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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戈巴契夫迅速失去了聲望，成了所有指責和嘲諷的主要靶子。我覺得在對戈巴契夫的指責中表現出奴隸心理。當所有人都無所事事、一言不發的時候是危險的。但正是戈巴契夫使對政權的指責成為可能，而且顯而易見的是，他不會對指責者構成威脅。當時所有人一下子向給了他們自由的人猛撲過去。就像被關在籠子裏哀嚎的狗，一旦它們被放出來，立即會撲向打開籠子的人。我認為在表麵的公開的民主激進主義後麵隱藏著擺脫自由的願望、回到極權主義的下意識的渴望。
戈巴契夫在勸說和解釋，他在尋找“協商一致”，他可以表明他自己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這一切都激怒了人們，他是民主派的政治家——這也激怒了人們。令我生厭和恐怖的葉爾欽是個“瞎子”。從我的角度看來，他在幹荒唐事。他以令人眩暈的速度改變著政治觀點，令人感到他為了得到權力可以充當任何角色，哪怕是伊斯蘭教徒。我認為他是一個在智力和道德上反常的人物。但是他是一個激進分子，是一個以不尋找“協商一致”並準備摧毀和破壞一切的人的口氣說話的果斷之人。
民主派知識分子竟然把這樣的人作為自己的偶像，令我感到無比羞恥。葉爾欽成了革命領袖和新的俄羅斯國家的奠基人，成了我們的喬治·華盛頓。我認為，國家是什麽樣的，喬治·華盛頓就是什麽樣的。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學工作者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4)
我知道戈巴契夫對局勢失去了控製，但是我希望一切都能夠應付過去。我越來越覺得，已經是停留在一定水平的自由上不再往前走的時候了，是適應這個水平、“消化它”的時候了。
我現在仍認為，始終可以改變和保留蘇聯共產黨（用另外的名稱）和蘇聯（當然不是永遠，任何東西都不可能永遠保留，但保留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可以的）。需要的隻是及時地“噓一聲”。我一直在等待這種情況的發生。但是戈巴契夫不想這樣做，而且也沒有這樣做。
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出現的時候，我的感覺是十分矛盾的。如果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是戈巴契夫的心血的話，我就會舉雙手表示歡迎。順便指出，我同意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的看法，即他們竭力阻止並終於使之未能簽署的那個條約意味著蘇聯的滅亡。但是領導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是一些不太招人喜歡和“令人費解的”人。不清楚他們想幹什麽。清楚的隻有一點，他們不想流血（與後來毫不遲疑地在莫斯科和車臣大開殺戒的葉爾欽不同）。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召開了那次著名的新聞發布會之後，令人感到他們不會有任何結果。我記得我母親（我妻子和孩子當時正乘坐客輪遊覽伏爾加河）這樣問我：“今後會怎麽樣呢？”我回答說：“不會有任何結果。”我甚至有這樣的感覺，“叛亂”的組織者發動“叛亂”是為了“免得良心受責備”，是為了能說：“我抵抗過了”。
偉大與可笑總是在一起。依我看來，一個可笑的並可以說明當時的精神狀態的事例是我沒有參與“英勇的白宮保衛戰”。我不同情白宮的保衛者們，此外，我實際上認為不會發生任何攻擊。但是在聚集在那裏的保衛者中有我的許多熟人。所以我想，還是應該去白宮，並且在那裏度過一個夜晚，免得日後不好意思——萬一要是發生攻擊呢。我最擔心一件事——我有嚴重的頸椎病，我深信在露天待過一夜之後頸椎病會使我倒下再也站不起來。我決定和一個比我年輕（當時完全是個年輕人）的同誌去夜宿，他和我一樣，妻子不在身邊，他妻子也去外地了。我不想說出他的姓，但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他現在娶了另一個妻子，我可以說出他的名字，這就是記者阿列克謝·潘金，他的父親也是著名記者，後來擔任了蘇聯最後一任外交部長。我坐在家裏一邊等他的電話，一邊想著頸椎病。電話鈴終於響了：“來吧，我買了足夠喝的酒，我這有幾個姑娘，大家一起去。”於是我一下子感到我有了拒絕的道德藉口，我說，對姑娘們來說我太老了，於是我留在了家裏，而他在那裏遊逛了一夜。第二天我妻子和孩子們結束了伏爾加河的旅行回來了，還帶回來一張戈巴契夫的巨幅正式肖像。他們是在客輪上得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立的，在船例行靠岸時他們去書店買了這幅肖像作為自己政治歸屬的標記。
八月以後開始了最後的掙紮。在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上戈巴契夫遭到了人們的公開譏笑（上帝後來為此懲罰了他們）。葉爾欽從前說“你們能吞下多少主權就拿走多少”，他現在認為他能夠取代戈巴契夫的位置，於是開始以戰爭威脅各共和國——如果它們要退出蘇聯的話，但是後來又改變了主意，結果蘇聯在12月走到了盡頭。戈巴契夫在所有這些事件中表現出來的勇氣給我留下了非常強烈的印象，但是在人民中對他沒有任何好感。
後改革
八月以後我的整個生活都改變了。由於“民主派”的勝利，我陷入了恐懼，由於恐懼我決定把一切拋在一邊並開始給報紙和各處寫文章，指出我們正在走向災難，民主派的勝利意味著民主的終結，而帝國的解體意味著戰爭。
戈巴契夫在勸說和解釋，他在尋找“協商一致”，他可以表明他自己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這一切都激怒了人們，他是民主派的政治家——這也激怒了人們。令我生厭和恐怖的葉爾欽是個“瞎子”。從我的角度看來，他在幹荒唐事。他以令人眩暈的速度改變著政治觀點，令人感到他為了得到權力可以充當任何角色，哪怕是伊斯蘭教徒。我認為他是一個在智力和道德上反常的人物。但是他是一個激進分子，是一個以不尋找“協商一致”並準備摧毀和破壞一切的人的口氣說話的果斷之人。
民主派知識分子竟然把這樣的人作為自己的偶像，令我感到無比羞恥。葉爾欽成了革命領袖和新的俄羅斯國家的奠基人，成了我們的喬治·華盛頓。我認為，國家是什麽樣的，喬治·華盛頓就是什麽樣的。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學工作者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4)
我知道戈巴契夫對局勢失去了控製，但是我希望一切都能夠應付過去。我越來越覺得，已經是停留在一定水平的自由上不再往前走的時候了，是適應這個水平、“消化它”的時候了。
我現在仍認為，始終可以改變和保留蘇聯共產黨（用另外的名稱）和蘇聯（當然不是永遠，任何東西都不可能永遠保留，但保留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可以的）。需要的隻是及時地“噓一聲”。我一直在等待這種情況的發生。但是戈巴契夫不想這樣做，而且也沒有這樣做。
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出現的時候，我的感覺是十分矛盾的。如果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是戈巴契夫的心血的話，我就會舉雙手表示歡迎。順便指出，我同意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的看法，即他們竭力阻止並終於使之未能簽署的那個條約意味著蘇聯的滅亡。但是領導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是一些不太招人喜歡和“令人費解的”人。不清楚他們想幹什麽。清楚的隻有一點，他們不想流血（與後來毫不遲疑地在莫斯科和車臣大開殺戒的葉爾欽不同）。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召開了那次著名的新聞發布會之後，令人感到他們不會有任何結果。我記得我母親（我妻子和孩子當時正乘坐客輪遊覽伏爾加河）這樣問我：“今後會怎麽樣呢？”我回答說：“不會有任何結果。”我甚至有這樣的感覺，“叛亂”的組織者發動“叛亂”是為了“免得良心受責備”，是為了能說：“我抵抗過了”。
偉大與可笑總是在一起。依我看來，一個可笑的並可以說明當時的精神狀態的事例是我沒有參與“英勇的白宮保衛戰”。我不同情白宮的保衛者們，此外，我實際上認為不會發生任何攻擊。但是在聚集在那裏的保衛者中有我的許多熟人。所以我想，還是應該去白宮，並且在那裏度過一個夜晚，免得日後不好意思——萬一要是發生攻擊呢。我最擔心一件事——我有嚴重的頸椎病，我深信在露天待過一夜之後頸椎病會使我倒下再也站不起來。我決定和一個比我年輕（當時完全是個年輕人）的同誌去夜宿，他和我一樣，妻子不在身邊，他妻子也去外地了。我不想說出他的姓，但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他現在娶了另一個妻子，我可以說出他的名字，這就是記者阿列克謝·潘金，他的父親也是著名記者，後來擔任了蘇聯最後一任外交部長。我坐在家裏一邊等他的電話，一邊想著頸椎病。電話鈴終於響了：“來吧，我買了足夠喝的酒，我這有幾個姑娘，大家一起去。”於是我一下子感到我有了拒絕的道德藉口，我說，對姑娘們來說我太老了，於是我留在了家裏，而他在那裏遊逛了一夜。第二天我妻子和孩子們結束了伏爾加河的旅行回來了，還帶回來一張戈巴契夫的巨幅正式肖像。他們是在客輪上得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立的，在船例行靠岸時他們去書店買了這幅肖像作為自己政治歸屬的標記。
八月以後開始了最後的掙紮。在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上戈巴契夫遭到了人們的公開譏笑（上帝後來為此懲罰了他們）。葉爾欽從前說“你們能吞下多少主權就拿走多少”，他現在認為他能夠取代戈巴契夫的位置，於是開始以戰爭威脅各共和國——如果它們要退出蘇聯的話，但是後來又改變了主意，結果蘇聯在12月走到了盡頭。戈巴契夫在所有這些事件中表現出來的勇氣給我留下了非常強烈的印象，但是在人民中對他沒有任何好感。
後改革
八月以後我的整個生活都改變了。由於“民主派”的勝利，我陷入了恐懼，由於恐懼我決定把一切拋在一邊並開始給報紙和各處寫文章，指出我們正在走向災難，民主派的勝利意味著民主的終結，而帝國的解體意味著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