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頁
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時街壘（準確些說，是許多看不見的、但可以明顯感覺到的街壘）明顯地把社會分隔為兩個逐漸團結起來並意識到自己利益的對立的群體，一方麵是改革倡導者、擁護者和同盟者的群體，另一方麵是改革反對者的群體……否認矛盾以及由於改革而出現的群體利益的殘酷鬥爭的必然性，等於是閉眼不看現實，而現實在今天即在改革的最初階段已經證明緊張社會鬥爭的存在。”［45］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歐洲人和美國人評價的異同(5)
1988年尼·尼·莫伊謝耶夫院士警告說：“我們國家麵臨著向全新狀態可以說是新時代的過渡。應當把社會調整到這個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困難而長期的過渡上來……現在想到的和已經提出來的就要去做！這裏無需懷疑。但不要指望‘解放’能迅速見效。”［46］10年之後朱利葉托·基耶薩又提出了這一思想：“從1985年到1991年許多人逐漸意識到經歷了農奴製、專製製度和帝國的16代人負擔的沉重。”［47］也許意識到必須與自己的過去進行鬥爭和對於這一鬥爭缺少準備，是1990—1991年社會輿論“接受了戈巴契夫遭詆毀和下台這些按照蘇聯政治生活的標準來看是不可能的事件”［48］的深刻原因之一。
社會對改革方針和戈巴契夫的態度隨著改革轉變為觸及各個蘇聯人群體的切身利益的社會革命而變化。1989—1990年，當爭取權力和財產再分配的實際鬥爭開始後，社會中的社會緊張局勢驟然加劇，經濟困難不斷增多。但直到對改革方針的反抗變得公開和密集之後（“1990年初——巴庫的流血事件，6月——鮑·葉爾欽就任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從年末起——軍事政變的危險日益增長……”［49］），社會輿論才發生了轉變。社會輿論開始懷疑選擇的方針的正確性並遠離戈巴契夫。從1991年1月至5月，不信任蘇共領導的人的比例從53%增加到62%，而表示完全不信任的1991年1月為5%,5月為3%［50］。
這些變化在國內局勢驟然惡化的情況下是完全可以解釋的，全體居民在改革的最後一年都感受到了局勢的嚴重。然而80年代末的社會輿論調查無可辯駁地推翻了“人民不支持改革”的說法，表明人們感受到了任務難以置信的複雜，他們並沒有低估反對戈巴契夫改革方針的人的力量。
“社會輿論”基金會相隔數年進行的研究證明，關於改革和米·謝·戈巴契夫的認識與新俄羅斯歷史一起變化。根據這些資料判斷，消極看法的“頂點”出現於1990年代中。2001年和2004年的社會輿論調查證明積極評價增長緩慢［51］。研究人員得出結論：“俄羅斯人對於與蘇聯第一任總統的名字有關的變化的意義和規模沒有疑義，但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把遇到的困難歸罪於戈巴契夫。”［52］2004年這三分之一受訪者表示反感戈巴契夫，但更多的同胞（38%）對戈巴契夫個人有好感（27%的人表示不好回答）［53］。
1990年之後15年進行的社會輿論調查參加者的意見，在對俄羅斯不久前歷史的看法上存在深刻的矛盾。這使人們感到不安，他們稱自己對改革的理解“非常複雜”：“一方麵我們因此獲得了一個主要成果——自由，其中包括言論自由，而另一方麵我們獲得的結果是，社會分化為一小部分富人和絕大多數窮人。”［54］
唱唱
1980年代後5年歐洲人和美國人形成的關於改革和“戈巴契夫因素”的社會輿論是一種在蘇聯與西歐、蘇聯與美國關係史上不曾有過的獨特現象。現在蘇聯關於改革的社會輿論仍是引人注目的、但未研究透的現象。
對西歐和美國關於改革和戈巴契夫的社會輿論立即產生影響的有如下幾種情況：
冷戰時期的傳統和定式所造成的不信任；
意外的效果、驚奇、對蘇聯領導人個人的讚美；
由於冷戰結束、柏林圍牆倒塌、東歐的“天鵝絨”革命、新思想觀點體係而產生的希望；
對蘇聯開始的民主化進程的長期性缺乏信心。
歐洲關於改革和米·謝·戈巴契夫的社會輿論與更加“意識形態化”的美國社會輿論不完全一致，但歐洲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歐洲人對戈巴契夫的理解是一種多方麵的現象，不是用新聞記者的“國外戈巴契夫熱”定義所能說清的。這一現象在各個國家有其自己的特點，與關於蘇聯及其領導人、與“製度”造就的蘇聯人的刻板觀念有不同程度的關係。對改革政治方針的穩定沒有信心無疑影響到歐洲人和美國人的社會輿論，但作為改革者的戈巴契夫個人對他們來說（歐洲人在這方麵尤為突出）已成為獨立的價值。
如果說歐洲和美國社會輿論中有在改革時期形成的“戈巴契夫時代”和戈巴契夫個人的穩定的形象，那麽俄羅斯的理解則不斷發生變化並對後蘇聯曲折歷史作出反應——時而弄清了一些事實的原委，時而又陷入了迷惘。顯然，對於蘇聯居民來說，對於後蘇聯的俄羅斯公民來說，米·謝·戈巴契夫所體現的改革派政治家的風貌使他們感到“意外”，其程度絲毫不遜於歐洲人和美國人。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歐洲人和美國人評價的異同(5)
1988年尼·尼·莫伊謝耶夫院士警告說：“我們國家麵臨著向全新狀態可以說是新時代的過渡。應當把社會調整到這個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困難而長期的過渡上來……現在想到的和已經提出來的就要去做！這裏無需懷疑。但不要指望‘解放’能迅速見效。”［46］10年之後朱利葉托·基耶薩又提出了這一思想：“從1985年到1991年許多人逐漸意識到經歷了農奴製、專製製度和帝國的16代人負擔的沉重。”［47］也許意識到必須與自己的過去進行鬥爭和對於這一鬥爭缺少準備，是1990—1991年社會輿論“接受了戈巴契夫遭詆毀和下台這些按照蘇聯政治生活的標準來看是不可能的事件”［48］的深刻原因之一。
社會對改革方針和戈巴契夫的態度隨著改革轉變為觸及各個蘇聯人群體的切身利益的社會革命而變化。1989—1990年，當爭取權力和財產再分配的實際鬥爭開始後，社會中的社會緊張局勢驟然加劇，經濟困難不斷增多。但直到對改革方針的反抗變得公開和密集之後（“1990年初——巴庫的流血事件，6月——鮑·葉爾欽就任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從年末起——軍事政變的危險日益增長……”［49］），社會輿論才發生了轉變。社會輿論開始懷疑選擇的方針的正確性並遠離戈巴契夫。從1991年1月至5月，不信任蘇共領導的人的比例從53%增加到62%，而表示完全不信任的1991年1月為5%,5月為3%［50］。
這些變化在國內局勢驟然惡化的情況下是完全可以解釋的，全體居民在改革的最後一年都感受到了局勢的嚴重。然而80年代末的社會輿論調查無可辯駁地推翻了“人民不支持改革”的說法，表明人們感受到了任務難以置信的複雜，他們並沒有低估反對戈巴契夫改革方針的人的力量。
“社會輿論”基金會相隔數年進行的研究證明，關於改革和米·謝·戈巴契夫的認識與新俄羅斯歷史一起變化。根據這些資料判斷，消極看法的“頂點”出現於1990年代中。2001年和2004年的社會輿論調查證明積極評價增長緩慢［51］。研究人員得出結論：“俄羅斯人對於與蘇聯第一任總統的名字有關的變化的意義和規模沒有疑義，但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把遇到的困難歸罪於戈巴契夫。”［52］2004年這三分之一受訪者表示反感戈巴契夫，但更多的同胞（38%）對戈巴契夫個人有好感（27%的人表示不好回答）［53］。
1990年之後15年進行的社會輿論調查參加者的意見，在對俄羅斯不久前歷史的看法上存在深刻的矛盾。這使人們感到不安，他們稱自己對改革的理解“非常複雜”：“一方麵我們因此獲得了一個主要成果——自由，其中包括言論自由，而另一方麵我們獲得的結果是，社會分化為一小部分富人和絕大多數窮人。”［54］
唱唱
1980年代後5年歐洲人和美國人形成的關於改革和“戈巴契夫因素”的社會輿論是一種在蘇聯與西歐、蘇聯與美國關係史上不曾有過的獨特現象。現在蘇聯關於改革的社會輿論仍是引人注目的、但未研究透的現象。
對西歐和美國關於改革和戈巴契夫的社會輿論立即產生影響的有如下幾種情況：
冷戰時期的傳統和定式所造成的不信任；
意外的效果、驚奇、對蘇聯領導人個人的讚美；
由於冷戰結束、柏林圍牆倒塌、東歐的“天鵝絨”革命、新思想觀點體係而產生的希望；
對蘇聯開始的民主化進程的長期性缺乏信心。
歐洲關於改革和米·謝·戈巴契夫的社會輿論與更加“意識形態化”的美國社會輿論不完全一致，但歐洲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歐洲人對戈巴契夫的理解是一種多方麵的現象，不是用新聞記者的“國外戈巴契夫熱”定義所能說清的。這一現象在各個國家有其自己的特點，與關於蘇聯及其領導人、與“製度”造就的蘇聯人的刻板觀念有不同程度的關係。對改革政治方針的穩定沒有信心無疑影響到歐洲人和美國人的社會輿論，但作為改革者的戈巴契夫個人對他們來說（歐洲人在這方麵尤為突出）已成為獨立的價值。
如果說歐洲和美國社會輿論中有在改革時期形成的“戈巴契夫時代”和戈巴契夫個人的穩定的形象，那麽俄羅斯的理解則不斷發生變化並對後蘇聯曲折歷史作出反應——時而弄清了一些事實的原委，時而又陷入了迷惘。顯然，對於蘇聯居民來說，對於後蘇聯的俄羅斯公民來說，米·謝·戈巴契夫所體現的改革派政治家的風貌使他們感到“意外”，其程度絲毫不遜於歐洲人和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