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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根據政治規則，他應該及時製止洶湧的自發勢力，他應該自行建立類似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機構，並且不是在1991年8月而是在更早的時候。那就不會遭到失敗。但是根據他的規則他不可能這樣做。根據他的規則這就等於失敗。根據這些規則他的失敗是勝利。
隻有在我國的政治家不再利用一切手段竭力保住政權（實際上所有接替戈巴契夫的獨立國協國家領導人過去和現在都在這樣做）的時候，後蘇聯空間才會變成正常的民主國家的地帶。這不會立即實現，但是戈巴契夫至少向我們表明這在原則上是可能的。
因此在我看來，戈巴契夫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也許是俄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在某種程度上說，他無愧於俄國和蘇聯歷史。既然他能夠沿著蘇聯的黨的權力等級製台階登上最高層（怎麽上去的——我一直弄不明白），這就意味著這個等級製度中以及整個蘇聯製度中的一切並不像人們感覺的那樣是毫無希望的。既然他能夠在俄國歷史中、在俄國政治文化的土壤上出現，這就意味著這個文化中並非一切都那麽不好。既然這樣的國務活動家領導過我們的國家，這就意味著將來也可能出現與他類似的人物。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不要對戈巴契夫改革橫加指責！(1)
不要對戈巴契夫改革橫加指責！
亞歷山大·齊普科
我抗議對戈巴契夫和他的改革橫加指責。這是心靈的自衛，是發自內心的、本能的抗議，是對極端不公正的抗議。戈巴契夫在我國起著避雷針的作用。他的名字承擔著我們的所有錯誤、我們俄羅斯人的所有弱點、我們的所有不理智行為。隻有最終也未能成為自己歷史、自己命運的主體的民族會如此輕易和草率地放棄改革，就像我們所做的那樣。要知道我們放棄的不是改革、不是改革的締造者，而是我們自己。我們在每個角落說在俄國歷史上沒有“黑洞”，我們學會了平靜地、理性地對待列寧的恐怖和史達林的恐怖，卻把俄國20世紀歷史最美好幸福的一個時期、甚至改革的最初幾年，拋棄到垃圾場。至今“人民的”主要說法是，“改革是中央情報局組織的”，而“戈巴契夫把蘇聯賣了錢”。所有這些不是頭腦聰明和心靈健康的人所能說出來的。
依我看來，關於戈巴契夫、關於與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那些變化的往往惡毒的、充滿憎恨和汙衊的脫口而出的話證明我們的社會患有嚴重疾病。不光是證明心靈、感覺和理性患有疾病。在這裏我們麵對的是一種任何茨岡女人都無法去除的邪惡。確切地說，我們帶著這種邪惡重新陷入又一場革命，這一次是最後一場革命、反俄革命。
最可怕的是，我們的青年也對改革持有這些膚淺的、與其說是惡毒的，不如說是譏諷的、蔑視的看法。在全麵嘲諷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年根本不會認真地對待認真的事物。我們蘇聯人無論在青年時代還是在成人之後，做夢都沒有想到的政治自由、各種各樣的權利突然像天降甘露那樣落到他們頭上。他們完全沒有能力評價所獲得的東西，不能理解一個天生具有良知和理智的人在蘇聯社會、尤其是在史達林時代生活是多麽艱難，不能理解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薄冰行走而不跌跤、不大聲說出（上帝保佑）你關於偉大的“各民族領袖”、關於領袖的集體化、集體農莊製度的“優越性”的實際想法，是多麽艱難。
遺憾的是，自由隻對沒有得到它的人、知道一切自然的事物都受到禁止的不正常社會是什麽樣子的人來說才是珍貴的。但是對於在正常的社會裏成長起來的人來說很難理解這一切可能是不存在的，很難理解自由評論你想評論的一切的權利可能是不存在的。循規守矩的習慣毀了俄羅斯知識分子，他們直到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後才明白，沙皇製度畢竟是至少比蘇維埃國家正常的社會。
危險的是，向我國青年意識中灌輸的對戈巴契夫及其改革的冷嘲熱諷、最多是寬容的態度，正在轉移到賜給他們的政治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上，轉移到賜給他們的歷史記憶的權利、了解俄國歷史和蘇聯歷史真相的權利上，轉移到賜給他們親眼看世界的權利上，轉移到我那一代人快50歲時才獲得的權利上。在我國邪惡的後現代主義條件下，在良心和道德不受尊敬的時候、在人們對列寧和史達林罪行的最可怕的真相已經沒有任何反應和感覺的時候，這就更加危險。
為了弄清戈巴契夫的改革給俄羅斯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帶來了哪些驚人的變化，我建議所有批評他的人、所有對它橫加指責的人找來並讀一讀戈巴契夫在1985年蘇共中央四月全會上的講話。當時我們開始拋棄那種荒謬的粗暴的語言和所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戈巴契夫小心翼翼地、悄悄地帶來有益的消息、改變的消息。他作為總書記出人意料地提出“必須講真話”，提到說空話的害處，提到“人聽見的是一回事，而在生活中看到的是另外一回事”。
請不要忘記，一個有文化的人必須把自己變成傻瓜，必須重複共產主義的勝利不可避免、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相比具有優越性、“資本主義西方的腐朽”這樣的話，這對於千百萬人來說是非常痛苦的。
隻有在我國的政治家不再利用一切手段竭力保住政權（實際上所有接替戈巴契夫的獨立國協國家領導人過去和現在都在這樣做）的時候，後蘇聯空間才會變成正常的民主國家的地帶。這不會立即實現，但是戈巴契夫至少向我們表明這在原則上是可能的。
因此在我看來，戈巴契夫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也許是俄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在某種程度上說，他無愧於俄國和蘇聯歷史。既然他能夠沿著蘇聯的黨的權力等級製台階登上最高層（怎麽上去的——我一直弄不明白），這就意味著這個等級製度中以及整個蘇聯製度中的一切並不像人們感覺的那樣是毫無希望的。既然他能夠在俄國歷史中、在俄國政治文化的土壤上出現，這就意味著這個文化中並非一切都那麽不好。既然這樣的國務活動家領導過我們的國家，這就意味著將來也可能出現與他類似的人物。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不要對戈巴契夫改革橫加指責！(1)
不要對戈巴契夫改革橫加指責！
亞歷山大·齊普科
我抗議對戈巴契夫和他的改革橫加指責。這是心靈的自衛，是發自內心的、本能的抗議，是對極端不公正的抗議。戈巴契夫在我國起著避雷針的作用。他的名字承擔著我們的所有錯誤、我們俄羅斯人的所有弱點、我們的所有不理智行為。隻有最終也未能成為自己歷史、自己命運的主體的民族會如此輕易和草率地放棄改革，就像我們所做的那樣。要知道我們放棄的不是改革、不是改革的締造者，而是我們自己。我們在每個角落說在俄國歷史上沒有“黑洞”，我們學會了平靜地、理性地對待列寧的恐怖和史達林的恐怖，卻把俄國20世紀歷史最美好幸福的一個時期、甚至改革的最初幾年，拋棄到垃圾場。至今“人民的”主要說法是，“改革是中央情報局組織的”，而“戈巴契夫把蘇聯賣了錢”。所有這些不是頭腦聰明和心靈健康的人所能說出來的。
依我看來，關於戈巴契夫、關於與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那些變化的往往惡毒的、充滿憎恨和汙衊的脫口而出的話證明我們的社會患有嚴重疾病。不光是證明心靈、感覺和理性患有疾病。在這裏我們麵對的是一種任何茨岡女人都無法去除的邪惡。確切地說，我們帶著這種邪惡重新陷入又一場革命，這一次是最後一場革命、反俄革命。
最可怕的是，我們的青年也對改革持有這些膚淺的、與其說是惡毒的，不如說是譏諷的、蔑視的看法。在全麵嘲諷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年根本不會認真地對待認真的事物。我們蘇聯人無論在青年時代還是在成人之後，做夢都沒有想到的政治自由、各種各樣的權利突然像天降甘露那樣落到他們頭上。他們完全沒有能力評價所獲得的東西，不能理解一個天生具有良知和理智的人在蘇聯社會、尤其是在史達林時代生活是多麽艱難，不能理解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薄冰行走而不跌跤、不大聲說出（上帝保佑）你關於偉大的“各民族領袖”、關於領袖的集體化、集體農莊製度的“優越性”的實際想法，是多麽艱難。
遺憾的是，自由隻對沒有得到它的人、知道一切自然的事物都受到禁止的不正常社會是什麽樣子的人來說才是珍貴的。但是對於在正常的社會裏成長起來的人來說很難理解這一切可能是不存在的，很難理解自由評論你想評論的一切的權利可能是不存在的。循規守矩的習慣毀了俄羅斯知識分子，他們直到布爾什維克掌權之後才明白，沙皇製度畢竟是至少比蘇維埃國家正常的社會。
危險的是，向我國青年意識中灌輸的對戈巴契夫及其改革的冷嘲熱諷、最多是寬容的態度，正在轉移到賜給他們的政治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上，轉移到賜給他們的歷史記憶的權利、了解俄國歷史和蘇聯歷史真相的權利上，轉移到賜給他們親眼看世界的權利上，轉移到我那一代人快50歲時才獲得的權利上。在我國邪惡的後現代主義條件下，在良心和道德不受尊敬的時候、在人們對列寧和史達林罪行的最可怕的真相已經沒有任何反應和感覺的時候，這就更加危險。
為了弄清戈巴契夫的改革給俄羅斯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帶來了哪些驚人的變化，我建議所有批評他的人、所有對它橫加指責的人找來並讀一讀戈巴契夫在1985年蘇共中央四月全會上的講話。當時我們開始拋棄那種荒謬的粗暴的語言和所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戈巴契夫小心翼翼地、悄悄地帶來有益的消息、改變的消息。他作為總書記出人意料地提出“必須講真話”，提到說空話的害處，提到“人聽見的是一回事，而在生活中看到的是另外一回事”。
請不要忘記，一個有文化的人必須把自己變成傻瓜，必須重複共產主義的勝利不可避免、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相比具有優越性、“資本主義西方的腐朽”這樣的話，這對於千百萬人來說是非常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