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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沒有人要求把戈巴契夫樹為民族英雄。遺憾的是，他作為政治家和作為人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他的人道主義、他的對於人類的全部歡樂和弱點的開放性推動他作為總書記進行改革、擺脫意識形態和生活中的偽善，而這對他而言成了退職之後的厄運。
戈巴契夫恰恰想把社會主義變為正常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裏沒有任何人道主義的東西被疏遠，可以體麵地掙錢，如果你有能力可以過舒適的生活。戈巴契夫想為尋常現象平反。如果他是另外一種人，我們就會像野蠻人那樣至今還把馬克思和列寧奉若神明。如果另外一個人處在戈巴契夫的位置，這個人永遠也不會放開手中的韁繩，不會與誰分享自己的權力。
戈巴契夫在退職後的最初日子裏非常痛心地並且不無理由地像他所說的那樣，遭受了“我給了一切的知識分子的背叛”。那些在1992年1月的頭幾天與他在一起的人建議他更加封閉、更加超驗，甚至暫時做一個不是來自這個世界、來自政治的人。例如，由於不了解戈巴契夫，我曾幼稚地建議他在退職之後立刻拋開一切事情，前往斯塔夫羅波爾郊區母親所在的村子，母子倆在家鄉、在農民當中小住一陣，出版書籍以便成為人們所矚目的人。
戈巴契夫作為政治家在退職之後失去了許多東西。盡管如此他依然作出了幾個再次引起我國的“感恩的”民主的社會輿論憤怒的舉動。
戈巴契夫堅決反對葉爾欽在1992年策劃的對蘇共的所謂的審判，他為了表示抗議沒有出席“審判”。這說明他的良心是純潔的，說明葉爾欽沒有任何針對他的“黑材料”。戈巴契夫有尊嚴地經受了“民主派”安德烈·科濟列夫顯然是受鮑裏斯·葉爾欽的指使所策劃的所有對他的報復性迫害。
戈巴契夫對1993年10月炮擊白宮的事件深感人道主義的震動，他在全世界主要廣播電視公司的鏡頭前譴責了這一野蠻行動，譴責了無辜的人的犧牲。我與他以及格奧爾吉·霍斯羅耶維奇·沙赫納紮羅夫從早晨8點起坐在戈巴契夫在戈巴契夫基金會的辦公室裏，我看到他是如何出於人道主義而感到不安，如何同情當時待在白宮裏的人。
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是一個認真理智地對待自己的歷史財富的健康的民族，那麽我們應該改變自己關於改革的觀點（現在還不晚），至少把改革視作俄國20世紀歷史所有悲劇事件的總鏈條中的一環，把戈巴契夫視作對人們的需要、對真理、對依法恢復道德、良知和理智的回答。
難怪所有人甚至那些現在對戈巴契夫橫加指責的人，在開始時，至少在頭兩年，無不稱讚新的總書記，稱讚他的年輕有為、他的朝氣蓬勃、他的平易近人，稱讚他與生活的真理接近的願望、他要把赫魯雪夫開創的事業進行到底的願望、他為布哈林以及史達林大鎮壓的所有受害者平反的願望、他消除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恐懼的願望。
大家都有同感，戈巴契夫是第一位沒有使人們對再一次“擰緊螺絲”產生恐懼和擔心的總書記。
戈巴契夫沒有做任何人們不希望他做、蘇聯社會的發展邏輯不要求他做的事情。要知道，不僅戈巴契夫，而且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所有60年代知識分子都相信可以把社會主義與真理、與民主結合起來。當然，戈巴契夫的改革是在有意或無意地模仿布拉格之春的活動家們，模仿實行了改革、與所謂的“建設性反對派”進行對話的雅魯澤爾斯基。
我曾經與雅魯澤爾斯基度過幾個不眠之夜，雅魯澤爾斯基在將他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的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隆重大會上的講話從波蘭語翻譯成俄語的時候說過，戈巴契夫的開誠布公、戈巴契夫設身處地地為對話者著想的能力，使他感到吃驚。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不要對戈巴契夫改革橫加指責！(2)
但是，除了頑固不化的史達林主義者外，所有人希望的正是使蘇聯變得像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那樣，人們可以更加自由地到西方去，意識形態上的書報檢查製度比較溫和，對市場、私有製的態度比較寬容。要知道，所有在1989年開始攻擊戈巴契夫的“機構改革”的人，譬如列昂尼德·巴特金、維克托·沙巴德、加林娜·斯塔羅沃伊托娃，早在1986年甚至在1988年至多幻想戈巴契夫能轉向“具有人的麵貌的社會主義”的立場。我永遠不會忘記1989年11月在義大利的貝加莫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民主俄羅斯”的思想家列昂尼德·巴特金批評我是反共分子，理由是我低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的啟發價值和人文價值。像所有60年代知識分子一樣，戈巴契夫在改革的頭幾年想回歸“發財吧”時代的晚年的列寧和布哈林，想一切從頭開始。戈巴契夫曾有絕大多數蘇聯知識分子都有的幻想，認為要不是因為史達林，一切就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一切就有可能更加體麵。順便指出，現在絕大部分俄羅斯自由派都迫不及待地從他們所稱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轉向反共主義。
我在蘇聯科學院的同事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的舉動使我吃驚，他在廣播中公開指責戈巴契夫和他的班子，說他們不明白他們搞了什麽。難道現在來自自由派陣營的對戈巴契夫的批評者當中，除了杜布切克的實際上是將社會主義與民主結合起來的空想主義方案，除了恢復全人類道德、恢復基督教的“勿殺生”的方案，還有誰知道和提出過別的方案嗎？不，不知道。
戈巴契夫恰恰想把社會主義變為正常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裏沒有任何人道主義的東西被疏遠，可以體麵地掙錢，如果你有能力可以過舒適的生活。戈巴契夫想為尋常現象平反。如果他是另外一種人，我們就會像野蠻人那樣至今還把馬克思和列寧奉若神明。如果另外一個人處在戈巴契夫的位置，這個人永遠也不會放開手中的韁繩，不會與誰分享自己的權力。
戈巴契夫在退職後的最初日子裏非常痛心地並且不無理由地像他所說的那樣，遭受了“我給了一切的知識分子的背叛”。那些在1992年1月的頭幾天與他在一起的人建議他更加封閉、更加超驗，甚至暫時做一個不是來自這個世界、來自政治的人。例如，由於不了解戈巴契夫，我曾幼稚地建議他在退職之後立刻拋開一切事情，前往斯塔夫羅波爾郊區母親所在的村子，母子倆在家鄉、在農民當中小住一陣，出版書籍以便成為人們所矚目的人。
戈巴契夫作為政治家在退職之後失去了許多東西。盡管如此他依然作出了幾個再次引起我國的“感恩的”民主的社會輿論憤怒的舉動。
戈巴契夫堅決反對葉爾欽在1992年策劃的對蘇共的所謂的審判，他為了表示抗議沒有出席“審判”。這說明他的良心是純潔的，說明葉爾欽沒有任何針對他的“黑材料”。戈巴契夫有尊嚴地經受了“民主派”安德烈·科濟列夫顯然是受鮑裏斯·葉爾欽的指使所策劃的所有對他的報復性迫害。
戈巴契夫對1993年10月炮擊白宮的事件深感人道主義的震動，他在全世界主要廣播電視公司的鏡頭前譴責了這一野蠻行動，譴責了無辜的人的犧牲。我與他以及格奧爾吉·霍斯羅耶維奇·沙赫納紮羅夫從早晨8點起坐在戈巴契夫在戈巴契夫基金會的辦公室裏，我看到他是如何出於人道主義而感到不安，如何同情當時待在白宮裏的人。
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是一個認真理智地對待自己的歷史財富的健康的民族，那麽我們應該改變自己關於改革的觀點（現在還不晚），至少把改革視作俄國20世紀歷史所有悲劇事件的總鏈條中的一環，把戈巴契夫視作對人們的需要、對真理、對依法恢復道德、良知和理智的回答。
難怪所有人甚至那些現在對戈巴契夫橫加指責的人，在開始時，至少在頭兩年，無不稱讚新的總書記，稱讚他的年輕有為、他的朝氣蓬勃、他的平易近人，稱讚他與生活的真理接近的願望、他要把赫魯雪夫開創的事業進行到底的願望、他為布哈林以及史達林大鎮壓的所有受害者平反的願望、他消除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恐懼的願望。
大家都有同感，戈巴契夫是第一位沒有使人們對再一次“擰緊螺絲”產生恐懼和擔心的總書記。
戈巴契夫沒有做任何人們不希望他做、蘇聯社會的發展邏輯不要求他做的事情。要知道，不僅戈巴契夫，而且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所有60年代知識分子都相信可以把社會主義與真理、與民主結合起來。當然，戈巴契夫的改革是在有意或無意地模仿布拉格之春的活動家們，模仿實行了改革、與所謂的“建設性反對派”進行對話的雅魯澤爾斯基。
我曾經與雅魯澤爾斯基度過幾個不眠之夜，雅魯澤爾斯基在將他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的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隆重大會上的講話從波蘭語翻譯成俄語的時候說過，戈巴契夫的開誠布公、戈巴契夫設身處地地為對話者著想的能力，使他感到吃驚。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不要對戈巴契夫改革橫加指責！(2)
但是，除了頑固不化的史達林主義者外，所有人希望的正是使蘇聯變得像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那樣，人們可以更加自由地到西方去，意識形態上的書報檢查製度比較溫和，對市場、私有製的態度比較寬容。要知道，所有在1989年開始攻擊戈巴契夫的“機構改革”的人，譬如列昂尼德·巴特金、維克托·沙巴德、加林娜·斯塔羅沃伊托娃，早在1986年甚至在1988年至多幻想戈巴契夫能轉向“具有人的麵貌的社會主義”的立場。我永遠不會忘記1989年11月在義大利的貝加莫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民主俄羅斯”的思想家列昂尼德·巴特金批評我是反共分子，理由是我低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的啟發價值和人文價值。像所有60年代知識分子一樣，戈巴契夫在改革的頭幾年想回歸“發財吧”時代的晚年的列寧和布哈林，想一切從頭開始。戈巴契夫曾有絕大多數蘇聯知識分子都有的幻想，認為要不是因為史達林，一切就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一切就有可能更加體麵。順便指出，現在絕大部分俄羅斯自由派都迫不及待地從他們所稱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轉向反共主義。
我在蘇聯科學院的同事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的舉動使我吃驚，他在廣播中公開指責戈巴契夫和他的班子，說他們不明白他們搞了什麽。難道現在來自自由派陣營的對戈巴契夫的批評者當中，除了杜布切克的實際上是將社會主義與民主結合起來的空想主義方案，除了恢復全人類道德、恢復基督教的“勿殺生”的方案，還有誰知道和提出過別的方案嗎？不，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