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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實際上一切比我預想的都要好。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沒有爆發。成功地避免了最可怕的事情——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以及和烏克蘭的衝突。我相信在1991年之後將非常迅速地建立具有“法西斯化”的意識形態的極權主義製度。我國的製度當然不能稱作民主製度，但是在1991年我沒有想到言論自由（盡管是有限製的）能夠保持到2005年，而且甚至在14年之後國內還能保留某些民主架構。
後來，我認識了戈巴契夫，甚至還在他的基金會工作了一年。我在近距離觀察的情況下也很喜歡戈巴契夫。他在經受逆境時表現出的勇氣和超脫令我讚嘆。我喜歡頑強的、雖然依我看來完全沒有希望的和幼稚的在我國建立社會民主黨的嚐試。
我不能不講另一個令人吃驚的故事，這個故事從我沒有想到和完全不明白的方麵揭示了他。1996年，他提出自己作總統候選人。我不明白他為什麽這樣做，就像不明白他的許多行動那樣。我自然認為這個想法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但是當我應邀在他訪問“莫斯科論壇”（這是一家保持著持不同政見的和準持不同政見的民主傳統的俱樂部）時講話的時候，我出於對他的忠誠同意了（出於這種忠誠感我投了他的票，但我擔心他什麽也得不到）。我當時說，我們現在已有的所有民主元素都應該歸功於他。我說，你們大家都非常尊敬已故的薩哈羅夫，我當然也尊敬他。但是讓我們暫時假設，根本沒有過這樣的一個人。什麽會發生改變呢？依我看什麽也不會發生改變。但是假設沒有戈巴契夫——一切都會改變，並且是向壞的方向改變。我不想撒謊，所以我說我不知道他會得到多少選票，但是我知道選票的數量將是我國人民對民主的準備程度的指數。我的講話非常成功，但是我沒有說什麽特別的東西。這次講話給戈巴契夫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後來多次在口頭上、在報紙上的訪談錄中講到：瞧，福爾曼說了，我的作用比薩哈羅夫的作用大，但我堅決不同意他關於我國人民對民主還沒有做好準備的觀點。他兩次當著我的麵講過這個問題。我至今不明白，難道說他在歷史上的作用比薩哈羅夫大對他就是一種巨大的褒獎。他自己是怎樣評價自己的作用呢？
“歷史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水落石出”的觀點當然是完全不正確的。我們基本上不可能“徹底”弄明白某個事件的意義，而關於改革和戈巴契夫的作用的爭論將一直持續下去，隻要歷史科學還存在。但是我想說一下我自己對他的作用和改革的作用的理解。
我認為，戈巴契夫在我國歷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雖然他的計劃沒有成功，他遭受了失敗。我確信，戈巴契夫和他的改革的出現絕不是上個世紀80年代蘇聯事件發展的最有可能的方案，甚至是一種最沒有可能的方案。
我覺得，在保留國家和保留象徵性的和精神上的繼承性的條件下，改革的勝利、戈巴契夫關於逐漸地和有計劃地向民主和市場前進的方案的實現，可能性不大，但畢竟是可能的。在這條道路上會出現問題和困難。但是不會發生許多災難。不會發生車臣戰爭。一個強大的國家就能夠保存下來，它能夠積極地參加世界的改造，能夠在建立世界秩序方麵成為西方真正的“夥伴”，在這樣的世界秩序中不可能有本·拉登。不會產生可怕的土庫曼巴什政權或者盧卡申科政權。不會有如此大規模的社會分化。我不認為我們沿著這條道路在2005年能夠實現真正的民主，即各種政治力量可以民主地輪換掌權。但是向民主的緩慢前進和又一次失敗以及後退之間有著巨大差別。失敗總是會使“無所作為”的社會人心渙散。
當然戈巴契夫本人對他的失敗也負有責任：他急於求成，屈從於激進知識分子的壓力，依我看來他對激進知識分子的顧及大大超過實際需要，而且他是一個完全沒有對民主做好準備的國家裏的民主政治家。如果他身上多一些安德羅波夫的素質，他是能夠取得勝利的。他想在不可能“協調一致”的地方達成“協調一致”、在應該採用威懾手段的地方進行說服。依我看來，他不善於了解人，他相信偶然遇到的並且往往是不聰明的人，無論這對一個走過了長長的等級製所有台階的人來說多麽奇怪。但是與他自願承擔的任務的無比複雜性相比，他的所有這些和其他許多“不足”和“錯誤”是微不足道的。
實現戈巴契夫的計劃就是比得到實行的方案更好的發展方案。但是如果根本沒有這樣的嚐試，例如，如果蘇聯政權（其覆滅是不可避免的）是被又一個契爾年科的一夥喝醉酒的軍人“愛國者”推翻的，情況就還要糟糕很多倍。
但是我認為，改革和戈巴契夫的意義比其在我國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大得多。
什麽人是偉大的政治家是不清楚的。我們形成的意識是，對我們而言偉大的政治家一定是為了取得政權、鞏固政權和擴大政權不擇手段的梟雄：伊凡雷帝、彼得一世、史達林。在我國歷史上當然也有真心為國為民造福的政治家。但是我沒有聽說過不把為民造福的願望與取得政權和擴大政權的願望融合在一起的歷史人物。有時人們把戈巴契夫與俄國另一位統治者同時也是改革者的亞歷山大二世相比。但是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的偉大改革絲毫沒有觸及到他個人的權力，他是在遭到六次未遂謀殺之後才在其統治後期提出立憲計劃的。戈巴契夫是俄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在擁有完全權力的情況下，為了思想和道德價值自覺地限製權力並且甘冒喪失權力風險的政治家。他有著另外的成功標準，他根據另外的、甚至大多數人都不理解的規則做遊戲，根據人的道德準則做政治遊戲。所以應該根據這些規則評價他是否成功。
後來，我認識了戈巴契夫，甚至還在他的基金會工作了一年。我在近距離觀察的情況下也很喜歡戈巴契夫。他在經受逆境時表現出的勇氣和超脫令我讚嘆。我喜歡頑強的、雖然依我看來完全沒有希望的和幼稚的在我國建立社會民主黨的嚐試。
我不能不講另一個令人吃驚的故事，這個故事從我沒有想到和完全不明白的方麵揭示了他。1996年，他提出自己作總統候選人。我不明白他為什麽這樣做，就像不明白他的許多行動那樣。我自然認為這個想法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但是當我應邀在他訪問“莫斯科論壇”（這是一家保持著持不同政見的和準持不同政見的民主傳統的俱樂部）時講話的時候，我出於對他的忠誠同意了（出於這種忠誠感我投了他的票，但我擔心他什麽也得不到）。我當時說，我們現在已有的所有民主元素都應該歸功於他。我說，你們大家都非常尊敬已故的薩哈羅夫，我當然也尊敬他。但是讓我們暫時假設，根本沒有過這樣的一個人。什麽會發生改變呢？依我看什麽也不會發生改變。但是假設沒有戈巴契夫——一切都會改變，並且是向壞的方向改變。我不想撒謊，所以我說我不知道他會得到多少選票，但是我知道選票的數量將是我國人民對民主的準備程度的指數。我的講話非常成功，但是我沒有說什麽特別的東西。這次講話給戈巴契夫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後來多次在口頭上、在報紙上的訪談錄中講到：瞧，福爾曼說了，我的作用比薩哈羅夫的作用大，但我堅決不同意他關於我國人民對民主還沒有做好準備的觀點。他兩次當著我的麵講過這個問題。我至今不明白，難道說他在歷史上的作用比薩哈羅夫大對他就是一種巨大的褒獎。他自己是怎樣評價自己的作用呢？
“歷史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水落石出”的觀點當然是完全不正確的。我們基本上不可能“徹底”弄明白某個事件的意義，而關於改革和戈巴契夫的作用的爭論將一直持續下去，隻要歷史科學還存在。但是我想說一下我自己對他的作用和改革的作用的理解。
我認為，戈巴契夫在我國歷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雖然他的計劃沒有成功，他遭受了失敗。我確信，戈巴契夫和他的改革的出現絕不是上個世紀80年代蘇聯事件發展的最有可能的方案，甚至是一種最沒有可能的方案。
我覺得，在保留國家和保留象徵性的和精神上的繼承性的條件下，改革的勝利、戈巴契夫關於逐漸地和有計劃地向民主和市場前進的方案的實現，可能性不大，但畢竟是可能的。在這條道路上會出現問題和困難。但是不會發生許多災難。不會發生車臣戰爭。一個強大的國家就能夠保存下來，它能夠積極地參加世界的改造，能夠在建立世界秩序方麵成為西方真正的“夥伴”，在這樣的世界秩序中不可能有本·拉登。不會產生可怕的土庫曼巴什政權或者盧卡申科政權。不會有如此大規模的社會分化。我不認為我們沿著這條道路在2005年能夠實現真正的民主，即各種政治力量可以民主地輪換掌權。但是向民主的緩慢前進和又一次失敗以及後退之間有著巨大差別。失敗總是會使“無所作為”的社會人心渙散。
當然戈巴契夫本人對他的失敗也負有責任：他急於求成，屈從於激進知識分子的壓力，依我看來他對激進知識分子的顧及大大超過實際需要，而且他是一個完全沒有對民主做好準備的國家裏的民主政治家。如果他身上多一些安德羅波夫的素質，他是能夠取得勝利的。他想在不可能“協調一致”的地方達成“協調一致”、在應該採用威懾手段的地方進行說服。依我看來，他不善於了解人，他相信偶然遇到的並且往往是不聰明的人，無論這對一個走過了長長的等級製所有台階的人來說多麽奇怪。但是與他自願承擔的任務的無比複雜性相比，他的所有這些和其他許多“不足”和“錯誤”是微不足道的。
實現戈巴契夫的計劃就是比得到實行的方案更好的發展方案。但是如果根本沒有這樣的嚐試，例如，如果蘇聯政權（其覆滅是不可避免的）是被又一個契爾年科的一夥喝醉酒的軍人“愛國者”推翻的，情況就還要糟糕很多倍。
但是我認為，改革和戈巴契夫的意義比其在我國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的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大得多。
什麽人是偉大的政治家是不清楚的。我們形成的意識是，對我們而言偉大的政治家一定是為了取得政權、鞏固政權和擴大政權不擇手段的梟雄：伊凡雷帝、彼得一世、史達林。在我國歷史上當然也有真心為國為民造福的政治家。但是我沒有聽說過不把為民造福的願望與取得政權和擴大政權的願望融合在一起的歷史人物。有時人們把戈巴契夫與俄國另一位統治者同時也是改革者的亞歷山大二世相比。但是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的偉大改革絲毫沒有觸及到他個人的權力，他是在遭到六次未遂謀殺之後才在其統治後期提出立憲計劃的。戈巴契夫是俄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在擁有完全權力的情況下，為了思想和道德價值自覺地限製權力並且甘冒喪失權力風險的政治家。他有著另外的成功標準，他根據另外的、甚至大多數人都不理解的規則做遊戲，根據人的道德準則做政治遊戲。所以應該根據這些規則評價他是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