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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然而我聽說，一群圍成一圈保衛白宮的青年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政治局委員、蘇共莫斯科市委書記尤裏·普羅科菲耶夫從留在莫斯科市委員會入口處的暴怒的幾乎喪失理智的人群中解救出來，普羅科菲耶夫在叛亂發生四個月之前主張解除戈巴契夫的總書記職務，據說他想占據戈巴契夫的位置。
叛亂的一些參加者被關進“水兵寂靜”監獄，另一些消失了，不知在什麽地方靜靜地呆著。陰謀和陰謀的後果對製度來說是致命的。有兩個人——謝爾蓋·費奧多羅維奇·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和鮑裏斯·卡爾洛維奇·普戈部長表現出了最大的勇氣、自尊和良知，他們自己給自己作出了無可挽回的、嚴厲的、毫不留情的判決。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未竟事業之新開端(5)
然而盡管蘇聯總統回到了克裏姆林宮，但在聯盟的各個部裏和各個部門中，在財政和銀行機構中，在叛亂期間被派去進行全權監督和解除陰謀參與者職務的俄羅斯總統的全權代表仍在活動。被叛亂所削弱和因叛亂失敗而失去首領的聯盟國家機構，實際上改由俄羅斯聯邦的國家機構管轄，而俄羅斯的國家機構則處於俄羅斯總統的控製之下。
戈巴契夫已經不能不經葉爾欽同意而自行對國家至關重要的幹部問題作出決定。他不得不首先修改和取消他原先關於任命總理、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等的決定。這種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麵實際上是反革命的開始。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戈巴契夫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以便在邦聯的基礎上挽救聯盟，並且不顧一切地向目標接近。這次葉爾欽、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在別洛韋日密林的勾結妨礙了這個目標的實現。
葉爾欽政權是對改革的否定
我經常聽共產黨人和民主派說，葉爾欽繼續了戈巴契夫開始的事業。他們指的是破壞社會主義的基礎和蘇聯的解體。隻不過共產黨人為此把戈巴契夫與葉爾欽放到一起罵，民主派雖然也認為戈巴契夫的政策不果斷、不徹底，但也偶爾寬宏大量地讚揚他開始了改革。
對事件的這種解釋對戈巴契夫的對手非常有利，但是完全不符合俄羅斯的現實。自古就有的社會哲學思想和改革實踐，就是使國家和社會人道化，是從人們散兵遊勇的狀態向公民自決、實際參與決定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轉變。改革——首先是旨在保留已有的社會成就並擴大新的社會成就的民主方案。由此產生了發展俄羅斯民族意識所固有的公平和團結的原則的方針，實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使蘇共社會民主主義化的方針，實行具有人的麵貌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也就是與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相似的思想方針。
叛亂分子是蘇共的高層官僚，他們破壞了這個前景。葉爾欽周圍人中的極端反共分子利用了這一點，實行了全麵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希望在俄羅斯順利採用美國的“市場力量自由遊戲”的辯護士所鼓吹的右翼自由主義的社會經濟模式。
葉爾欽政權在自由和民主的口號下掌權之後，所有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決定都是背著人民作出的。這導致了“休克療法”和掠奪性的私有化，導致1993年攻打和解散議會，導致1994年發動了車臣戰爭。這樣直到1998年的金融危機。隻是在普裏馬科夫政府的幫助下，俄羅斯總統本人和他的“家庭”才從這一失敗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中恢復元氣，於是他們開始尋找安全的轉交權力的機會。他們有所顧慮。由於葉爾欽的統治，大多數居民並沒有得到所許諾的兩年之後福利的增長，而是跌到了貧困的邊緣。數月和數年得不到工資以及微薄的養老金和補貼，而為數不多的上層人物把數百萬資金轉移到了國外。俄羅斯社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支離破碎和兩極分化。
在葉爾欽官僚的掩護和參與下，爬到最上層的通常是影子經濟生意人，這些人厚顏無恥，令人難以置信地發了家，與犯罪分子手挽手地行動。所謂的寡頭成了國家財富的實際主人，通過總統家庭對俄羅斯總統施加了決定性影響，把官僚主義的國家機構變成了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工具，而他們的利益與絕大多數居民和整個國家的利益相去甚遠。這一切過去和現在與戈巴契夫的改革毫無共同之處，是對改革的恬不知恥的否定。
至於指責戈巴契夫和改革造成了蘇聯的解體，那麽遠不僅是蘇聯總統，甚至首先不是他對此負有責任。正是戈巴契夫論證了客觀上已成熟的蘇聯民主地轉型為真正的聯邦的現實道路，而在叛亂之後則是邦聯式的聯盟國家。正是他為了沿著這條道路前進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盡最大努力爭取實現這一前景。可以說，在這方麵首先是聯盟一級和俄羅斯共和國一級的激進民主派和官僚主義的“共產黨”上層在共同妨礙他。1990年俄羅斯聯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在“俄羅斯共產黨人”黨團參與下投票贊同共和國的法律優先於聯盟的法律，這個明顯反憲法、反國家的決定大大地動搖和破壞了聯盟的國家體製。這個決定成為俄羅斯聯邦的領導機構實際政策的基礎。由蘇共相當大一部分的高層官僚組織和支持的叛亂破壞了新的聯盟條約的締結。
最後，1991年12月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們又一次在有共產黨員參加的情況下（幾乎沒有例外）投票贊同別洛韋日協議，而沒有贊同提交他們審議的聯盟條約草案，這個在戈巴契夫的領導下達成一致的草案規定建立邦聯式的聯盟國家。
叛亂的一些參加者被關進“水兵寂靜”監獄，另一些消失了，不知在什麽地方靜靜地呆著。陰謀和陰謀的後果對製度來說是致命的。有兩個人——謝爾蓋·費奧多羅維奇·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和鮑裏斯·卡爾洛維奇·普戈部長表現出了最大的勇氣、自尊和良知，他們自己給自己作出了無可挽回的、嚴厲的、毫不留情的判決。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未竟事業之新開端(5)
然而盡管蘇聯總統回到了克裏姆林宮，但在聯盟的各個部裏和各個部門中，在財政和銀行機構中，在叛亂期間被派去進行全權監督和解除陰謀參與者職務的俄羅斯總統的全權代表仍在活動。被叛亂所削弱和因叛亂失敗而失去首領的聯盟國家機構，實際上改由俄羅斯聯邦的國家機構管轄，而俄羅斯的國家機構則處於俄羅斯總統的控製之下。
戈巴契夫已經不能不經葉爾欽同意而自行對國家至關重要的幹部問題作出決定。他不得不首先修改和取消他原先關於任命總理、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等的決定。這種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麵實際上是反革命的開始。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戈巴契夫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以便在邦聯的基礎上挽救聯盟，並且不顧一切地向目標接近。這次葉爾欽、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在別洛韋日密林的勾結妨礙了這個目標的實現。
葉爾欽政權是對改革的否定
我經常聽共產黨人和民主派說，葉爾欽繼續了戈巴契夫開始的事業。他們指的是破壞社會主義的基礎和蘇聯的解體。隻不過共產黨人為此把戈巴契夫與葉爾欽放到一起罵，民主派雖然也認為戈巴契夫的政策不果斷、不徹底，但也偶爾寬宏大量地讚揚他開始了改革。
對事件的這種解釋對戈巴契夫的對手非常有利，但是完全不符合俄羅斯的現實。自古就有的社會哲學思想和改革實踐，就是使國家和社會人道化，是從人們散兵遊勇的狀態向公民自決、實際參與決定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轉變。改革——首先是旨在保留已有的社會成就並擴大新的社會成就的民主方案。由此產生了發展俄羅斯民族意識所固有的公平和團結的原則的方針，實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使蘇共社會民主主義化的方針，實行具有人的麵貌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也就是與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相似的思想方針。
叛亂分子是蘇共的高層官僚，他們破壞了這個前景。葉爾欽周圍人中的極端反共分子利用了這一點，實行了全麵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希望在俄羅斯順利採用美國的“市場力量自由遊戲”的辯護士所鼓吹的右翼自由主義的社會經濟模式。
葉爾欽政權在自由和民主的口號下掌權之後，所有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決定都是背著人民作出的。這導致了“休克療法”和掠奪性的私有化，導致1993年攻打和解散議會，導致1994年發動了車臣戰爭。這樣直到1998年的金融危機。隻是在普裏馬科夫政府的幫助下，俄羅斯總統本人和他的“家庭”才從這一失敗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中恢復元氣，於是他們開始尋找安全的轉交權力的機會。他們有所顧慮。由於葉爾欽的統治，大多數居民並沒有得到所許諾的兩年之後福利的增長，而是跌到了貧困的邊緣。數月和數年得不到工資以及微薄的養老金和補貼，而為數不多的上層人物把數百萬資金轉移到了國外。俄羅斯社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支離破碎和兩極分化。
在葉爾欽官僚的掩護和參與下，爬到最上層的通常是影子經濟生意人，這些人厚顏無恥，令人難以置信地發了家，與犯罪分子手挽手地行動。所謂的寡頭成了國家財富的實際主人，通過總統家庭對俄羅斯總統施加了決定性影響，把官僚主義的國家機構變成了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工具，而他們的利益與絕大多數居民和整個國家的利益相去甚遠。這一切過去和現在與戈巴契夫的改革毫無共同之處，是對改革的恬不知恥的否定。
至於指責戈巴契夫和改革造成了蘇聯的解體，那麽遠不僅是蘇聯總統，甚至首先不是他對此負有責任。正是戈巴契夫論證了客觀上已成熟的蘇聯民主地轉型為真正的聯邦的現實道路，而在叛亂之後則是邦聯式的聯盟國家。正是他為了沿著這條道路前進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盡最大努力爭取實現這一前景。可以說，在這方麵首先是聯盟一級和俄羅斯共和國一級的激進民主派和官僚主義的“共產黨”上層在共同妨礙他。1990年俄羅斯聯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在“俄羅斯共產黨人”黨團參與下投票贊同共和國的法律優先於聯盟的法律，這個明顯反憲法、反國家的決定大大地動搖和破壞了聯盟的國家體製。這個決定成為俄羅斯聯邦的領導機構實際政策的基礎。由蘇共相當大一部分的高層官僚組織和支持的叛亂破壞了新的聯盟條約的締結。
最後，1991年12月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們又一次在有共產黨員參加的情況下（幾乎沒有例外）投票贊同別洛韋日協議，而沒有贊同提交他們審議的聯盟條約草案，這個在戈巴契夫的領導下達成一致的草案規定建立邦聯式的聯盟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