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頁
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因此，隻能根據某個領袖造成的結果，而不是他們設想的動機來作結論。黨的國家和超級大國的覆滅是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行動帶來的結果。但是，正如後來的過程所表明的，戈巴契夫的改革班子終究沒有能夠保障所有後共產主義進程完全不可逆轉，戈巴契夫的改革班子不可能在客觀上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隻是在摧毀舊製度的階段管理社會。但是戈巴契夫畢竟已經在改革期間為蘇聯社會和蘇聯精英接種了一係列疫苗，從而至少為1980年代的進程部分地不可逆轉創造了基礎性條件。
這指的是什麽呢？首先是冷戰的結束。無論國際舞台上的事件後來如何發展，很難設想俄羅斯和西方會由於它們資源的不對稱而恰好回到這種關係模式。戈巴契夫使社會和精英習慣了一定水平的多元化和自由，無論俄羅斯現在轉向什麽方向，都不可能完全消滅這些政治習慣。這一切說明，在改革階段已經開始了動搖舊製度的轉型改造即改革的過程。
改革做成了什麽？
戈巴契夫的改革是一個摧毀俄國傳統的社會調整機製和同時摧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地緣政治空間調整機製的過程。可是迄今為止，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在世界政治空間中，都沒有最終形成新的調整方式和機製，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至今我們仍生活在後改革世界。
如果確切地講改革給俄羅斯帶來的後果，那麽它的結果不僅使俄羅斯舊的存在形式——蘇聯解體，而且使俄羅斯所習慣的通過強製手段和人治政權管理社會的方式得以終結。雖然以後的發展表明，俄羅斯和其政界還沒有為建立平衡和獨立架構體係做好準備，所以盡管在葉爾欽時代俄羅斯恢復了人治政權，但這個政權畢竟通過選舉方式合法化了。我認為，確切地說，我希望，雖然集中和極權主義在加強，但最近幾年仍然使這個突破在老傳統的範圍之外得到了鞏固，至少最高權力在俄羅斯將通過選舉合法化。我們應該因這個突破而感謝戈巴契夫的改革。
誠然，俄羅斯在擺脫了一個製度之後沒有成功地過渡到另一個製度，而且也不可能立即實現這一過渡，因此俄羅斯處於混沌的、沒落的狀態，成為一種獨特的雜交種。這種雜交種的存在邏輯是顯而易見的，世界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果社會不朝著更清晰的民主規則的方向運動，那麽在改革年代產生的民主架構就會逐漸退化，國家也會倒退，因此過一段時間又需要開始新的改革。對於今天的俄羅斯政界和社會來說，問題在於它們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回到過去，而如果願意的話，那麽在它們意識到這個過去除了停滯和腐敗什麽也不會帶來的時候……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二十年之後……(2)
下麵談談改革帶來的國際影響。戈巴契夫的改革終結了兩極對立的世界體係，為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今天實力最雄厚的世界強國讓出了空間。然而，最近兩年的事件，尤其是伊拉克事件表明，雖說存在一係列積極的因素，但是美國奉行的霸權主義至少目前還未找到合理解決國際問題的辦法，應該有一個更加有效的國際製度係統體係作這個霸權主義的後盾。而現有的國際體係與機製，包括目前形式的聯合國和安理會在內，顯然沒有能力成為這樣的係統。
我們有可能親眼看到西方社會發生分裂，甚至摩擦。這也是戈巴契夫改革的直接結果，即蘇聯這個曾使西方社會團結起來的因素消失後帶來的直接結果。西方世界內部在對於國際關係方麵的基本目標和任務的理解上，在對於自由主義民主價值的理解上出現了多元化。“老歐洲”和美國提出了不同的世界秩序觀點。俄羅斯在這種條件下也必須作出選擇：如果不是選擇夥伴，那麽就是選擇價值觀和輕重緩急次序。
總之，我們目前生活的世界仍然試圖擺脫改革的後果，應對戈巴契夫提出的挑戰。有時能夠應對，有時不能應對。不排除下一代人將能夠對這些挑戰作出更加適當的應對，他們將不受我們的思維方式的限製，不受實際上已不復存在的、我們對前改革世界的認識的慣性限製。
改革沒有做成什麽，為什麽？
當給自己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不知為什麽首先想的是戈巴契夫改革沒有做成什麽。為什麽沒有做成是顯而易見的：至少那個時期政權還是完全人治的政權並建立在等級服從製度基礎之上，還因為領袖是對社會的運動負責的唯一的起作用的政治製度。戈巴契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自己做出了評價，講到了他到底沒有能夠做成什麽，至少在改革的開始階段。按照戈巴契夫的說法，他沒有能夠把執政的蘇共分開並在蘇共改革派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政黨——社會民主黨。他沒有能夠更加堅決地開始改革經濟以解放社會的經濟主動性。總之，他使自己失去了新的政治和經濟支柱，以至不得不依靠把他牢牢束縛住的黨的機關和舊的國家。
此外，在改革的最後階段戈巴契夫處於紛至遝來的各種事件的重壓之下，沒有時間權衡分析這些或那些步驟的全部後果。總之，開始了與時間的競賽。這是改革或者轉型的一個階段：大多數領袖失去對過程的控製，不得不被事件牽著鼻子走。但是可以認為，即使在這個階段戈巴契夫還有可能（雖然是有限的可能）實現突破——同黨和國家機關的保守部分徹底決裂並組成團結的改革班子。我認為，在一段時間內，至少在1991年年初之前，他在與鮑裏斯·葉爾欽以及俄羅斯政治班子的關係中還有迴旋餘地，他可以利用這些關係來保障蘇聯改革過程更加溫和。不過我是根據我自己主觀評價的材料得出這個結論的。不能排除，戈巴契夫在1990年到1991年初已經完全掉入了由加快的時間步伐、保守的蘇聯官僚的影響和自身對突破缺乏準備以及自己平衡各種極端傾向的渴望一起構成的陷阱裏，這使他不可能採取激進步驟。因此我關於他在這個時期有迴旋餘地的結論也許是錯誤的。
這指的是什麽呢？首先是冷戰的結束。無論國際舞台上的事件後來如何發展，很難設想俄羅斯和西方會由於它們資源的不對稱而恰好回到這種關係模式。戈巴契夫使社會和精英習慣了一定水平的多元化和自由，無論俄羅斯現在轉向什麽方向，都不可能完全消滅這些政治習慣。這一切說明，在改革階段已經開始了動搖舊製度的轉型改造即改革的過程。
改革做成了什麽？
戈巴契夫的改革是一個摧毀俄國傳統的社會調整機製和同時摧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地緣政治空間調整機製的過程。可是迄今為止，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在世界政治空間中，都沒有最終形成新的調整方式和機製，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至今我們仍生活在後改革世界。
如果確切地講改革給俄羅斯帶來的後果，那麽它的結果不僅使俄羅斯舊的存在形式——蘇聯解體，而且使俄羅斯所習慣的通過強製手段和人治政權管理社會的方式得以終結。雖然以後的發展表明，俄羅斯和其政界還沒有為建立平衡和獨立架構體係做好準備，所以盡管在葉爾欽時代俄羅斯恢復了人治政權，但這個政權畢竟通過選舉方式合法化了。我認為，確切地說，我希望，雖然集中和極權主義在加強，但最近幾年仍然使這個突破在老傳統的範圍之外得到了鞏固，至少最高權力在俄羅斯將通過選舉合法化。我們應該因這個突破而感謝戈巴契夫的改革。
誠然，俄羅斯在擺脫了一個製度之後沒有成功地過渡到另一個製度，而且也不可能立即實現這一過渡，因此俄羅斯處於混沌的、沒落的狀態，成為一種獨特的雜交種。這種雜交種的存在邏輯是顯而易見的，世界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果社會不朝著更清晰的民主規則的方向運動，那麽在改革年代產生的民主架構就會逐漸退化，國家也會倒退，因此過一段時間又需要開始新的改革。對於今天的俄羅斯政界和社會來說，問題在於它們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回到過去，而如果願意的話，那麽在它們意識到這個過去除了停滯和腐敗什麽也不會帶來的時候……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二十年之後……(2)
下麵談談改革帶來的國際影響。戈巴契夫的改革終結了兩極對立的世界體係，為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今天實力最雄厚的世界強國讓出了空間。然而，最近兩年的事件，尤其是伊拉克事件表明，雖說存在一係列積極的因素，但是美國奉行的霸權主義至少目前還未找到合理解決國際問題的辦法，應該有一個更加有效的國際製度係統體係作這個霸權主義的後盾。而現有的國際體係與機製，包括目前形式的聯合國和安理會在內，顯然沒有能力成為這樣的係統。
我們有可能親眼看到西方社會發生分裂，甚至摩擦。這也是戈巴契夫改革的直接結果，即蘇聯這個曾使西方社會團結起來的因素消失後帶來的直接結果。西方世界內部在對於國際關係方麵的基本目標和任務的理解上，在對於自由主義民主價值的理解上出現了多元化。“老歐洲”和美國提出了不同的世界秩序觀點。俄羅斯在這種條件下也必須作出選擇：如果不是選擇夥伴，那麽就是選擇價值觀和輕重緩急次序。
總之，我們目前生活的世界仍然試圖擺脫改革的後果，應對戈巴契夫提出的挑戰。有時能夠應對，有時不能應對。不排除下一代人將能夠對這些挑戰作出更加適當的應對，他們將不受我們的思維方式的限製，不受實際上已不復存在的、我們對前改革世界的認識的慣性限製。
改革沒有做成什麽，為什麽？
當給自己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不知為什麽首先想的是戈巴契夫改革沒有做成什麽。為什麽沒有做成是顯而易見的：至少那個時期政權還是完全人治的政權並建立在等級服從製度基礎之上，還因為領袖是對社會的運動負責的唯一的起作用的政治製度。戈巴契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自己做出了評價，講到了他到底沒有能夠做成什麽，至少在改革的開始階段。按照戈巴契夫的說法，他沒有能夠把執政的蘇共分開並在蘇共改革派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政黨——社會民主黨。他沒有能夠更加堅決地開始改革經濟以解放社會的經濟主動性。總之，他使自己失去了新的政治和經濟支柱，以至不得不依靠把他牢牢束縛住的黨的機關和舊的國家。
此外，在改革的最後階段戈巴契夫處於紛至遝來的各種事件的重壓之下，沒有時間權衡分析這些或那些步驟的全部後果。總之，開始了與時間的競賽。這是改革或者轉型的一個階段：大多數領袖失去對過程的控製，不得不被事件牽著鼻子走。但是可以認為，即使在這個階段戈巴契夫還有可能（雖然是有限的可能）實現突破——同黨和國家機關的保守部分徹底決裂並組成團結的改革班子。我認為，在一段時間內，至少在1991年年初之前，他在與鮑裏斯·葉爾欽以及俄羅斯政治班子的關係中還有迴旋餘地，他可以利用這些關係來保障蘇聯改革過程更加溫和。不過我是根據我自己主觀評價的材料得出這個結論的。不能排除，戈巴契夫在1990年到1991年初已經完全掉入了由加快的時間步伐、保守的蘇聯官僚的影響和自身對突破缺乏準備以及自己平衡各種極端傾向的渴望一起構成的陷阱裏，這使他不可能採取激進步驟。因此我關於他在這個時期有迴旋餘地的結論也許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