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頁
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確信，社會流動機製，特別是在政治領域內，在建立在已經死亡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國家中，是這樣運轉的：隻有傻瓜或者由於不斷做出蠢事最終也會變成傻瓜的無恥之徒能夠升到“最高層”。我記得，在我工作的研究所裏麵討論過我們所長能不能當外交部長的問題。我當時說，他所長還是能當的，但是他別想當部長，因為部長應該更蠢。政治局委員的照片令我感到是對這個觀點的充分證明。
現在我明白，我當時這個非常堅定的信念與戈巴契夫的出現是完全矛盾的，也是不正確的。但是現在在我思考戈巴契夫在黨內一帆風順的仕途時我又產生了某種困惑。我認為，他的掌權是比中彩的可能性更小的一個歷史方案的實現——有這樣的事，但是機會很少，寄希望於此是愚蠢的。
改革
我當然聽說過被選為總書記之前的戈巴契夫，但是我認為他是眾多毫無個性的上層人物之一。我記得，當阿爾巴托夫的一個熟人對我講阿爾巴托夫院士在想方設法與戈巴契夫建立良好關係的時候我是多麽吃驚（他說：“他在加工戈巴契夫”）。我非常吃驚，問道，為什麽恰恰是加工他。他回答：“他前途無量。”在戈巴契夫掌權之後，令人感到他顯然是一個真正地有意識地使國家走向自由的人，我感到震驚。戈巴契夫完全不符合我的模式，我認為他是命運賜予的一個機會：不要改變這個模式並開始通過政變和“苟延殘喘的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有計劃地、而不是災難性地走向民主。
我當然不認為戈巴契夫可以把我們領入“資產階級的民主”——我覺得這是相當遙遠的前景、是當時離我們還沒有這麽近的21世紀的問題。我認為正是“改革”、“具有人的麵貌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改良”是現實的前景。我認為，當然能夠把蘇共改造成社會黨、議會黨，一個能長期保持類似於印度國大黨所起的作用的黨，這個黨能夠不斷在選舉中戰勝渙散的、沒有能力聯合的各種激進分子的反對派——共產黨正統派、資本主義的堅定支持者、各種民族主義者和分離主義者。這樣的黨統治25—30年——那時就可以開始思考下一步的事情。在戈巴契夫時代我才第一次出國。派我去芝加哥參加美國一個討論改革的會議（我當時大概也不知道這是個什麽樣的會議，現在則完全不記得了）。在我發言的時候，大廳裏的一個美國人向我提問：我是否相信能夠在保留蘇共政權的情況下實現民主化。我回答說：英國是與美國同樣自由的國家，但它是君主製，甚至有參議院和國立教會。既然可以給中世紀的君主製形式注入新的內容，為什麽不能給蘇聯政權和蘇共的形式注入新的內容呢？
我為“新思維“感到喜悅。我覺得眼前正在發生一個偉大的進程——各種意識形態和宗教、各種接受了普遍的自由主義價值的精神傳統又加上了一個偉大的意識形態和傳統——共產主義。我覺得戈巴契夫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近似於約翰二十三世和約翰·保羅二世的作用。天主教能夠反思自己的過去，反思宗教裁判所和十字軍東征，但同時能夠不放棄過去，為當代民主世界加入自己的“音符”。我想我們也應這樣反思自己的過去，但僅僅是反思，而不是簡單地否認過去，並且為當代民主的“大合唱”加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固有的對“光輝未來”的追求、對全人類建設的熱情。我覺得當代“自由世界”缺乏這一點。
我的處事之道發生了改變。我從來不是“愛國主義者”。我認為，國家是不能選擇的，既然你生在這個國家，就應該努力使它變得更好；我從來沒有想過遷移到西方，但我從來沒有為自己的國家驕傲過，雖然我並不像我的許多熟人那樣認為它是十分可怕的和毫無希望的。相反，我不喜歡與外國人交際，因為我總是為我是俄羅斯人而感到少許羞怯。隻有在戈巴契夫時代我才體驗到以前我從未有過的對自己的國家和國家領袖的驕傲感。我記得我在家中看電視的時候說過：“先生們，正在發生的事情多麽美妙！我們的總統在會晤美國總統，顯然我們的總統更聰明更出色。”這種十分令人愉快的、此前我從未有過的感覺在1991年之後重新完全消失了，但是我感謝命運和戈巴契夫，畢竟我在度過餘生之前體驗到了這種感覺。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學工作者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3)
同時有兩個問題困擾著我。首先，我當然想參加這個進程，並且想幫助戈巴契夫。但是轉而研究當代蘇聯問題以及從事政治活動，過去完全沒有列入我的個人計劃。我曾有固定的生活計劃和學術研究計劃，我不想打破它。我逐漸對當代“改革”問題有了興趣（我也是被吸引的），但是我抗拒過，並且與過去徹底決裂，在改革結束後放棄了自己從前的計劃。第二個問題則複雜得多。我一直認為，在人文科學的任何一位誠實的研究者那裏，在一個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裏，這種意識形態逐漸成為天然的、主要的敵人。我甚至認為，我不應該出版不與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矛盾的著作。我有時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話，通過查索引看他們就該問題寫了些什麽，而且總是能找到合適的話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話。但是我從未引用過列寧的話，因為我認為這對我而言已經是妥協。我曾覺得寫諸如“列寧是一個偉人，十月革命具有偉大的理想”這樣的話簡直是可恥的。但是現在出現了完全不同的情景。戈巴契夫的意識形態和唯一能夠成為改革的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是“非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理想”、偉大十月革命（它的目標後來被“歪曲”）理想的意識形態，是“全人類價值”占首位、同時保留對待這種價值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態度的意識形態。既然我想幫助改革，我就應當開始說和寫與我此前所做的完全不同的東西。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盡管如此，我在“進步出版社”出版的當時深受歡迎的文集中發表了幾篇文章（《別無選擇》，《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思考》，《在通向信仰自由的道路上》），在文章中我的調子發生了明顯變化：我沒有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是真理，而是說馬克思主義是俄國和世界文化的偉大傳統，應該非常認真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等等。
現在我明白，我當時這個非常堅定的信念與戈巴契夫的出現是完全矛盾的，也是不正確的。但是現在在我思考戈巴契夫在黨內一帆風順的仕途時我又產生了某種困惑。我認為，他的掌權是比中彩的可能性更小的一個歷史方案的實現——有這樣的事，但是機會很少，寄希望於此是愚蠢的。
改革
我當然聽說過被選為總書記之前的戈巴契夫，但是我認為他是眾多毫無個性的上層人物之一。我記得，當阿爾巴托夫的一個熟人對我講阿爾巴托夫院士在想方設法與戈巴契夫建立良好關係的時候我是多麽吃驚（他說：“他在加工戈巴契夫”）。我非常吃驚，問道，為什麽恰恰是加工他。他回答：“他前途無量。”在戈巴契夫掌權之後，令人感到他顯然是一個真正地有意識地使國家走向自由的人，我感到震驚。戈巴契夫完全不符合我的模式，我認為他是命運賜予的一個機會：不要改變這個模式並開始通過政變和“苟延殘喘的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有計劃地、而不是災難性地走向民主。
我當然不認為戈巴契夫可以把我們領入“資產階級的民主”——我覺得這是相當遙遠的前景、是當時離我們還沒有這麽近的21世紀的問題。我認為正是“改革”、“具有人的麵貌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改良”是現實的前景。我認為，當然能夠把蘇共改造成社會黨、議會黨，一個能長期保持類似於印度國大黨所起的作用的黨，這個黨能夠不斷在選舉中戰勝渙散的、沒有能力聯合的各種激進分子的反對派——共產黨正統派、資本主義的堅定支持者、各種民族主義者和分離主義者。這樣的黨統治25—30年——那時就可以開始思考下一步的事情。在戈巴契夫時代我才第一次出國。派我去芝加哥參加美國一個討論改革的會議（我當時大概也不知道這是個什麽樣的會議，現在則完全不記得了）。在我發言的時候，大廳裏的一個美國人向我提問：我是否相信能夠在保留蘇共政權的情況下實現民主化。我回答說：英國是與美國同樣自由的國家，但它是君主製，甚至有參議院和國立教會。既然可以給中世紀的君主製形式注入新的內容，為什麽不能給蘇聯政權和蘇共的形式注入新的內容呢？
我為“新思維“感到喜悅。我覺得眼前正在發生一個偉大的進程——各種意識形態和宗教、各種接受了普遍的自由主義價值的精神傳統又加上了一個偉大的意識形態和傳統——共產主義。我覺得戈巴契夫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近似於約翰二十三世和約翰·保羅二世的作用。天主教能夠反思自己的過去，反思宗教裁判所和十字軍東征，但同時能夠不放棄過去，為當代民主世界加入自己的“音符”。我想我們也應這樣反思自己的過去，但僅僅是反思，而不是簡單地否認過去，並且為當代民主的“大合唱”加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固有的對“光輝未來”的追求、對全人類建設的熱情。我覺得當代“自由世界”缺乏這一點。
我的處事之道發生了改變。我從來不是“愛國主義者”。我認為，國家是不能選擇的，既然你生在這個國家，就應該努力使它變得更好；我從來沒有想過遷移到西方，但我從來沒有為自己的國家驕傲過，雖然我並不像我的許多熟人那樣認為它是十分可怕的和毫無希望的。相反，我不喜歡與外國人交際，因為我總是為我是俄羅斯人而感到少許羞怯。隻有在戈巴契夫時代我才體驗到以前我從未有過的對自己的國家和國家領袖的驕傲感。我記得我在家中看電視的時候說過：“先生們，正在發生的事情多麽美妙！我們的總統在會晤美國總統，顯然我們的總統更聰明更出色。”這種十分令人愉快的、此前我從未有過的感覺在1991年之後重新完全消失了，但是我感謝命運和戈巴契夫，畢竟我在度過餘生之前體驗到了這種感覺。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學工作者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3)
同時有兩個問題困擾著我。首先，我當然想參加這個進程，並且想幫助戈巴契夫。但是轉而研究當代蘇聯問題以及從事政治活動，過去完全沒有列入我的個人計劃。我曾有固定的生活計劃和學術研究計劃，我不想打破它。我逐漸對當代“改革”問題有了興趣（我也是被吸引的），但是我抗拒過，並且與過去徹底決裂，在改革結束後放棄了自己從前的計劃。第二個問題則複雜得多。我一直認為，在人文科學的任何一位誠實的研究者那裏，在一個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裏，這種意識形態逐漸成為天然的、主要的敵人。我甚至認為，我不應該出版不與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矛盾的著作。我有時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話，通過查索引看他們就該問題寫了些什麽，而且總是能找到合適的話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話。但是我從未引用過列寧的話，因為我認為這對我而言已經是妥協。我曾覺得寫諸如“列寧是一個偉人，十月革命具有偉大的理想”這樣的話簡直是可恥的。但是現在出現了完全不同的情景。戈巴契夫的意識形態和唯一能夠成為改革的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是“非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理想”、偉大十月革命（它的目標後來被“歪曲”）理想的意識形態，是“全人類價值”占首位、同時保留對待這種價值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態度的意識形態。既然我想幫助改革，我就應當開始說和寫與我此前所做的完全不同的東西。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盡管如此，我在“進步出版社”出版的當時深受歡迎的文集中發表了幾篇文章（《別無選擇》，《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思考》，《在通向信仰自由的道路上》），在文章中我的調子發生了明顯變化：我沒有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是真理，而是說馬克思主義是俄國和世界文化的偉大傳統，應該非常認真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