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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二個是“斯拉夫主義”。在1960年代甚至在1970年代初，從官方的經院哲學“後退”到列寧的著作，隨後“後退”到馬克思的著作（早期馬克思的著作非常流行）、黑格爾的著作（及其分支）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及民粹派的著作。我記得1967—1968年我曾經讀過別爾嘉耶夫的著作，並對我的一位精通列寧、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的同誌說，別爾嘉耶夫是一位非常令人感興趣的作者。得到的回答是：“是的，我一直想讀他們當中某個人的作品（俄國唯心主義者哲學家們），隻是老沒功夫。”在1970年代—1980年代初大家開始讀俄國宗教哲學家們的著作，因此沒有功夫讀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對俄國唯心主義思想的癡迷能夠與西方主義結合在一起，但是往往導致某種程度的法西斯主義式的“愛國主義”，它把十月革命說成是猶太人的和共濟會的反民族主義陰謀的結果。這種意識形態對官方教條的否定甚至比“西方主義的意識形態”更加激進，但是對於政權來說這種意識形態也是安全的。因為這樣的愛國者把蘇聯視作在20年代的“猶太人的壞影響”之後復興的新的俄羅斯帝國，而把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見者削弱政權的嚐試看做猶太人和共濟會的陰謀的繼續。在我的圈子裏這種傾向的代表人物並不特別多。西方主義占主要地位，於是“愛國主義者們”感到自己受迫害。但是西方主義者們卻極其害怕“愛國者”，因為認為政權支持他們，並且認為他們在民眾中紮根很深。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學工作者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2)
可見，在知識分子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那些完全否定官方意識形態的教條、但是沒有要求任何社會積極性、任何革命活動或者改良活動的意識形態潮流和情緒。在從1970年代初到戈巴契夫上台之前的整個時期，我不記得與朋友們在談話中議論過一次改造社會的計劃，雖然許多談話是相當坦率的，而且在我的熟人中有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和與持不同政見圈子有聯繫、後來遷移到西方並且在那裏相當活躍的人。但是在西方他們也沒有把任何他們在國內秘密醞釀的計劃公諸世人——根本沒有這樣的計劃。
我寫這些是為了說明一個想法：戈巴契夫生不逢時。如果換一個歷史場景，而且戈巴契夫的改革（改革的意識形態最初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改良意識形態，改革是姍姍來遲的蘇聯的布拉格之春的方案）來得早一些的話，戈巴契夫和他的“更多的社會主義”以及“列寧的教導”就不會處於真空之中了。在1960—1970年代之交有許多能夠無限忠誠於他和他的事業的人，有許多能夠成為他的“軍隊”無私（或者有節製地自私的）的士兵和軍官的人。隻有像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樣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改良，通過“退回”到列寧、“退回”到馬克思，才能在蘇聯實現漸進的民主化。但是為了進行這樣的改良需要至少能夠真正理解這些思想的人，他們不是把改良理解為掩飾，理解為形式，而是真正的理解。在1960年代這樣的人有很多。在1980年代他們消失了。
唱唱
我應該講一講自己對改革前時代的看法。
真實地回憶你在20年前的想法是很困難的。人的記憶力是這樣工作的，人會忘記不符合他對過去事件和過去自我的現在反映的東西，把符合的東西挪到被忘記的東西的地方。像各民族創造關於自己的歷史的溢美之詞一樣，個體也進行這樣的創造，並且自己真誠地相信它們，相信關於自己的回憶的這些溢美之詞。社會學家知道，如果現在對人們10到5年前的投票情況進行調查，得到的數字將與當年的投票實際數字有很大不同，而且符合現在的好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並沒有撒謊——他們真的是忘記了過去並且把所想像的東西挪到了真實的過去的位置。現在你找不到一個會回憶起他是怎麽讚美葉爾欽的人，而再過一段時間將很難找到一個記得他是如何讚美普京的人。我將努力作準確的回憶。
我的觀點是一種我講過的消極西方主義的方案，帶有一些由職業（宗教史）和純粹個人特點所引起的細微個體差別。當我還是一名大學生的時候，我自己研究過的信奉不同教義的教派在教會普世會議上的鬥爭與我們從蘇共歷史教程中所學習的列寧時代黨代表大會上的鬥爭之間的相似之處令我震驚。我明白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一種宗教。我認為有許多不同的宗教，它們興盛過，然後逐漸衰落。在蘇聯，在我生活的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宗教，它現在正在消亡。當然，這不是“真正的信仰”。但是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我不憎恨蘇維埃政權，也不憎恨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我認為我的職業責任是探索現實的社會發展機製，不斷與官方教條進行鬥爭，這並不太危險，因為我研究的東西是相當“秘密”的。
在1970年代—1980年代初，我深信蘇聯政權註定滅亡，因為作為它的“靈魂”的意識形態眼看著已經死亡或者正在死亡。所以我認為政權做不出特別不好的舉動——我的圈子中的許多人所固有的對重新開始“擰緊螺絲”的恐懼，對於我來說沒有意義，因為我認為政權是一個軟弱無力、日漸消瘦的老人。我把製度的演變定義為“向自由主義過渡的腐敗”。我相信，最終應該建立西方模式的製度，但西方模式當時（現在也一樣）對我而言並不是理想，而隻是人類發展的一定的階段。但是我並不相信這種製度能夠在我的有生之年建成，它對我而言是相當遙遠的前景。我覺得在蘇聯政權和民主之間應該有一段在保留蘇聯製度基本輪廓的情況下徹底更換意識形態標記的時期。我把這段時期定義為相對不長的“苟延殘喘的法西斯主義”時期。“苟延殘喘的”——因為就整體而言強大意識形態的時代結束了，未來的法西斯主義隻能是“勉強的”和不嚴重的。我一度覺得索忍尼辛可以成為這種製度的官方思想家。我一直在琢磨各種我覺得好笑的來自後蘇聯時代的報紙的公式，在這種公式中標記的更換與內容的保留結合在一起——“聖謝爾蓋·拉多涅日斯基這位農村村社的社長在關於新品種玉米的會議上講到，莊稼人喜愛地把新品種稱為‘白衛分子’（或者‘弗拉索夫分子’）”。蘇聯政權的垮台和“法西斯主義”的上台當然會帶來我非常害怕的某種社會劇變，但是我希望我活不到那個時候。但是我不知道這種垮台會以什麽方式發生。我一度認為會發生軍事政變。這種模式總的來說並不是不真實的，而且甚至部分地實現了。但是在它裏麵沒有戈巴契夫。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學工作者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2)
可見，在知識分子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那些完全否定官方意識形態的教條、但是沒有要求任何社會積極性、任何革命活動或者改良活動的意識形態潮流和情緒。在從1970年代初到戈巴契夫上台之前的整個時期，我不記得與朋友們在談話中議論過一次改造社會的計劃，雖然許多談話是相當坦率的，而且在我的熟人中有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和與持不同政見圈子有聯繫、後來遷移到西方並且在那裏相當活躍的人。但是在西方他們也沒有把任何他們在國內秘密醞釀的計劃公諸世人——根本沒有這樣的計劃。
我寫這些是為了說明一個想法：戈巴契夫生不逢時。如果換一個歷史場景，而且戈巴契夫的改革（改革的意識形態最初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改良意識形態，改革是姍姍來遲的蘇聯的布拉格之春的方案）來得早一些的話，戈巴契夫和他的“更多的社會主義”以及“列寧的教導”就不會處於真空之中了。在1960—1970年代之交有許多能夠無限忠誠於他和他的事業的人，有許多能夠成為他的“軍隊”無私（或者有節製地自私的）的士兵和軍官的人。隻有像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樣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改良，通過“退回”到列寧、“退回”到馬克思，才能在蘇聯實現漸進的民主化。但是為了進行這樣的改良需要至少能夠真正理解這些思想的人，他們不是把改良理解為掩飾，理解為形式，而是真正的理解。在1960年代這樣的人有很多。在1980年代他們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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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講一講自己對改革前時代的看法。
真實地回憶你在20年前的想法是很困難的。人的記憶力是這樣工作的，人會忘記不符合他對過去事件和過去自我的現在反映的東西，把符合的東西挪到被忘記的東西的地方。像各民族創造關於自己的歷史的溢美之詞一樣，個體也進行這樣的創造，並且自己真誠地相信它們，相信關於自己的回憶的這些溢美之詞。社會學家知道，如果現在對人們10到5年前的投票情況進行調查，得到的數字將與當年的投票實際數字有很大不同，而且符合現在的好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並沒有撒謊——他們真的是忘記了過去並且把所想像的東西挪到了真實的過去的位置。現在你找不到一個會回憶起他是怎麽讚美葉爾欽的人，而再過一段時間將很難找到一個記得他是如何讚美普京的人。我將努力作準確的回憶。
我的觀點是一種我講過的消極西方主義的方案，帶有一些由職業（宗教史）和純粹個人特點所引起的細微個體差別。當我還是一名大學生的時候，我自己研究過的信奉不同教義的教派在教會普世會議上的鬥爭與我們從蘇共歷史教程中所學習的列寧時代黨代表大會上的鬥爭之間的相似之處令我震驚。我明白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一種宗教。我認為有許多不同的宗教，它們興盛過，然後逐漸衰落。在蘇聯，在我生活的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宗教，它現在正在消亡。當然，這不是“真正的信仰”。但是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我不憎恨蘇維埃政權，也不憎恨馬克思列寧主義，雖然我認為我的職業責任是探索現實的社會發展機製，不斷與官方教條進行鬥爭，這並不太危險，因為我研究的東西是相當“秘密”的。
在1970年代—1980年代初，我深信蘇聯政權註定滅亡，因為作為它的“靈魂”的意識形態眼看著已經死亡或者正在死亡。所以我認為政權做不出特別不好的舉動——我的圈子中的許多人所固有的對重新開始“擰緊螺絲”的恐懼，對於我來說沒有意義，因為我認為政權是一個軟弱無力、日漸消瘦的老人。我把製度的演變定義為“向自由主義過渡的腐敗”。我相信，最終應該建立西方模式的製度，但西方模式當時（現在也一樣）對我而言並不是理想，而隻是人類發展的一定的階段。但是我並不相信這種製度能夠在我的有生之年建成，它對我而言是相當遙遠的前景。我覺得在蘇聯政權和民主之間應該有一段在保留蘇聯製度基本輪廓的情況下徹底更換意識形態標記的時期。我把這段時期定義為相對不長的“苟延殘喘的法西斯主義”時期。“苟延殘喘的”——因為就整體而言強大意識形態的時代結束了，未來的法西斯主義隻能是“勉強的”和不嚴重的。我一度覺得索忍尼辛可以成為這種製度的官方思想家。我一直在琢磨各種我覺得好笑的來自後蘇聯時代的報紙的公式，在這種公式中標記的更換與內容的保留結合在一起——“聖謝爾蓋·拉多涅日斯基這位農村村社的社長在關於新品種玉米的會議上講到，莊稼人喜愛地把新品種稱為‘白衛分子’（或者‘弗拉索夫分子’）”。蘇聯政權的垮台和“法西斯主義”的上台當然會帶來我非常害怕的某種社會劇變，但是我希望我活不到那個時候。但是我不知道這種垮台會以什麽方式發生。我一度認為會發生軍事政變。這種模式總的來說並不是不真實的，而且甚至部分地實現了。但是在它裏麵沒有戈巴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