


    ［27］《高端雜誌》（《topmagazine》）1990年第30期。


    ［28］《巴黎競賽畫報》1987年4月17日。


    ［29］《法蘭克福匯報》1988年4月12日。


    ［30］關於賴·馬·戈爾巴喬娃風格的評論值得注意，按照報刊上的說法，她的風格接近於歐洲人，讓她的同胞感到意外：“西方最先發現了賴莎·戈爾巴喬娃……西方報紙認為她是出生在東方的第一夫人的典型。至於說蘇聯人，那麽他們對此甚至不加懷疑。”《巴黎競賽畫報》1987年4月17日。


    ［31］“蘇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公開鬥爭從今以後更加激烈：4月5日星期二《真理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引起了非史達林化的擁護者和反對者之間的辯論……文章公開提到了蘇聯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公開宣戰問題……戈巴契夫先生的政策遇到了有組織的種種形式的反對派”（《世界報》1988年4月7日）。“政治局內有一批積極的阻撓者”（《法蘭克福匯報》1988年8月8日）。


    ［32］“一些報紙關於蘇聯經濟形勢的報導對於近來的英國報刊來說是有代表性的。不能不看到，關於蘇聯‘饑荒臨近’的醒目標題以及大眾傳媒推出這些材料本身無疑會在地方輿論中造成一定的恐慌情緒。”蘇聯駐英國大使列·紮米亞京1990年11月14日《日記》。紮米亞京寄來的英國報紙上的一些標題是：《饑荒與俄羅斯的冬天》、《定量配給在敲蘇聯公民的門》、《飢餓的列寧格勒》（戈巴契夫基金會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