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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歐洲人和美國人評價的異同(2)
對旨在使蘇聯社會民主化的改革政策的評價表明，美國和西歐各國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相當大的意見分歧（表3）。此外，歐洲人相信改革比美國人早：早在1987年就有32%的歐洲人（比美國1990年還多）認為蘇聯的民主改變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人越來越相信蘇聯正在發生的變化的現實性，盡管大部分受訪者仍然認為還是不作明確回答好。歐洲人的社會輿論展示了類似的趨勢，其中突出的是西歐人（1987年聯邦德國60%的受訪者認為蘇聯正在發生現實的民主變化）。
表3：美國人對“您是否認為戈巴契夫所進行的諸如改革等改變能夠實現？”這一問題的回答情況和西歐各國對“蘇聯在戈巴契夫當政時期是否發生了現實的民主變化？”這一問題的回答結果
我認為完全可能（美國）發生了現實的民主變化(西歐)
我認為比較可能(美國)
我認為不太可能(美國)
我認為完全不可能(美國)
美國，1988年6月
18
60
16
6
美國，1989年12月
21
60
14
5
美國，1990年9月
25
56
11
8
西歐，1987年（平均值）
32
聯邦德國，1987年
60
英國，1987年
15
法國，1987年
28
義大利，1987年
25
與西歐一樣，美國的社會輿論認為人權是蘇聯對內政策的軟肋。與歐洲人不同，美國人常常談論的不是這一方麵“蘇聯的政策”，而是“戈巴契夫的政策”。例如，20%的美國人認為戈巴契夫是維護人權的領袖之一，同時6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黑人群體是維護公民權利的領頭羊。
美國社會輿論的變化過程表明，米·謝·戈巴契夫迅速扭轉了對蘇聯（“俄羅斯”）領導人習以為常的不信任，大大改善了蘇聯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從1987年到1989年，對蘇聯懷有好感的美國人從25%增加到62%［19］。兩年的變化速度與聯邦德國大致相同，比法國、義大利和英國快。同時美國人比西歐人更多地把蘇聯的政策和戈巴契夫個人看做一個統一的整體。對米·謝·戈巴契夫和對“戈巴契夫的政策”的看法指數相近說明了這一點，這證明了美國人的社會輿論更注重意識形態，證明了其固有的把人和政治家混為一談的傾向。對蘇共中央總書記（後為蘇聯總統）個人和對改革時期蘇聯政策的評價不一致，更多地是“歐洲”社會輿論的特點，而不是“美國”社會輿論的特點。
“有他，許多東西都可以改變”
從改革一開始西方社會輿論就在考慮一個問題：一個在70年裏一直被看做陌生的和充滿敵意的社會製度是否真的能發生變化。有大量事實表明，米·謝·戈巴契夫個人被西歐社會輿論看做蘇聯和蘇聯所推行的國際政策發生變化的主要推動力量。這種傾向在西歐報刊上也有，這些報刊反映和培育了社會情緒。
那些認為戈巴契夫是一個試圖“改善共產主義製度”、使其發生某些重要變化的人，對戈巴契夫本人及其計劃的前途持悲觀的態度。“他不想改變製度，不想使製度本身發生變化，而想改變人，使人為國家服務。另一個問題是，這裏有什麽刺激因素？……他作為一位新領袖，盡管他正在帶來新的氣象，但在革命70年後未必能使這些共產主義理想在人民中再生。現在已很少有人相信共產主義，在這種情況下米·謝·戈巴契夫將遭到失敗。”［20］
同時歐洲早於美國感到戈巴契夫是一位從蘇聯官僚精英中脫穎而出的新型領導人。記者們開始用口頭和書麵形式談論蘇聯知識分子是改革的“支撐結構”。實質上這裏說的是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孩子”——1960年代知識分子這一代人雖然為時已晚但終於掌握了政權。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歐洲人和美國人評價的異同(3)
我們援引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初一種解釋：“戈巴契夫的童年當然不同於列·伊·勃列日涅夫、康·烏·契爾年科和尤·弗·安德羅波夫的童年。米·謝·戈巴契夫生於1931年，他已經是另外一代人的代表……他或許還沒有失去在他之前掌權的人——尤·弗·安德羅波夫和列·伊·勃列日涅夫肯定早已失去的與群眾的聯繫。他當然知道，他光靠口號是無法管理國家的。他認為他知道如何著手解決種種經濟困難。他知道如何與人民對話。”［21］
關於與過去首先是與社會製度對抗和軍事對峙的傳統決裂的思想在西歐知識分子對“新思維”這一概念的詮釋中已經出現。“‘新思維’的意義可以用三個詞來表達：決裂、希望、謎團。我們從決裂說起。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任何社會都建立在共同犯罪例如弒父的基礎上。任何智力革命還要求把一具或多具‘傑出的屍體’埋在自己的基礎下……”戈巴契夫說：“我們認為以後可以保留……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和平共處是‘階級鬥爭的特殊形式’這一定義。”［22］
對旨在使蘇聯社會民主化的改革政策的評價表明，美國和西歐各國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相當大的意見分歧（表3）。此外，歐洲人相信改革比美國人早：早在1987年就有32%的歐洲人（比美國1990年還多）認為蘇聯的民主改變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人越來越相信蘇聯正在發生的變化的現實性，盡管大部分受訪者仍然認為還是不作明確回答好。歐洲人的社會輿論展示了類似的趨勢，其中突出的是西歐人（1987年聯邦德國60%的受訪者認為蘇聯正在發生現實的民主變化）。
表3：美國人對“您是否認為戈巴契夫所進行的諸如改革等改變能夠實現？”這一問題的回答情況和西歐各國對“蘇聯在戈巴契夫當政時期是否發生了現實的民主變化？”這一問題的回答結果
我認為完全可能（美國）發生了現實的民主變化(西歐)
我認為比較可能(美國)
我認為不太可能(美國)
我認為完全不可能(美國)
美國，1988年6月
18
60
16
6
美國，1989年12月
21
60
14
5
美國，1990年9月
25
56
11
8
西歐，1987年（平均值）
32
聯邦德國，1987年
60
英國，1987年
15
法國，1987年
28
義大利，1987年
25
與西歐一樣，美國的社會輿論認為人權是蘇聯對內政策的軟肋。與歐洲人不同，美國人常常談論的不是這一方麵“蘇聯的政策”，而是“戈巴契夫的政策”。例如，20%的美國人認為戈巴契夫是維護人權的領袖之一，同時6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黑人群體是維護公民權利的領頭羊。
美國社會輿論的變化過程表明，米·謝·戈巴契夫迅速扭轉了對蘇聯（“俄羅斯”）領導人習以為常的不信任，大大改善了蘇聯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從1987年到1989年，對蘇聯懷有好感的美國人從25%增加到62%［19］。兩年的變化速度與聯邦德國大致相同，比法國、義大利和英國快。同時美國人比西歐人更多地把蘇聯的政策和戈巴契夫個人看做一個統一的整體。對米·謝·戈巴契夫和對“戈巴契夫的政策”的看法指數相近說明了這一點，這證明了美國人的社會輿論更注重意識形態，證明了其固有的把人和政治家混為一談的傾向。對蘇共中央總書記（後為蘇聯總統）個人和對改革時期蘇聯政策的評價不一致，更多地是“歐洲”社會輿論的特點，而不是“美國”社會輿論的特點。
“有他，許多東西都可以改變”
從改革一開始西方社會輿論就在考慮一個問題：一個在70年裏一直被看做陌生的和充滿敵意的社會製度是否真的能發生變化。有大量事實表明，米·謝·戈巴契夫個人被西歐社會輿論看做蘇聯和蘇聯所推行的國際政策發生變化的主要推動力量。這種傾向在西歐報刊上也有，這些報刊反映和培育了社會情緒。
那些認為戈巴契夫是一個試圖“改善共產主義製度”、使其發生某些重要變化的人，對戈巴契夫本人及其計劃的前途持悲觀的態度。“他不想改變製度，不想使製度本身發生變化，而想改變人，使人為國家服務。另一個問題是，這裏有什麽刺激因素？……他作為一位新領袖，盡管他正在帶來新的氣象，但在革命70年後未必能使這些共產主義理想在人民中再生。現在已很少有人相信共產主義，在這種情況下米·謝·戈巴契夫將遭到失敗。”［20］
同時歐洲早於美國感到戈巴契夫是一位從蘇聯官僚精英中脫穎而出的新型領導人。記者們開始用口頭和書麵形式談論蘇聯知識分子是改革的“支撐結構”。實質上這裏說的是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孩子”——1960年代知識分子這一代人雖然為時已晚但終於掌握了政權。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歐洲人和美國人評價的異同(3)
我們援引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初一種解釋：“戈巴契夫的童年當然不同於列·伊·勃列日涅夫、康·烏·契爾年科和尤·弗·安德羅波夫的童年。米·謝·戈巴契夫生於1931年，他已經是另外一代人的代表……他或許還沒有失去在他之前掌權的人——尤·弗·安德羅波夫和列·伊·勃列日涅夫肯定早已失去的與群眾的聯繫。他當然知道，他光靠口號是無法管理國家的。他認為他知道如何著手解決種種經濟困難。他知道如何與人民對話。”［21］
關於與過去首先是與社會製度對抗和軍事對峙的傳統決裂的思想在西歐知識分子對“新思維”這一概念的詮釋中已經出現。“‘新思維’的意義可以用三個詞來表達：決裂、希望、謎團。我們從決裂說起。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任何社會都建立在共同犯罪例如弒父的基礎上。任何智力革命還要求把一具或多具‘傑出的屍體’埋在自己的基礎下……”戈巴契夫說：“我們認為以後可以保留……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和平共處是‘階級鬥爭的特殊形式’這一定義。”［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