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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變形之前，世界上誰也不知道，國家所有製向私有製的逆轉變會付出巨大的道德費用，會造成駭人的腐敗。誰也沒有想到，私有化會導致截然相反的效果，導致駭人的腐敗和相當大一部分居民的邊緣化，新所有者不是努力把過去的國有企業現代化、使它們更有效率，而是把它們洗劫一空、一塊一塊地賣掉，用弄到的錢在法國藍色海岸“歡樂”。誰也沒有想到，新的民主精英不是為新俄羅斯進行配套建築工程，而是開始為自己的盡量遠離祖國的別墅和房子進行配套建築工程。
總之，真正的蘇聯知識分子有摧毀克格勃和令人痛恨的國家的熱情，但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社會和社會生活建立在什麽基礎之上，不明白除了自由問題還有安全問題、還有不僅在政治製度中而且在家庭中、心靈中和每個人的願望中建立“遏製和均衡”的問題。在新生活的建設問題上，蘇聯知識分子、我們光榮的1960年代知識分子，實際上比他們的前輩——在1917年2月推翻了專製製度的俄羅斯自由派更無知、更加過於自信。
戈巴契夫及他的改革和他的民主化是作為對科索拉波夫—契爾年科的方案的否定，作為對所展開的共產主義建設計劃的否定，作為對生產資料全麵公有化和回歸階級的、列寧的道德的否定而成長起來的。
最令人吃驚的是批評戈巴契夫為所謂的“全人類道德”恢復名譽。
遺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麵對的是高談闊論和不學無術的表現，是缺乏人文知識的表現。在戈巴契夫的改革之前很久蘇聯就開始為與馬克思和列寧的階級道德觀對立的全人類的道德觀、“全人類的良知”恢復名譽。列寧晚年在他的政治遺囑中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建議從作為“最高價值”的人的生命的角度評判國內戰爭。這已經是向基督教的“勿殺生”立場的轉變。
赫魯雪夫當然沒有意識到，由於他在1956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而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走向末路，並使史達林背離全人類的道德、殺害無辜者的行為開始遭到批判。
極為可笑的是，戈巴契夫因為他的全人類道德觀而遭到我國的愛國主義者—土壤派作家的抨擊。在改革之前很久，不是索忍尼辛，而是瓦連京·拉斯普京通過其長篇小說《別了，馬喬拉村》中的女主人公達莉亞批判了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樸素的全人類道德的背離。小說的女主人公說，共產主義用過於廣義的標準來衡量人，以致無法明白人是誰——好人還是壞人。
當戈巴契夫講全人類道德的時候他指的是道德感，為蘇聯精英在1960年代後5年稱為“全人類良知”的東西恢復名譽。直到1960年代末，蘇共中央科學部對奧列格·德羅布尼茨基也束手無策：他證明“良知感”沒有階級屬性。
改革是時代的要求，是絕大多數蘇聯知識分子的要求，是最活躍的那部分居民的要求。如果沒有戈巴契夫，改革也許會發生得晚一些，這是另外一回事。無論是批評戈巴契夫的愛國主義者還是自由派都沒有看到主要的方麵：無論是恐懼，還是克格勃，或是蘇共中央科學部都不能阻止蘇聯社會脫離國內戰爭時期的道德和良知被置於社會生活之外、列寧所說的為共產主義事業服務就是道德的反自然、反人類道德的自然過程。社會的教育水平越高，對索忍尼辛所說的“不按謊言生活”的需要就越強烈。
順便說一句，在政治上為全人類道德、良知恢復名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從史達林時代開始國內的教育就建立在經典的、本質上是東正教的俄國文學基礎之上。
因此我認為，對戈巴契夫不負責任地橫加指責是在鞏固我們根深蒂固的思維的惰性，使我們更加不願思考不願理解我們所生活的蘇聯社會的性質，不願理解蘇聯社會的反自然性及其作為“權力的烏托邦”必然滅亡的本質。
然而那些自稱愛國主義者的人，那些不是把俄羅斯看做“這個”國家而是自己國家的人，不應該以淺薄的、故意簡單化的態度對待戈巴契夫和他的改革。愛國主義者對待改革的有成見的、虛無主義的態度對他們的敵人有利，因為他們的敵人認為即使俄羅斯人能做出什麽出色的事情，那麽也是因為愚蠢，是偶然而為之，並認為實際上推動改革的不是人民奔向真理和良知的激情，不是農婦達莉亞按照真理生活、把惡人和善人區分開的渴望，而是所謂的“蘇聯在冷戰中的失敗”。
由於對戈巴契夫的憤怒而放棄了1980年代末的改革、民主改良的愛國主義者實際上放棄的是俄國各民族首先是俄羅斯民族的最卓越的功勳之一，即使自己擺脫了共產主義的威權主義。無論赫魯雪夫還是戈巴契夫，都反映了俄國人心靈深處的要求。我清楚地記得，在1953年春史達林逝世所引起的恐慌中，無論老人還是年輕人誰都不希望出現新的史達林。所有人都期待和盼望發生變化，希望出現某種鬆動。
誰也沒有使我們擺脫馬克思和列寧學說的專政。我們自己解放了自己。應該至少理解和珍惜這一點！
順便說一句，在愛國主義者對改革的指責中有許多根本不正確的東西。誠然，俄羅斯民族由於改革所引起的進程而失去了很多東西。大多數俄羅斯人實際上並沒有對市場做好準備。但是俄羅斯人由於改革獲得了布爾什維克從他那裏奪去的所有東西。作為俄羅斯靈魂的保持者的俄羅斯正教會的復興是在改革時期在戈巴契夫的倡議下開始的。在改革時期把關於俄國民族歷史、關於1917—1920年的國內戰爭的全部真相還給了俄羅斯民族，把白衛運動的英雄們的道德功勳、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的功勳還給了俄羅斯民族。在戈巴契夫時代，俄國宗教哲學的所有財富、俄國社會思想的所有財富都還給了俄羅斯民族，順便說一句，倡議這樣做的是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最後，在戈巴契夫時代，為索忍尼辛的反共主義恢復了名譽。
總之，真正的蘇聯知識分子有摧毀克格勃和令人痛恨的國家的熱情，但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社會和社會生活建立在什麽基礎之上，不明白除了自由問題還有安全問題、還有不僅在政治製度中而且在家庭中、心靈中和每個人的願望中建立“遏製和均衡”的問題。在新生活的建設問題上，蘇聯知識分子、我們光榮的1960年代知識分子，實際上比他們的前輩——在1917年2月推翻了專製製度的俄羅斯自由派更無知、更加過於自信。
戈巴契夫及他的改革和他的民主化是作為對科索拉波夫—契爾年科的方案的否定，作為對所展開的共產主義建設計劃的否定，作為對生產資料全麵公有化和回歸階級的、列寧的道德的否定而成長起來的。
最令人吃驚的是批評戈巴契夫為所謂的“全人類道德”恢復名譽。
遺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麵對的是高談闊論和不學無術的表現，是缺乏人文知識的表現。在戈巴契夫的改革之前很久蘇聯就開始為與馬克思和列寧的階級道德觀對立的全人類的道德觀、“全人類的良知”恢復名譽。列寧晚年在他的政治遺囑中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建議從作為“最高價值”的人的生命的角度評判國內戰爭。這已經是向基督教的“勿殺生”立場的轉變。
赫魯雪夫當然沒有意識到，由於他在1956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而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走向末路，並使史達林背離全人類的道德、殺害無辜者的行為開始遭到批判。
極為可笑的是，戈巴契夫因為他的全人類道德觀而遭到我國的愛國主義者—土壤派作家的抨擊。在改革之前很久，不是索忍尼辛，而是瓦連京·拉斯普京通過其長篇小說《別了，馬喬拉村》中的女主人公達莉亞批判了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樸素的全人類道德的背離。小說的女主人公說，共產主義用過於廣義的標準來衡量人，以致無法明白人是誰——好人還是壞人。
當戈巴契夫講全人類道德的時候他指的是道德感，為蘇聯精英在1960年代後5年稱為“全人類良知”的東西恢復名譽。直到1960年代末，蘇共中央科學部對奧列格·德羅布尼茨基也束手無策：他證明“良知感”沒有階級屬性。
改革是時代的要求，是絕大多數蘇聯知識分子的要求，是最活躍的那部分居民的要求。如果沒有戈巴契夫，改革也許會發生得晚一些，這是另外一回事。無論是批評戈巴契夫的愛國主義者還是自由派都沒有看到主要的方麵：無論是恐懼，還是克格勃，或是蘇共中央科學部都不能阻止蘇聯社會脫離國內戰爭時期的道德和良知被置於社會生活之外、列寧所說的為共產主義事業服務就是道德的反自然、反人類道德的自然過程。社會的教育水平越高，對索忍尼辛所說的“不按謊言生活”的需要就越強烈。
順便說一句，在政治上為全人類道德、良知恢復名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從史達林時代開始國內的教育就建立在經典的、本質上是東正教的俄國文學基礎之上。
因此我認為，對戈巴契夫不負責任地橫加指責是在鞏固我們根深蒂固的思維的惰性，使我們更加不願思考不願理解我們所生活的蘇聯社會的性質，不願理解蘇聯社會的反自然性及其作為“權力的烏托邦”必然滅亡的本質。
然而那些自稱愛國主義者的人，那些不是把俄羅斯看做“這個”國家而是自己國家的人，不應該以淺薄的、故意簡單化的態度對待戈巴契夫和他的改革。愛國主義者對待改革的有成見的、虛無主義的態度對他們的敵人有利，因為他們的敵人認為即使俄羅斯人能做出什麽出色的事情，那麽也是因為愚蠢，是偶然而為之，並認為實際上推動改革的不是人民奔向真理和良知的激情，不是農婦達莉亞按照真理生活、把惡人和善人區分開的渴望，而是所謂的“蘇聯在冷戰中的失敗”。
由於對戈巴契夫的憤怒而放棄了1980年代末的改革、民主改良的愛國主義者實際上放棄的是俄國各民族首先是俄羅斯民族的最卓越的功勳之一，即使自己擺脫了共產主義的威權主義。無論赫魯雪夫還是戈巴契夫，都反映了俄國人心靈深處的要求。我清楚地記得，在1953年春史達林逝世所引起的恐慌中，無論老人還是年輕人誰都不希望出現新的史達林。所有人都期待和盼望發生變化，希望出現某種鬆動。
誰也沒有使我們擺脫馬克思和列寧學說的專政。我們自己解放了自己。應該至少理解和珍惜這一點！
順便說一句，在愛國主義者對改革的指責中有許多根本不正確的東西。誠然，俄羅斯民族由於改革所引起的進程而失去了很多東西。大多數俄羅斯人實際上並沒有對市場做好準備。但是俄羅斯人由於改革獲得了布爾什維克從他那裏奪去的所有東西。作為俄羅斯靈魂的保持者的俄羅斯正教會的復興是在改革時期在戈巴契夫的倡議下開始的。在改革時期把關於俄國民族歷史、關於1917—1920年的國內戰爭的全部真相還給了俄羅斯民族，把白衛運動的英雄們的道德功勳、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的功勳還給了俄羅斯民族。在戈巴契夫時代，俄國宗教哲學的所有財富、俄國社會思想的所有財富都還給了俄羅斯民族，順便說一句，倡議這樣做的是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最後，在戈巴契夫時代，為索忍尼辛的反共主義恢復了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