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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下麵是我難以忘懷的發生在早已逝去的時代的兩個小故事。
1963年或者1964年。在我就讀的莫斯科大學歷史係，有一個比我年紀大的學生，因精通馬克思主義而出名。係領導怕他，因為懷疑他搞地下活動。他患有一種眼病，結果雙目失明。他已經結婚，但是有一個情人——一個學藝術的可愛的姑娘，她認為他是一個既勇敢又浪漫的人。有時他們一起逃課，躲在歷史係大樓的某個角落裏，她給他朗讀書籍。有一次我走近他們，聽到她在給他朗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他不時打斷她：“這個地方非常重要，我們再把它讀一遍。”這一情景現在仍浮現在我的眼前。
第二個小故事發生在1969年或者已經是1970年。我認識一位哲學家，他是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有段時間居然一路高升（甚至開始在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講課），同時秘密地參加持不同政見運動（後來自然脫離了這一運動）。他讓我和其他人閱讀並推銷私自出版物，我們為此要根據自己的能力付錢，從讀過私自出版物的人那裏拿來錢，再把這些錢交給他。這些錢後來用在政治犯身上。我記得，他有一次給了我一本用打字機打出來的索忍尼辛的作品，我沒有讀完（我不太感興趣），但是後來仍然給了他錢。他對我不是很友好，因為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從不與他爭論，這顯然更加令他不高興。有一次我們偶然遇見了，他無緣無故地突然發作，甚至惡狠狠地對我說，像我這樣的人什麽事情也不會幹成，因為20世紀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紀，隻有馬克思主義者能夠在20世紀完成一切偉大的事業。我記得我當時對他說：“或者譬如希特勒。”
當然，活躍的“改革”情緒和沿著馬克思主義以及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傳統（車爾尼雪夫斯基、民粹派）軌道對民主思想的探索的高峰是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之後改革情緒開始消失。到80年代中，我上麵所講的那樣的人實際上沒有了。有的去了西方或者以色列，有的成為正常的蘇聯科研人員。我不知道我所回憶的這兩個人中的第一個後來怎麽樣了。至於第二個，我在後改革時代見到過，此人成了一家自由派雜誌的溫和的萬事亨通的編輯，我當時感到，他最怕的是我向他詢問他的馬克思主義。唱唱
我從1970年代初起一直在科學院的研究所工作，在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當中有許多熟人，但是幾乎沒有再遇見過（我開始寫的是“沒有見過”，但是隨後想起來幾次“令人懷疑的情形”，於是補充上“幾乎”這個詞）真誠的和有智慧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我的熟人中有許多徹底的“西方派”，有佛教禪宗信徒，有正教教徒，有法西斯式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有猶太復國主義者等等（當然，描述大多數人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人們隻是活著，沒有任何信仰）。但是沒有或者幾乎沒有馬克思主義者。我知道我認識的人有限，馬克思主義者無疑是有的，但是在我這段時間認識的150名人文科學知識分子中我費了好大勁才想起來幾個令人懷疑的情形，這說明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段時期真可謂是鳳毛麟角。
無論這多麽奇怪，我在改革時期還認識了一位非常聰明的中年婦女，她是我所在的研究所的一位真摯的和熱情的馬克思主義者，她甚至把馬克思和列寧稱為“經典作家”。我開始時弄不懂她說的是誰，後來認為這是諷刺，可當我確信不是這樣時，感到非常震驚。
隨著非官方的、改革者的馬克思主義的實際消失，政權擺脫了唯一能夠喚起人們採取有明確目標的“革命”行動的真正危險的意識形態。填補真空的思潮比實際上誰也不相信的官方意識形態差了許多倍，但是帶來的直接威脅則小得多。像我那位校友一樣熟讀《國家與革命》的人應該做點事情，應該呼籲進行某種改造並製定改變蘇聯製度的某種計劃。熟讀佛教經書或正教哲學著作的人不會做任何“危害社會的事情”。這種人甚至更容易隨波逐流，說一些對其沒有任何意義的套話和參加對其沒有任何意義的儀式。這很像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時代的情景：新教徒是羅馬教廷的激烈的敵人，而在羅馬教廷有許多根本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的人，但是他們是非常忠誠的人。
如果不算這段時間得到傳播的各種宗教迷戀的話，在70年代有兩個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並且對政權不太危險的主要的社會世界觀。
第一個是“西方主義”。與作為行動的、“改革”的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不同，西方主義隻是認為，“我們這裏一切都不好”，而“那裏一切都好”。當然，許多位高權重的“西方派”對自由化有一定的促進，但是這種世界觀沒有產生任何改造現實的方案。西方主義的信仰者往往認為，我們這裏一切糟糕透頂，什麽也幹不成，也沒活幹。從這種“西方主義的”信念中產生的唯一真正的激進行動是離開毫無希望的國家。我的熟人中有許多在70—80年代遷移到了西方或者以色列。許多俄羅斯人冒充猶太人，尋找猶太家譜或者娶猶太女人為妻（有的是假結婚,有的不是）——隻是為了離開。
當然有活躍的持不同政見運動。但是這種活躍是不能再忍受垂死的威權主義氣氛的單打獨鬥者的活躍，他們也沒有任何可以改變現狀的認真的思想，沒有任何改造社會的計劃。大多數持不同政見者最終遷移到了西方，一些人在那裏獲得了照蘇聯標準無法想像的金錢，並且過上了在我國隻有高層官僚能夠過上的生活。依我看來，持不同政見者的言論和著述沒有什麽意思。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廣為流傳的私自出版物，到1980年代“一蹶不振”，這部分是由於持不同政見者一個接一個地遷移到西方，也部分地純粹是由於興趣的喪失。
1963年或者1964年。在我就讀的莫斯科大學歷史係，有一個比我年紀大的學生，因精通馬克思主義而出名。係領導怕他，因為懷疑他搞地下活動。他患有一種眼病，結果雙目失明。他已經結婚，但是有一個情人——一個學藝術的可愛的姑娘，她認為他是一個既勇敢又浪漫的人。有時他們一起逃課，躲在歷史係大樓的某個角落裏，她給他朗讀書籍。有一次我走近他們，聽到她在給他朗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他不時打斷她：“這個地方非常重要，我們再把它讀一遍。”這一情景現在仍浮現在我的眼前。
第二個小故事發生在1969年或者已經是1970年。我認識一位哲學家，他是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有段時間居然一路高升（甚至開始在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講課），同時秘密地參加持不同政見運動（後來自然脫離了這一運動）。他讓我和其他人閱讀並推銷私自出版物，我們為此要根據自己的能力付錢，從讀過私自出版物的人那裏拿來錢，再把這些錢交給他。這些錢後來用在政治犯身上。我記得，他有一次給了我一本用打字機打出來的索忍尼辛的作品，我沒有讀完（我不太感興趣），但是後來仍然給了他錢。他對我不是很友好，因為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從不與他爭論，這顯然更加令他不高興。有一次我們偶然遇見了，他無緣無故地突然發作，甚至惡狠狠地對我說，像我這樣的人什麽事情也不會幹成，因為20世紀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紀，隻有馬克思主義者能夠在20世紀完成一切偉大的事業。我記得我當時對他說：“或者譬如希特勒。”
當然，活躍的“改革”情緒和沿著馬克思主義以及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傳統（車爾尼雪夫斯基、民粹派）軌道對民主思想的探索的高峰是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之後改革情緒開始消失。到80年代中，我上麵所講的那樣的人實際上沒有了。有的去了西方或者以色列，有的成為正常的蘇聯科研人員。我不知道我所回憶的這兩個人中的第一個後來怎麽樣了。至於第二個，我在後改革時代見到過，此人成了一家自由派雜誌的溫和的萬事亨通的編輯，我當時感到，他最怕的是我向他詢問他的馬克思主義。唱唱
我從1970年代初起一直在科學院的研究所工作，在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當中有許多熟人，但是幾乎沒有再遇見過（我開始寫的是“沒有見過”，但是隨後想起來幾次“令人懷疑的情形”，於是補充上“幾乎”這個詞）真誠的和有智慧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我的熟人中有許多徹底的“西方派”，有佛教禪宗信徒，有正教教徒，有法西斯式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有猶太復國主義者等等（當然，描述大多數人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人們隻是活著，沒有任何信仰）。但是沒有或者幾乎沒有馬克思主義者。我知道我認識的人有限，馬克思主義者無疑是有的，但是在我這段時間認識的150名人文科學知識分子中我費了好大勁才想起來幾個令人懷疑的情形，這說明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段時期真可謂是鳳毛麟角。
無論這多麽奇怪，我在改革時期還認識了一位非常聰明的中年婦女，她是我所在的研究所的一位真摯的和熱情的馬克思主義者，她甚至把馬克思和列寧稱為“經典作家”。我開始時弄不懂她說的是誰，後來認為這是諷刺，可當我確信不是這樣時，感到非常震驚。
隨著非官方的、改革者的馬克思主義的實際消失，政權擺脫了唯一能夠喚起人們採取有明確目標的“革命”行動的真正危險的意識形態。填補真空的思潮比實際上誰也不相信的官方意識形態差了許多倍，但是帶來的直接威脅則小得多。像我那位校友一樣熟讀《國家與革命》的人應該做點事情，應該呼籲進行某種改造並製定改變蘇聯製度的某種計劃。熟讀佛教經書或正教哲學著作的人不會做任何“危害社會的事情”。這種人甚至更容易隨波逐流，說一些對其沒有任何意義的套話和參加對其沒有任何意義的儀式。這很像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時代的情景：新教徒是羅馬教廷的激烈的敵人，而在羅馬教廷有許多根本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的人，但是他們是非常忠誠的人。
如果不算這段時間得到傳播的各種宗教迷戀的話，在70年代有兩個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並且對政權不太危險的主要的社會世界觀。
第一個是“西方主義”。與作為行動的、“改革”的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不同，西方主義隻是認為，“我們這裏一切都不好”，而“那裏一切都好”。當然，許多位高權重的“西方派”對自由化有一定的促進，但是這種世界觀沒有產生任何改造現實的方案。西方主義的信仰者往往認為，我們這裏一切糟糕透頂，什麽也幹不成，也沒活幹。從這種“西方主義的”信念中產生的唯一真正的激進行動是離開毫無希望的國家。我的熟人中有許多在70—80年代遷移到了西方或者以色列。許多俄羅斯人冒充猶太人，尋找猶太家譜或者娶猶太女人為妻（有的是假結婚,有的不是）——隻是為了離開。
當然有活躍的持不同政見運動。但是這種活躍是不能再忍受垂死的威權主義氣氛的單打獨鬥者的活躍，他們也沒有任何可以改變現狀的認真的思想，沒有任何改造社會的計劃。大多數持不同政見者最終遷移到了西方，一些人在那裏獲得了照蘇聯標準無法想像的金錢，並且過上了在我國隻有高層官僚能夠過上的生活。依我看來，持不同政見者的言論和著述沒有什麽意思。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廣為流傳的私自出版物，到1980年代“一蹶不振”，這部分是由於持不同政見者一個接一個地遷移到西方，也部分地純粹是由於興趣的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