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不要對戈巴契夫改革橫加指責!(3)


    改革為名副其實的人文教育和精神教育,為俄國人回歸民族歷史的背景中、回歸俄國社會思想的運動背景中,創造了一切必要的政治條件。頭腦頑固、受過摧殘、對一切完美的東西懷有階級仇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主義者沒有看到這一切,我可以理解。但為什麽那些自認是愛國主義者、尊重俄羅斯的人,沒有看到改革的這些明顯的成就,即在那些年間發生的俄國文化和思想的恢復,卻讓我迷惑不解。要知道還給人民的精神財富實際上誰也不需要,可這並不是戈巴契夫的過錯。


    指責戈巴契夫在許多方麵並不符合想像中的蘇維埃俄國領袖的作用,這是不相宜的,首先對紅色愛國主義者來說是不相宜的。我親愛的人們,在你們頌揚的工人和農民的國家裏不可能有其他的結果,因為在這個國家裏民族精英被徹底消滅,培養出願意為俄國服務的、有教養的、名副其實的愛國主義者的家庭也被消滅。甚至具有史達林特點的愛國主義、對俄國國家遺產的發自內心的忠誠,也不是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來自與之相反的沙皇的宗教學校、來自俄國帝國的文明。所以史達林是“護國主義者”。


    我認為,為了誠實客觀地評價戈巴契夫的改革,應該把改革的精神動機與改革的消極後果區分開來。並非像葉戈爾·蓋達爾和加夫裏爾·波波夫所說的那樣,改革是為了把政權兌換成財產。至少,作為黨和蘇維埃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瓦季姆·梅德韋傑夫、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都把思想的、精神的動機看得高於一切。


    當然,沒有改革所引起的民主變化,就不會發生蘇聯的解體,至少在1991年不會。但是,在一個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式的大人物接替戈巴契夫之後,他們也會為了思想、為了忠誠於共產主義思想而闖入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使我們蒙受損失的下一個阿富汗。不應該忘記,由於戈巴契夫,最主要的威脅——熱核戰爭的危險才得以消除。


    我們經常忘記,在改革的開始,在戈巴契夫第一次怯生生地講起公開性、講真話、不容許言行不一的1985年蘇共中央四月全會與別洛韋日協議之間有長達6年的一段時間,這期間發生了許多不取決於戈巴契夫,而是取決於現在咒罵他的群眾的事件。


    戈巴契夫的過錯在於他沒有估計好解放蘇聯知識分子會產生的全部後果,沒有預見到蘇聯知識分子會立刻開始利用民主的好處反對他、反對改革、反對國家。他沒有想到被他從國家壓迫下拯救出來的人不知感恩,反而像安德烈·德米特裏耶維奇·薩哈羅夫那樣立刻要求所有的自由,沒有想到俄國知識分子,尤其是蘇聯知識分子不知分寸、沒有良知、不負責任。當然,隻有瘋子,隻有對蘇聯經濟一竅不通的人,才會許諾用500天的時間進行改革。


    但是,我們光榮的俄羅斯民族也有過錯,而且是巨大的過錯,即它總是相信這些向它許諾童話、向它許諾當時就建成地球上的天堂的冒險家。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再現了1917年發生過的一切。當時我們光榮的人民相信布爾什維克會立即給他們和平、土地,給工人以工廠。現在俄羅斯人民相信葉爾欽,他信誓旦旦地保證自己與“優柔寡斷和行動遲緩的”戈巴契夫不同,他用兩年的時間就能帶來安寧和繁榮。俄羅斯人民相信了葉爾欽說的話:享有主權的俄羅斯聯邦將使他們富裕,現在所有的地下礦藏將屬於俄羅斯聯邦的居民。


    人們忘記了或者想要忘記,戈巴契夫與葉爾欽不同,他既不想讓蘇聯解體,也不想實行雪崩式的全麵私有化。要知道蘇聯的解體以及後來雪崩式的私有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我們的人民在1990年的時候就已經與戈巴契夫分道揚鑣,把許諾在數年之內使所有人富裕的葉爾欽當成了自己的偶像。在俄羅斯人民對葉爾欽的這種崇拜中有某種反常的非理性的東西。人們忘記了,他們是在戈巴契夫不顧一切地說出“社會主義”一詞的時候,把他徹底拋棄了。而現在所有憎恨戈巴契夫的人都在津津樂道地說著這件事。


    許多普通人也把所有罪責推到戈巴契夫身上,原因是他們對自己迷戀葉爾欽感到羞愧、對他們作為最後的傻瓜沒有經得住民主派的規勸和許諾感到羞愧。蘇聯解體實際上不是戈巴契夫的過錯,而首先是俄羅斯聯邦人民的過錯,首先是積極支持俄羅斯聯邦享有主權的思想、俄羅斯聯邦從蘇聯分離出去的思想的俄羅斯人的過錯。要知道葉爾欽在1991年6月參加總統選舉時打的就是獨立的、享有主權的俄羅斯聯邦的旗號。


    蘇聯的將軍們和所有的軍官在1991年秋天和初冬的幾個悲慘的月份沒有為拯救國家做一丁點事情。我們的將軍和校官們眼睜睜地看著國家和軍隊在葉爾欽的倡議下崩潰,卻沒有動一根手指頭來阻止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後來查明,他們想的是別的事情,想的是像一天之內一下子獲得了幾個肩章金星的光榮的科別茨那樣升遷。


    現在許多過去崇拜葉爾欽的政治天賦的人說,他們不明白談的是什麽,說當時他們“很難弄清發生了什麽事”。但是先生同誌們,既然你們弄不清楚,那麽就不要嫁禍於人,就至少應該在意識中把戈巴契夫的罪孽和確鑿的錯誤與葉爾欽的罪過和責任區分開來。問題不在於恢復歷史的公平,而在於使我們的人民產生思考自己的民族歷史的能力、區分可能的事情與希望的事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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