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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是所有這些都是使事件完全從屬於領袖和領袖的演變的思考。然而也有其他影響因素，首先是從改革開始起在俄羅斯扮演越來越積極的角色的精英群體和社會的情緒與能力。我們這些在政治或者精神領域活躍的人對在改革年代做到的和沒有做到的事情也有責任。精英和社會對改革和對走出改革思維，即為更加重大的改革是否做好了準備呢？在情感和期望的層麵上是毫無疑問的。改革的過程本身使社會迅速激進化，因而社會很快感到了社會主義革新模式的束縛，於是社會朝前走了。我記得自己當年的焦慮和對戈巴契夫經常感到憤怒的狀態。我覺得他當時做一切事都太慢了，實在太慢了。本來可以更堅決地前進，更迅速地更換人和機構，擺脫拖後腿的人。戈巴契夫在某個時刻不再抓緊，甚至開始阻止事件的發展，他開始依靠古怪的人物，疏遠他在改革初期曾喜歡邀請到自己那裏做客的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他明顯開始跟不上趟了。這不僅是我的印象，我的許多同事和朋友也這樣認為。
然而在這麽多年之後開始思考時會得出一個結論：我們在那個年代心情急迫並攻擊戈巴契夫，卻沒有向他提供一些積極有效的建議。具有民主思想的精英最終也沒有創立關於發展市場和形成新的政治架構的完整思想，尤其是沒有創立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相結合的思想。的確，籠統的說法有很多，但是它們沒有被提升到具體的國家議事日程的水平。的確，有切實可行的建議，但是提出這些建議的人到底也沒能使戈巴契夫相信建議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而當時還是可以進行說服工作的，並且政權仍然是傾聽社會意見的。
總之，我們大家沖向了被改革打開的大門，但同時我們沒有充分考慮細節、考慮製度架構和機製、考慮改革方麵的輔助性工作。戈巴契夫在社會上擁有民主知識分子的支持，但他的專家基礎很薄弱。問題甚至不在於他沒有吸收專家或者不了解他們，問題在於當時在舊製度開始崩潰的時候俄羅斯沒有能夠籌劃新結構的人。
其他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在這方麵幸運得多。1980年代末這些國家已經有了在專家的理解水平上，而不是僅僅在批評和空談的水平上認真思考製度改造的幾代改革者，所以，當改造蘇聯模式共產主義、改造它的經濟和政治結構的時刻來臨的時候，這些國家的社會所具有的不是單打獨鬥者，而是能夠承擔製度突破責任的完整的班子，試圖改善社會主義的幾代改革者，積累了足夠的失敗經驗，充分理解需要從改革轉向製度轉型，俄羅斯沒有改革者失敗的經驗，對舊的國家的界限沒有認識，也沒有準備好在技術方麵仔細研究新製度建設問題的專家，這對事件走在改革和改革者前麵也起了作用。
關於過去和現在
俄羅斯政治生活在弗拉基米爾·普京執政時期的演化，單一製趨勢的加強，政治自由和政治多元化的縮水，這一切證明復辟思想在發展。盡管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俄羅斯社會的開放進程蓬勃發展，但俄羅斯傳統製度的骨架不僅得到保留，而且有所加強。一度被削弱的壟斷集團方式重新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占上風，並且在經濟發展中引發了相應的趨勢。向中央集權製和等級服從製的回歸，自然使不少蘇聯陳規得以復活，這些陳規不僅在極權主義的政權模式中，而且在保留下來的、並在管理體係中占有地位的蘇聯高層官僚中代代相傳。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試圖克服和想要消滅的東西正在復活。
現在的俄羅斯發展目標迫使我們重新回到關於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進程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逆的、俄羅斯在多大程度上與西方社會完全接近的問題上。關於戈巴契夫改革、改革的根源、改革的推動力以及改革為俄羅斯和周圍世界帶來的後果的思考，完全可以成為對俄羅斯現在的問題進行建設性討論的理由。也許，為了最終確信極權主義現代化是一個神話、極權主義現代化沒有能力應對俄羅斯麵臨的後工業化挑戰，俄羅斯應該再一次經過極權主義時期，但這一次是用更為突出的、專家治國和非意識形態的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對戈巴契夫改革的剖析可以幫助新一代的俄羅斯改革者避免1980年代的幻想，縮短俄羅斯製度向具有不為社會所左右的、自我再生產政權的徹底轉型的道路。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對改革和“戈巴契夫因素”的看法
西方和蘇聯社會輿論對改革和“戈巴契夫因素”的看法
（1985—1991年）［1］
奧麗加·茲德拉沃梅斯洛娃
把社會輿論調查和傳媒的反應看做社會變化的晴雨表，密切關注晴雨表的讀數——這是歐洲人和美國人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習慣。因此當1985年春蘇聯宣布改革方針之後，對我國事件的理解立即成為社會輿論定期調查的主題和西歐與美國大眾傳媒的經常性話題。蘇聯的情況則完全不同，蘇聯在1980年代末成立了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開始進行居民抽樣調查，公布調查的結果，在大眾傳媒上開展討論，這些是公開性政策的一部分和大眾意識改革的標誌。
15—20年之後，當時的結論和評價揭示了也許沒有首先引起同時代人關注的東西。這裏的一個中心問題是——社會輿論對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初事件中“戈巴契夫因素”的理解［2］。
然而在這麽多年之後開始思考時會得出一個結論：我們在那個年代心情急迫並攻擊戈巴契夫，卻沒有向他提供一些積極有效的建議。具有民主思想的精英最終也沒有創立關於發展市場和形成新的政治架構的完整思想，尤其是沒有創立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相結合的思想。的確，籠統的說法有很多，但是它們沒有被提升到具體的國家議事日程的水平。的確，有切實可行的建議，但是提出這些建議的人到底也沒能使戈巴契夫相信建議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而當時還是可以進行說服工作的，並且政權仍然是傾聽社會意見的。
總之，我們大家沖向了被改革打開的大門，但同時我們沒有充分考慮細節、考慮製度架構和機製、考慮改革方麵的輔助性工作。戈巴契夫在社會上擁有民主知識分子的支持，但他的專家基礎很薄弱。問題甚至不在於他沒有吸收專家或者不了解他們，問題在於當時在舊製度開始崩潰的時候俄羅斯沒有能夠籌劃新結構的人。
其他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在這方麵幸運得多。1980年代末這些國家已經有了在專家的理解水平上，而不是僅僅在批評和空談的水平上認真思考製度改造的幾代改革者，所以，當改造蘇聯模式共產主義、改造它的經濟和政治結構的時刻來臨的時候，這些國家的社會所具有的不是單打獨鬥者，而是能夠承擔製度突破責任的完整的班子，試圖改善社會主義的幾代改革者，積累了足夠的失敗經驗，充分理解需要從改革轉向製度轉型，俄羅斯沒有改革者失敗的經驗，對舊的國家的界限沒有認識，也沒有準備好在技術方麵仔細研究新製度建設問題的專家，這對事件走在改革和改革者前麵也起了作用。
關於過去和現在
俄羅斯政治生活在弗拉基米爾·普京執政時期的演化，單一製趨勢的加強，政治自由和政治多元化的縮水，這一切證明復辟思想在發展。盡管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俄羅斯社會的開放進程蓬勃發展，但俄羅斯傳統製度的骨架不僅得到保留，而且有所加強。一度被削弱的壟斷集團方式重新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占上風，並且在經濟發展中引發了相應的趨勢。向中央集權製和等級服從製的回歸，自然使不少蘇聯陳規得以復活，這些陳規不僅在極權主義的政權模式中，而且在保留下來的、並在管理體係中占有地位的蘇聯高層官僚中代代相傳。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試圖克服和想要消滅的東西正在復活。
現在的俄羅斯發展目標迫使我們重新回到關於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進程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逆的、俄羅斯在多大程度上與西方社會完全接近的問題上。關於戈巴契夫改革、改革的根源、改革的推動力以及改革為俄羅斯和周圍世界帶來的後果的思考，完全可以成為對俄羅斯現在的問題進行建設性討論的理由。也許，為了最終確信極權主義現代化是一個神話、極權主義現代化沒有能力應對俄羅斯麵臨的後工業化挑戰，俄羅斯應該再一次經過極權主義時期，但這一次是用更為突出的、專家治國和非意識形態的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對戈巴契夫改革的剖析可以幫助新一代的俄羅斯改革者避免1980年代的幻想，縮短俄羅斯製度向具有不為社會所左右的、自我再生產政權的徹底轉型的道路。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對改革和“戈巴契夫因素”的看法
西方和蘇聯社會輿論對改革和“戈巴契夫因素”的看法
（1985—1991年）［1］
奧麗加·茲德拉沃梅斯洛娃
把社會輿論調查和傳媒的反應看做社會變化的晴雨表，密切關注晴雨表的讀數——這是歐洲人和美國人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習慣。因此當1985年春蘇聯宣布改革方針之後，對我國事件的理解立即成為社會輿論定期調查的主題和西歐與美國大眾傳媒的經常性話題。蘇聯的情況則完全不同，蘇聯在1980年代末成立了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開始進行居民抽樣調查，公布調查的結果，在大眾傳媒上開展討論，這些是公開性政策的一部分和大眾意識改革的標誌。
15—20年之後，當時的結論和評價揭示了也許沒有首先引起同時代人關注的東西。這裏的一個中心問題是——社會輿論對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初事件中“戈巴契夫因素”的理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