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現在俄羅斯離後工業化還很遠。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應該向它看齊呢?說我們具有獨特性、能夠自給自足等的蒙昧主義觀點相當流行。但是在當代全球化世界,獨特性完全不會遭到排斥。無論法國、德國、美國還是日本,它們作為現代國家並沒有失去它們的獨特性。俄羅斯憲法也提到民主、人權、社會法製國家,而這,確切地說,正是我們最終開始真正走上的道路,現在我們的方向是正確的。


    為此必須做什麽呢?為此必須繼續對俄羅斯國家和社會進行真正的民主革新,全麵考慮改革和隨後一些年的經驗。這個經驗警告我們必須遵守鐵一般無可爭辯的普遍真理,低估這些真理不僅會使政治活動家、政黨,而且會使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遭到不可避免的懲罰。民主的發展不應該使國家遭到破壞,否則,民主和國家都將會毀滅。民主不發展的國家註定腐朽和瓦解。這正中“堅硬如石的”原教旨主義共產黨人、改革的“施工員”和激進民主派的要害,正中所有那些故意阻撓改革或者催促戈巴契夫“快點,再快點!”的人的要害。


    關於官僚和犯罪的壞影響是個特殊問題。為了克服政權和社會之間的危險的疏遠,為了深入整頓國家,擺脫無孔不入的腐敗、恣意妄為和官官相護,必須有民主監督、公開性、自由的負責任的大眾傳媒,就像生命需要空氣一樣。


    改革開始後的這段時期澄清了許多問題。社會意識逐漸從葉爾欽統治時代到處蔓延的公民冷漠、毫無希望和毫無出路的深度麻醉中甦醒過來。但離民主架構的更新還差得很遠,這種更新可以排除老的和新的官僚集團和錢袋子操縱公民利益或者將這種可能性壓縮到最低限度。顯然這些人最希望保持葉爾欽時代的狀況。因此激進自由派對普京的政策明顯不滿。因此某些報刊和電子傳媒中試圖掀起新一輪反改革、反戈巴契夫的攻擊浪潮。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公報》(其創辦者從“巴爾·巴雷奇”·博羅金時代就是俄羅斯聯邦總統辦公廳)也參加了這場攻擊。電視節目中那些善於看風使舵並因此而收入頗豐的“為民請命的人”與他們是一丘之貉。


    我認為,俄羅斯一個關鍵性的、但還不明朗的問題是,弗拉基米爾·普京在需要鞏固國家的時候,是否能夠建成敢於以真正的民主內容充實現有的民主形式的總統製政權?當然,強大的總統製政權也不能不接受民主監督。公民有權知道“最高層”在幹什麽。


    俄羅斯總統下決心這樣做了嗎?蘇聯總統戈巴契夫下過決心。他遭到阻礙,但基礎已經打下。有什麽、有誰會阻礙總統普京呢?


    關於改革的爭論持續了20年,這證明了改革所提出的解決辦法和它所提出的問題的迫切性。無論如何,似乎無法實現的更新俄羅斯的事業應該繼續下去。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那一代人之後的改革一代來了。改革年代出生的人不超過20歲。這些年輕的俄羅斯公民不可能不關心他們出生的那個時代。我希望,他們不要迷惘和無措,與誣陷和謊言相反,他們會理解和珍視改革的解放思想,將戈巴契夫所開創的俄羅斯國家和社會的民主的現代化繼續下去。


    注釋


    [1]順便指出,安德羅波夫本人已經提議由戈巴契夫在1983年作例行的紀念列寧誕辰的報告。


    [2]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案件偵查過程中查明,亞·季賈科夫早在蘇共中央四月全會召開之前就有一份後來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的名單,列入名單的有奧·舍寧、奧·巴克拉諾夫、瓦·博爾金、德·亞佐夫、弗·克留奇科夫等人。有關這方麵的材料見:В.斯捷潘科夫、e.利索夫《克裏姆林宮的陰謀。審案人員的說法》,莫斯科星火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頁。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二十年後看戈巴契夫改革(1)


    二十年後看戈巴契夫改革


    瓦季姆·梅茹耶夫


    今天來看,我國歷史上哪個時期可以與戈巴契夫的改革相比呢?我首先要說,對我而言,改革不單純是米·謝·戈巴契夫執政的時代(先是任蘇共總書記,後任蘇聯總統),而是一個由他開創的國家民主化的進程。我覺得,戈巴契夫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漸地產生改革念頭的,但在這個念頭產生後他把改革設想成一個極其廣泛的民主改造計劃,其目的是改變國家的內外政策和當時的政治和社會製度。他當時對他所提出的任務的複雜性和廣泛性理解到何種程度,現在是可以爭論的。但無疑正是這一時期在這條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


    從這個角度來看,在20世紀俄羅斯歷史上隻有一個事件在意義和作用上能夠與改革相比。我指的是1917年的偉大俄國革命,眾所周知,這場革命不是在10月而是在2月開始的,這一點不知為什麽常常被人們忘記。實行一黨專政和恐怖(可以說這是所有革命都具有的特點)的十月革命隻是1917年革命的最後一環,是對二月革命的回應。盡管二月革命和改革這兩個事件完全不同,但是它們的共同點在於第一次在我國歷史上試圖建立以西方民主為榜樣的“羅斯”民主。我不知道我國歷史上還有過其他類似的嚐試。由二月革命開始、但被十月革命中斷的俄羅斯走向民主的運動似乎在改革開始後得以恢復。雖然改革最初並沒有被認為是對十月革命的否定,而是被認為要消除被概括地稱為“威權主義”的史達林主義的消極後果,但實際上改革是一場與二月革命同樣規模宏大的對俄羅斯的民主改造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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