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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些都是被確鑿的文件證實的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推翻它們。所以蘇聯解體的主要元兇使用了在一定環境下早就被採用的方法——盡可能大聲地喊：“抓賊！”
這張密紋宣傳唱片取得“震耳欲聾的”成功的秘密在於，它將左派和右派激進分子的聲音和利益融合和結合在一起，他們需要相互證明和保持他們的政治存在。這種利益結合的最明顯的例子是關於相互大赦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1993年10月3—4日莫斯科事件的參加者，關於放棄追究下達炮擊和進攻白宮——俄羅斯議會的指令的人的責任的骯髒協議。他們相互原諒他們的滔天罪行……
俄羅斯總統繼叛亂分子之後與改革決裂，首先就是與改革的社會民主目標決裂。改革的主要成果——社會意識和公民意識的高漲、公開性、言論自由遭到了新的專製政權（實際上不受任何東西和任何人限製的金錢、大寡頭資本和影子資本政權）的新的考驗。但是沒有能徹底消滅戈巴契夫改革的未過時的價值觀，我想誰也消滅不了這種價值觀。
改革的經驗與現代國家：
什麽是俄羅斯強大的總統製政權呢？
我認為，20年之後全麵評價戈巴契夫改革的經驗對於思考俄羅斯今後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幾年來有一個廣泛流傳的改革觀點認為，似乎改革也是普京從葉爾欽那裏繼承下來的混亂和無序的首要原因。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從前和今後所需要的就不是什麽民主而是“鐵腕”政治。最“專橫”的人毫不掩飾地斷言，我們需要俄羅斯的皮諾切特，甚至著手安排智利獨裁者訪問俄羅斯。還有其他的“鐵腕”支持者。他們證明我國需要的不是如此令人厭惡的個人獨裁模式，而是個人獨裁的其他形式——要麽是極權主義的自由主義，要麽是自由主義的極權主義。還時常有人建議引進中國模式，似乎忘記了中國模式在許多方麵是由這個古老的大國的獨一無二的特點所決定的。但是所有這種建議通常都認為，俄羅斯社會還沒有為獨立的民主發展做好準備，甚至說俄羅斯社會天然地與這種發展格格不入。
顯然，弗拉基米爾·普京作為俄羅斯國家的新元首，他的首要的、主要的問題是鞏固這個國家，因為眼看著俄羅斯正在變成失控的封建公國混合體，這些公國的法律幾乎有一半直接與全俄羅斯法律對立，眾所周知，全俄法律本來就沒有得到嚴格的遵守。因此自然必須加強俄羅斯總統所關切的“垂直權力體係”。我想強調的是，這本身與強大的總統製政權並不矛盾，正是改革的領袖——蘇聯總統第一個談到和建立了這種政權。
戈巴契夫認為改革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蘇聯的總統製政權“不盡如人意”。總統製政權是由他首先在我國實行的，目的是保障從壟斷性的行政指令體製和平地過渡到自上而下的民主的蘇維埃體製。強大的總統製政權被認為是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不可或缺的製度架構。蘇聯總統希望依靠強大的總統製政權，能在不實行緊急狀態的情況下穩定國內局勢和繼續國家的民主革新。這個前景同戈巴契夫的總統製政權一樣，遭到了總統親信中的陰謀叛亂分子和以分離主義為目標的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的徹底破壞。普京自然知道俄羅斯國家現代歷史上的這些教訓，他也許以自己的方式考慮到了這些教訓，其中包括在他作出幹部任免決定時。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未竟事業之新開端(6)
“葉爾欽沙皇”和激進派統治的年代使“民主”、“民主派”這樣的概念威信掃地，並在老百姓的意識中遭到排斥。不幸的是，它們常常被人與“欺騙”、“騙子”的概念聯繫在一起。葉爾欽和丘拜斯的私有化沒有造就中產階級，而是造就了若幹個超級富豪集團和家族，使絕大多數居民遭到損害並陷入貧困。隻有伊琳娜·
衤誇田和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有勇氣多次懺悔，但已經是在身陷囹圄之後了。至於葉爾欽時代激進自由派的領袖，他們不打算懺悔，並且在某種程度的重新格式化之後與新的誌同道合者一道繼續他們的事業。
在業已形成的條件下，在政權機構中滿足於建立所謂的“可控民主”的誘惑是很大的，而“可控民主”據說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是這樣的。誠然，在我們的信息技術時代民主也是可控的。問題在於，它實際上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是為誰的利益服務呢？當然，可以嚐試建立民主架構的真正外部形式，並且利用這些形式，賦予行政指令體製的這樣或那樣變種的指示以民主通過的決定的假相。但是除了不可避免的嚴重錯誤和舞弊行為，對民主的損害也將擴大和加深，最終人們對政權的不信任感會增強。
但是主要的不幸不在於此。仿造的、供觀賞的民主可以相當長久地為管理民主的家族和官僚主義集團服務。但這種民主沒有能力解決俄羅斯發展的迫切的和前瞻性的問題。最近15年，俄羅斯不僅在經濟和科技，而且在社會和社會政治及國家發展的一些至關重要的指標上同許多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上個世紀80年代後5年，戈巴契夫在蘇聯開始民主的現代化的時候，許多西方和東方國家已經達到或者正在達到嶄新的後工業發展水平。擁有民主架構的現代國家是這種發展的前提和條件。國家和社會的民主架構可以弄清、協調和保護現實的社會利益、私人利益、公民利益和合法的個人利益，可以在民主架構的框架內解決社會及其他矛盾和衝突，從而使國家、社會、公民和整個國家的穩定和活力得到保障。如果說幾乎在整個20世紀我們都似乎高傲地、並非沒有一定理由地把西方的民主稱為“表麵上的民主”，那麽隨著後工業時代的來臨，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有一些國家達到了社會、國家、“人的因素”發展的先進水平，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這些國家民主架構正在實際發揮作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方式——有的更有效，有的弱一些。因此在相當大程度上保障了當代全球世界各國和各民族的生存和進步。
這張密紋宣傳唱片取得“震耳欲聾的”成功的秘密在於，它將左派和右派激進分子的聲音和利益融合和結合在一起，他們需要相互證明和保持他們的政治存在。這種利益結合的最明顯的例子是關於相互大赦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1993年10月3—4日莫斯科事件的參加者，關於放棄追究下達炮擊和進攻白宮——俄羅斯議會的指令的人的責任的骯髒協議。他們相互原諒他們的滔天罪行……
俄羅斯總統繼叛亂分子之後與改革決裂，首先就是與改革的社會民主目標決裂。改革的主要成果——社會意識和公民意識的高漲、公開性、言論自由遭到了新的專製政權（實際上不受任何東西和任何人限製的金錢、大寡頭資本和影子資本政權）的新的考驗。但是沒有能徹底消滅戈巴契夫改革的未過時的價值觀，我想誰也消滅不了這種價值觀。
改革的經驗與現代國家：
什麽是俄羅斯強大的總統製政權呢？
我認為，20年之後全麵評價戈巴契夫改革的經驗對於思考俄羅斯今後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幾年來有一個廣泛流傳的改革觀點認為，似乎改革也是普京從葉爾欽那裏繼承下來的混亂和無序的首要原因。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從前和今後所需要的就不是什麽民主而是“鐵腕”政治。最“專橫”的人毫不掩飾地斷言，我們需要俄羅斯的皮諾切特，甚至著手安排智利獨裁者訪問俄羅斯。還有其他的“鐵腕”支持者。他們證明我國需要的不是如此令人厭惡的個人獨裁模式，而是個人獨裁的其他形式——要麽是極權主義的自由主義，要麽是自由主義的極權主義。還時常有人建議引進中國模式，似乎忘記了中國模式在許多方麵是由這個古老的大國的獨一無二的特點所決定的。但是所有這種建議通常都認為，俄羅斯社會還沒有為獨立的民主發展做好準備，甚至說俄羅斯社會天然地與這種發展格格不入。
顯然，弗拉基米爾·普京作為俄羅斯國家的新元首，他的首要的、主要的問題是鞏固這個國家，因為眼看著俄羅斯正在變成失控的封建公國混合體，這些公國的法律幾乎有一半直接與全俄羅斯法律對立，眾所周知，全俄法律本來就沒有得到嚴格的遵守。因此自然必須加強俄羅斯總統所關切的“垂直權力體係”。我想強調的是，這本身與強大的總統製政權並不矛盾，正是改革的領袖——蘇聯總統第一個談到和建立了這種政權。
戈巴契夫認為改革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蘇聯的總統製政權“不盡如人意”。總統製政權是由他首先在我國實行的，目的是保障從壟斷性的行政指令體製和平地過渡到自上而下的民主的蘇維埃體製。強大的總統製政權被認為是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不可或缺的製度架構。蘇聯總統希望依靠強大的總統製政權，能在不實行緊急狀態的情況下穩定國內局勢和繼續國家的民主革新。這個前景同戈巴契夫的總統製政權一樣，遭到了總統親信中的陰謀叛亂分子和以分離主義為目標的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的徹底破壞。普京自然知道俄羅斯國家現代歷史上的這些教訓，他也許以自己的方式考慮到了這些教訓，其中包括在他作出幹部任免決定時。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未竟事業之新開端(6)
“葉爾欽沙皇”和激進派統治的年代使“民主”、“民主派”這樣的概念威信掃地，並在老百姓的意識中遭到排斥。不幸的是，它們常常被人與“欺騙”、“騙子”的概念聯繫在一起。葉爾欽和丘拜斯的私有化沒有造就中產階級，而是造就了若幹個超級富豪集團和家族，使絕大多數居民遭到損害並陷入貧困。隻有伊琳娜·
衤誇田和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有勇氣多次懺悔，但已經是在身陷囹圄之後了。至於葉爾欽時代激進自由派的領袖，他們不打算懺悔，並且在某種程度的重新格式化之後與新的誌同道合者一道繼續他們的事業。
在業已形成的條件下，在政權機構中滿足於建立所謂的“可控民主”的誘惑是很大的，而“可控民主”據說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是這樣的。誠然，在我們的信息技術時代民主也是可控的。問題在於，它實際上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是為誰的利益服務呢？當然，可以嚐試建立民主架構的真正外部形式，並且利用這些形式，賦予行政指令體製的這樣或那樣變種的指示以民主通過的決定的假相。但是除了不可避免的嚴重錯誤和舞弊行為，對民主的損害也將擴大和加深，最終人們對政權的不信任感會增強。
但是主要的不幸不在於此。仿造的、供觀賞的民主可以相當長久地為管理民主的家族和官僚主義集團服務。但這種民主沒有能力解決俄羅斯發展的迫切的和前瞻性的問題。最近15年，俄羅斯不僅在經濟和科技，而且在社會和社會政治及國家發展的一些至關重要的指標上同許多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上個世紀80年代後5年，戈巴契夫在蘇聯開始民主的現代化的時候，許多西方和東方國家已經達到或者正在達到嶄新的後工業發展水平。擁有民主架構的現代國家是這種發展的前提和條件。國家和社會的民主架構可以弄清、協調和保護現實的社會利益、私人利益、公民利益和合法的個人利益，可以在民主架構的框架內解決社會及其他矛盾和衝突，從而使國家、社會、公民和整個國家的穩定和活力得到保障。如果說幾乎在整個20世紀我們都似乎高傲地、並非沒有一定理由地把西方的民主稱為“表麵上的民主”，那麽隨著後工業時代的來臨，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有一些國家達到了社會、國家、“人的因素”發展的先進水平，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這些國家民主架構正在實際發揮作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方式——有的更有效，有的弱一些。因此在相當大程度上保障了當代全球世界各國和各民族的生存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