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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西歐人眼中的蘇聯形象和對戈巴契夫的理解
由美國新聞署、蓋洛普民意測驗所和歐洲晴雨表進行的社會輿論調查包含有令人難忘的信息：西歐四個主要國家（聯邦德國、法國、義大利和英國）的歐洲人對蘇聯的理解在長達35年（1954—1989年）時間內發生了怎樣的變化［3］。這為歐洲人對改革和米·謝·戈巴契夫的特殊態度的形成提供了背景［4］。
變化最顯著的是聯邦德國，在1954—1964年期間聯邦德國對蘇聯的看法最不好（在“理解軸”上為-60）。這一看法在隨後的10年中比較穩定，1981年再次急劇惡化（-69），而在1989年3月（改革的“高峰”和轉折的開始，柏林圍牆倒塌的前夕）對蘇聯的肯定態度達到了高點（+34）。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俄羅斯人二十年後看改革
俄羅斯人二十年後看改革
英國也發生了明顯的積極變化。對蘇聯的消極理解（“抗拒”值：1954年為-40，1958年為-70，1982年為-55）在戈巴契夫執政之後發生了相反的變化（1985年為+19），1989年達到峰值（+39）。
在所研究的整個時期內，義大利對蘇聯的態度總的來說是消極的（最低的標高：1958年的-60和1982年的-55）。然而在1980年代後5年這種態度變得比不久之前（1987年為-11）要好。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從1985年起，歐洲人對蘇聯的態度在經受了冷戰時期的狂熱和危機之後逐漸好轉。對蘇聯的信任的恢復比較困難，盡管在主要西歐國家中出現了類似的變化。從1969年到1987年9月“信任軸”上的數值是負的，但從1987年11月起社會輿論對蘇聯採取的外交主動行動作出了反應，信任占了上風。其“峰值”出現於從1988年6月到1989年夏這一時期［5］。早在1982年，四個主要西歐國家的64%的受訪者都認為，蘇聯在國際舞台上的行為是在製造戰爭危險，而在1989年3月社會輿論發生了相反的變化：69%的受訪者認為蘇聯的政策有助於保持和平［6］。
從民意測驗來看，1987年，當蘇聯的改革加快速度後，在西歐人中占上風的是對蘇聯國際政策的積極評價（36%的答卷），但有21%的回答者作了消極的評價，有29%的人選擇了“不知道”的答案。評價最高的是義大利人（積極評價占48%，消極評價占18%）、希臘人（積極評價占45%，消極評價占12%）、德國人（積極評價占45%，消極評價占18%）和英國人（積極評價占43%，消極評價占28%）。評價最低的是瑞典人（消極評價占42%，積極評價占22%），特別是法國人，在回答“不知道”者數量遠遠領先（占48%）的情況下，消極評價（24%）壓倒了積極評價（18%）［7］。
在這一背景下，關於蘇聯對內政策首先是人權領域的改革的社會輿論調查的結果顯示了鮮明的反差。1987年隻有25%的回答者表示贊成這一政策，46%的人表示譴責，20%的人回答“不知道”。批評最為激烈的是瑞典人（將近80%的人譴責蘇聯在人權領域的政策），緊隨其後的是法國人（消極評價占58%）、英國人（消極評價占55%）和聯邦德國（消極評價占53%）。希臘和義大利是兩個對蘇聯在人權領域的政策的積極評價（希臘為50%，義大利為38%）超過消極評價（希臘為18%，義大利為25%）的國家。
1987年對蘇聯是否正在發生實際變化這一問題作出“是”的回答時，最堅定的是西德人（占60%）；最不堅定的是英國人（隻有5%的人認為正在發生變化）。在法國人中作出肯定回答的占28%，在義大利人中為25%［8］。
這表明，在1980年代後5年，西歐社會輿論對蘇聯政策所持的立場遠不是一樣的。如果說旨在減少西方和蘇聯之間對抗和結束冷戰的努力促進了信任的增加，逐漸“改變”歐洲人對蘇聯的敵視態度；如果說對蘇聯國際政策的評價總的來看是謹慎的，但變得越來越好，那麽蘇聯的對內政策則在西歐引起了極大的懷疑和不信任：這裏的障礙仍然是人權。
對蘇聯看法最好的是聯邦德國，法國人則是持批評和不信任態度。然而，盡管發生了極其重要的變化，而且這些變化在80年代後5年有積極的進展，西歐社會輿論通過在冷戰時期形成的定式仍把蘇聯看做一個陌生的和危險的國家。
在這種背景下，西歐人對米·謝·戈巴契夫的態度格外引人注目，看來，戈巴契夫相當迅速地贏得了社會輿論的好感，他們對蘇聯新領導人作了熱情洋溢的評價。1987—1990年間的社會輿論調查的結論清楚地說明了被稱之為“國外戈巴契夫熱”的現象。戈巴契夫“理解軸”在聯邦德國、義大利和英國起自+68，在法國起自+45。直到1990年4月這位蘇聯領導人史無前例的威望一直在增長（平均為+77）。1989年報刊上寫道：“法國人扮演著懷疑論者的角色”，但同時又指出，他們與西德人在對戈巴契夫的看法上的區別是“喜愛”與“喜歡”的區別［9］。至於說德國人，那麽對於他們來說，正像報刊上那些年所說的，“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成了希望和變化的魔幻般象徵”［10］。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社會輿論對戈巴契夫個人對國際政治的貢獻的評價遠遠高於對這一時期蘇聯政策的評價：1987年，57%的歐洲人對戈巴契夫個人的貢獻給予積極評價，給予消極評價的占9%，回答“不知道”的占21%［11］（與此同時隻有36%的受訪者對蘇聯的國際政策給予積極的評價）。
由美國新聞署、蓋洛普民意測驗所和歐洲晴雨表進行的社會輿論調查包含有令人難忘的信息：西歐四個主要國家（聯邦德國、法國、義大利和英國）的歐洲人對蘇聯的理解在長達35年（1954—1989年）時間內發生了怎樣的變化［3］。這為歐洲人對改革和米·謝·戈巴契夫的特殊態度的形成提供了背景［4］。
變化最顯著的是聯邦德國，在1954—1964年期間聯邦德國對蘇聯的看法最不好（在“理解軸”上為-60）。這一看法在隨後的10年中比較穩定，1981年再次急劇惡化（-69），而在1989年3月（改革的“高峰”和轉折的開始，柏林圍牆倒塌的前夕）對蘇聯的肯定態度達到了高點（+34）。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俄羅斯人二十年後看改革
俄羅斯人二十年後看改革
英國也發生了明顯的積極變化。對蘇聯的消極理解（“抗拒”值：1954年為-40，1958年為-70，1982年為-55）在戈巴契夫執政之後發生了相反的變化（1985年為+19），1989年達到峰值（+39）。
在所研究的整個時期內，義大利對蘇聯的態度總的來說是消極的（最低的標高：1958年的-60和1982年的-55）。然而在1980年代後5年這種態度變得比不久之前（1987年為-11）要好。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從1985年起，歐洲人對蘇聯的態度在經受了冷戰時期的狂熱和危機之後逐漸好轉。對蘇聯的信任的恢復比較困難，盡管在主要西歐國家中出現了類似的變化。從1969年到1987年9月“信任軸”上的數值是負的，但從1987年11月起社會輿論對蘇聯採取的外交主動行動作出了反應，信任占了上風。其“峰值”出現於從1988年6月到1989年夏這一時期［5］。早在1982年，四個主要西歐國家的64%的受訪者都認為，蘇聯在國際舞台上的行為是在製造戰爭危險，而在1989年3月社會輿論發生了相反的變化：69%的受訪者認為蘇聯的政策有助於保持和平［6］。
從民意測驗來看，1987年，當蘇聯的改革加快速度後，在西歐人中占上風的是對蘇聯國際政策的積極評價（36%的答卷），但有21%的回答者作了消極的評價，有29%的人選擇了“不知道”的答案。評價最高的是義大利人（積極評價占48%，消極評價占18%）、希臘人（積極評價占45%，消極評價占12%）、德國人（積極評價占45%，消極評價占18%）和英國人（積極評價占43%，消極評價占28%）。評價最低的是瑞典人（消極評價占42%，積極評價占22%），特別是法國人，在回答“不知道”者數量遠遠領先（占48%）的情況下，消極評價（24%）壓倒了積極評價（18%）［7］。
在這一背景下，關於蘇聯對內政策首先是人權領域的改革的社會輿論調查的結果顯示了鮮明的反差。1987年隻有25%的回答者表示贊成這一政策，46%的人表示譴責，20%的人回答“不知道”。批評最為激烈的是瑞典人（將近80%的人譴責蘇聯在人權領域的政策），緊隨其後的是法國人（消極評價占58%）、英國人（消極評價占55%）和聯邦德國（消極評價占53%）。希臘和義大利是兩個對蘇聯在人權領域的政策的積極評價（希臘為50%，義大利為38%）超過消極評價（希臘為18%，義大利為25%）的國家。
1987年對蘇聯是否正在發生實際變化這一問題作出“是”的回答時，最堅定的是西德人（占60%）；最不堅定的是英國人（隻有5%的人認為正在發生變化）。在法國人中作出肯定回答的占28%，在義大利人中為25%［8］。
這表明，在1980年代後5年，西歐社會輿論對蘇聯政策所持的立場遠不是一樣的。如果說旨在減少西方和蘇聯之間對抗和結束冷戰的努力促進了信任的增加，逐漸“改變”歐洲人對蘇聯的敵視態度；如果說對蘇聯國際政策的評價總的來看是謹慎的，但變得越來越好，那麽蘇聯的對內政策則在西歐引起了極大的懷疑和不信任：這裏的障礙仍然是人權。
對蘇聯看法最好的是聯邦德國，法國人則是持批評和不信任態度。然而，盡管發生了極其重要的變化，而且這些變化在80年代後5年有積極的進展，西歐社會輿論通過在冷戰時期形成的定式仍把蘇聯看做一個陌生的和危險的國家。
在這種背景下，西歐人對米·謝·戈巴契夫的態度格外引人注目，看來，戈巴契夫相當迅速地贏得了社會輿論的好感，他們對蘇聯新領導人作了熱情洋溢的評價。1987—1990年間的社會輿論調查的結論清楚地說明了被稱之為“國外戈巴契夫熱”的現象。戈巴契夫“理解軸”在聯邦德國、義大利和英國起自+68，在法國起自+45。直到1990年4月這位蘇聯領導人史無前例的威望一直在增長（平均為+77）。1989年報刊上寫道：“法國人扮演著懷疑論者的角色”，但同時又指出，他們與西德人在對戈巴契夫的看法上的區別是“喜愛”與“喜歡”的區別［9］。至於說德國人，那麽對於他們來說，正像報刊上那些年所說的，“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成了希望和變化的魔幻般象徵”［10］。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社會輿論對戈巴契夫個人對國際政治的貢獻的評價遠遠高於對這一時期蘇聯政策的評價：1987年，57%的歐洲人對戈巴契夫個人的貢獻給予積極評價，給予消極評價的占9%，回答“不知道”的占21%［11］（與此同時隻有36%的受訪者對蘇聯的國際政策給予積極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