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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開始講馬克思主義和革命傳統的令人尊敬的和好的一麵，但此時人們已不再這樣做了。改革迅速變成了革命。
唱唱
直到今天，當我回憶這段時期的時候，我還感到恐怖，老實說是憎惡。我的一個熟人當時對我說過：“我們這代人的時候終於來了。”確實如此。我不知道為什麽正是在俄羅斯，青年沒有積極參加當時的事件（在其他所有國家，不僅在中歐國家，而且在蘇聯的其他共和國，青年人的作用都大得多）。我國的革命是40—50歲人的革命。也就是說，這是此前安靜地坐在科研所裏和自家廚房裏的人的革命，其中絕大多數人為黨員。現在這些人的恐懼消失了，他們迫不及待地為他們過去的無所事事、胡說八道、看風使舵進行補償，把“停滯”時期鬱積在心中的一切倒出來。首先鬱積的是此前消極的西方主義，現在它突然活躍起來並且變成狂熱的反共主義，還鬱積了逐漸變成“紅色和棕色的”我國的“愛國主義者”所稱的“仇俄”情緒。
我認為“仇俄”情緒與“親俄”情緒（“斯拉夫主義”）一樣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在民族的自我意識中與在個體的自我意識中一樣應該存在對自己的愛和不愛。總是陶醉於自己的人，同總是憎惡自己的人一樣，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停滯”時期鬱積的恰恰是“仇俄”情緒，並且這種情緒大到使它具有了破壞性的形式。民主運動的許多積極分子的激進主義和不負責任的直接原因是他們對國家的命運漠不關心。正是在出現了民主改造的可能性的時期，許多人，包括我的一些熟人在內，製造了一些民主的噪音，投向了西方，並且在那裏落戶。顯然，他們在西方落戶的計劃和他們的民主激進主義是相互聯繫在一起的，因為這種人認為他自己將不會承受他的激進行為的後果。
我當時所稱的“狂歡盛宴”開始了。我眼看著安靜的“科研人員”或者此前在黨內的仕途比較順利的人，成了可怕的激進主義者。人們開始如饑似渴地閱讀那些證明馬克思主義是俄羅斯所有災難的根源、證明社會民主主義是主要危險和它葬送了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的文章。一個人在1989年還在寫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史達林對列寧的歪曲，但到1990年，當他確信不會給自己帶來任何麻煩的時候，卻說正是十月革命和列寧是我國所有災難的元兇、社會主義和蘇聯政權不能改革。
所有能夠動搖“蘇聯政權”的東西，都受到歡迎，人們並不為他們的要求完全相互矛盾而感到不安。例如，當時所有人都支持亞美尼亞人把卡拉巴赫從亞塞拜然手裏奪走然後併入亞美尼亞。我記得，在當時有名的“莫斯科論壇”俱樂部裏，人們對一個可憐的亞塞拜然人發出噓聲，因為這個亞塞拜然人表示他個人強烈譴責蘇姆蓋特大屠殺，並說在亞塞拜然也有民主派。誰也不相信他，並且要求他立即承認卡拉巴赫應該屬於亞美尼亞。但是領土從一個共和國轉讓給另一個共和國需要有非常強大的中央。然而當時大家都在要求擴大共和國的權利、要求削弱中央，後來甚至要求解散蘇聯。誰也沒有想到這些要求是互不相容的。
我至今沒有完全弄明白，這些總的來說根本不算勇敢的、在這之前最怕觸怒上司的人，在事關國家命運的時候卻無所顧忌。例如，人們不怕在蘇聯解體之後我國的土地將變成前南斯拉夫那樣大家相互交戰的領土，而且是擁有核武器的領土。美國人顯然非常害怕，可我們的人不怕。我現在不可能把一切都想起來，不能一一列舉受人尊敬的人所實施的難以想像的愚蠢和不負責任行為，雖然在我的記憶裏這樣的例子相當多。蘇聯解體的前景使我感到極端恐懼，我甚至給當時著名的《二十世紀與世界》雜誌寫了一篇名為《請小心帝國》的文章，我在文中說帝國的解體是一個合理的但是非常危險的過程：當非洲有英國人的時候，不可能有吃人肉的總統，當英國人離去之後，這樣的總統就出現了。
我不知道“在上層”、在戈巴契夫周圍發生了什麽，但有時會了解到一些令我驚慌的事情。我舉兩個使我完全不知所措的小事，是誰我就不點名了。我有一次在亞洲國家研究所參加了對例行的蘇聯改造計劃的討論。當時提交討論的是一個由兩位青年研究人員起草的計劃。這完全是一個連十年級學生也能想出來的幼稚計劃：在所有的共和國就自決舉行全民公決，如果一個共和國的某個部分表示反對的話，那麽在那裏再次進行全民公決，允許它脫離這個共和國。我現在有些東西可能搞混了，但大概意思就是這樣。可以想像，這樣的計劃若是突然被以某種方式加以實施，那麽在這之前從來沒有爭吵念頭的各個民族就會打成一團，蘇聯的整個土地就會流滿鮮血。打算把計劃寄給“上級”。我說，計劃是幼稚的，不應該把它寄出去以免丟人現眼。但還是把它寄出去了。過了一段時間我驚訝地得知，這個計劃的兩位起草者與戈巴契夫最親密的戰友見了麵，十分認真地同他討論了這個計劃，他對他們很親切。我明白了，作為改革化身的國務活動家的意識也許與由於自由而變傻的初級研究人員的意識毫無差別。
第二個例子。我曾經與一位當時相當重要的人物——一位代表和蘇共中央委員——談過話。我說，誰也不知道在蘇聯的各個共和國正在發生什麽，應該迅速建立能夠摸清共和國情況的中心。這個人自然把這次談話理解為我想當這個中心的領導。他對我非常客氣地說：如果您想研究俄羅斯自治問題，我們可以成立一個相應的機構，給人給錢，但各共和國是另一碼事，因為（下麵我逐字逐句地引用）“民主化進程將在各個共和國進行”。這句話乍看起來毫無意義，但是其中隱藏的意思卻是，這句話意味著對這個人來說（這大約在1990年12月）蘇聯已經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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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當我回憶這段時期的時候，我還感到恐怖，老實說是憎惡。我的一個熟人當時對我說過：“我們這代人的時候終於來了。”確實如此。我不知道為什麽正是在俄羅斯，青年沒有積極參加當時的事件（在其他所有國家，不僅在中歐國家，而且在蘇聯的其他共和國，青年人的作用都大得多）。我國的革命是40—50歲人的革命。也就是說，這是此前安靜地坐在科研所裏和自家廚房裏的人的革命，其中絕大多數人為黨員。現在這些人的恐懼消失了，他們迫不及待地為他們過去的無所事事、胡說八道、看風使舵進行補償，把“停滯”時期鬱積在心中的一切倒出來。首先鬱積的是此前消極的西方主義，現在它突然活躍起來並且變成狂熱的反共主義，還鬱積了逐漸變成“紅色和棕色的”我國的“愛國主義者”所稱的“仇俄”情緒。
我認為“仇俄”情緒與“親俄”情緒（“斯拉夫主義”）一樣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在民族的自我意識中與在個體的自我意識中一樣應該存在對自己的愛和不愛。總是陶醉於自己的人，同總是憎惡自己的人一樣，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停滯”時期鬱積的恰恰是“仇俄”情緒，並且這種情緒大到使它具有了破壞性的形式。民主運動的許多積極分子的激進主義和不負責任的直接原因是他們對國家的命運漠不關心。正是在出現了民主改造的可能性的時期，許多人，包括我的一些熟人在內，製造了一些民主的噪音，投向了西方，並且在那裏落戶。顯然，他們在西方落戶的計劃和他們的民主激進主義是相互聯繫在一起的，因為這種人認為他自己將不會承受他的激進行為的後果。
我當時所稱的“狂歡盛宴”開始了。我眼看著安靜的“科研人員”或者此前在黨內的仕途比較順利的人，成了可怕的激進主義者。人們開始如饑似渴地閱讀那些證明馬克思主義是俄羅斯所有災難的根源、證明社會民主主義是主要危險和它葬送了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的文章。一個人在1989年還在寫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史達林對列寧的歪曲，但到1990年，當他確信不會給自己帶來任何麻煩的時候，卻說正是十月革命和列寧是我國所有災難的元兇、社會主義和蘇聯政權不能改革。
所有能夠動搖“蘇聯政權”的東西，都受到歡迎，人們並不為他們的要求完全相互矛盾而感到不安。例如，當時所有人都支持亞美尼亞人把卡拉巴赫從亞塞拜然手裏奪走然後併入亞美尼亞。我記得，在當時有名的“莫斯科論壇”俱樂部裏，人們對一個可憐的亞塞拜然人發出噓聲，因為這個亞塞拜然人表示他個人強烈譴責蘇姆蓋特大屠殺，並說在亞塞拜然也有民主派。誰也不相信他，並且要求他立即承認卡拉巴赫應該屬於亞美尼亞。但是領土從一個共和國轉讓給另一個共和國需要有非常強大的中央。然而當時大家都在要求擴大共和國的權利、要求削弱中央，後來甚至要求解散蘇聯。誰也沒有想到這些要求是互不相容的。
我至今沒有完全弄明白，這些總的來說根本不算勇敢的、在這之前最怕觸怒上司的人，在事關國家命運的時候卻無所顧忌。例如，人們不怕在蘇聯解體之後我國的土地將變成前南斯拉夫那樣大家相互交戰的領土，而且是擁有核武器的領土。美國人顯然非常害怕，可我們的人不怕。我現在不可能把一切都想起來，不能一一列舉受人尊敬的人所實施的難以想像的愚蠢和不負責任行為，雖然在我的記憶裏這樣的例子相當多。蘇聯解體的前景使我感到極端恐懼，我甚至給當時著名的《二十世紀與世界》雜誌寫了一篇名為《請小心帝國》的文章，我在文中說帝國的解體是一個合理的但是非常危險的過程：當非洲有英國人的時候，不可能有吃人肉的總統，當英國人離去之後，這樣的總統就出現了。
我不知道“在上層”、在戈巴契夫周圍發生了什麽，但有時會了解到一些令我驚慌的事情。我舉兩個使我完全不知所措的小事，是誰我就不點名了。我有一次在亞洲國家研究所參加了對例行的蘇聯改造計劃的討論。當時提交討論的是一個由兩位青年研究人員起草的計劃。這完全是一個連十年級學生也能想出來的幼稚計劃：在所有的共和國就自決舉行全民公決，如果一個共和國的某個部分表示反對的話，那麽在那裏再次進行全民公決，允許它脫離這個共和國。我現在有些東西可能搞混了，但大概意思就是這樣。可以想像，這樣的計劃若是突然被以某種方式加以實施，那麽在這之前從來沒有爭吵念頭的各個民族就會打成一團，蘇聯的整個土地就會流滿鮮血。打算把計劃寄給“上級”。我說，計劃是幼稚的，不應該把它寄出去以免丟人現眼。但還是把它寄出去了。過了一段時間我驚訝地得知，這個計劃的兩位起草者與戈巴契夫最親密的戰友見了麵，十分認真地同他討論了這個計劃，他對他們很親切。我明白了，作為改革化身的國務活動家的意識也許與由於自由而變傻的初級研究人員的意識毫無差別。
第二個例子。我曾經與一位當時相當重要的人物——一位代表和蘇共中央委員——談過話。我說，誰也不知道在蘇聯的各個共和國正在發生什麽，應該迅速建立能夠摸清共和國情況的中心。這個人自然把這次談話理解為我想當這個中心的領導。他對我非常客氣地說：如果您想研究俄羅斯自治問題，我們可以成立一個相應的機構，給人給錢，但各共和國是另一碼事，因為（下麵我逐字逐句地引用）“民主化進程將在各個共和國進行”。這句話乍看起來毫無意義，但是其中隱藏的意思卻是，這句話意味著對這個人來說（這大約在1990年12月）蘇聯已經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