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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遺憾的是，從舒爾茨和取代他任國務卿的詹姆斯·貝克的回憶錄中斷章取義摘取的文字，使我國某些研究者，包括如А.烏特金教授這樣相當嚴肅的研究者，都有根據地得出結論說，我國領導人過於信任美國對手，表現不夠堅定，甚至感情用事，而美國人決不會這麽幹。總之，“失去了警惕性”。我也曾不得不回答這些指責。我作為實際上蘇美領導人歷次會晤的目擊者可以指出，沒有過這樣的情況。談判非常具體，雙方都很強硬，更不用說我方的談判立場是由經政治局批準的早先擬就的指令確定的，戈巴契夫從來不違背這些指令（不僅如此，有時，如在雷克雅未克，他採取更強硬的態度，為了摸清對手的意圖和此後“塵埃落定”時能“具體突破”）。
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私人關係、人與人的信任當然在結束冷戰問題上也起了作用。戈巴契夫和老布希的相互好感得到了加強，尤其是在不再任總統後的時期裏，我是他們會晤的目擊者。2004年9月15日他們在莫斯科戈巴契夫基金會會見，這確實是朋友們的會見。兩個人都信息靈通（布希同美國所有的前總統一樣定期得到政府提供的信息，包括內部信息），這一點在談話中可以感覺出來。但每一個人透過自己的稜鏡看正在發生的事，同以往一樣，意見並不總是一致。但是我覺得，兩位前總統在一點上有著重要的一致看法：現在，在伊拉克事件後，最主要的是要恢復大國在國際關係關鍵問題上的對話和合作。戈巴契夫和布希現在促成這一點的可能性當然不如從前，但畢竟還是有的。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4)
取代裏根政府的美國新政府起先也大肆指責過於信任（是對戈巴契夫的）和談判中不夠強硬。新人，盡管還是同一個黨的代表，當然總想“獨闢蹊徑”，這從常人來看很好理解。但是布希政府因此對與蘇聯的關係“重新作戰略評估”，這樣做除了喪失時間別無所獲。後來連這件事的始作俑者、布希的國家安全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也間接承認了這一點。
這一回在詞語背後（這次是“戰略評估”）實際上什麽也沒有。我當時已經在外交部美國司工作，在我們的內部爭論中堅持在同美國人的關係中採取耐心的路線；我跟我的許多（但並非所有的）同事一樣說，應當給他們時間，不要指責他們拖延談判的進程——不錯，這有時在宣傳層麵上還是做了的。現在事後清楚認識到，我們關係中失去速度的後果是負麵的，尤其考慮到蘇聯和東歐各國國內的局勢瞬息萬變。可惜直到1989年底才同布希舉行第一次最高級會晤，因為要是早一點展示我們兩國新的信任和互動程度，這完全可能有助於當時的各個進程，包括我們的國內進程更漸進地、正常地、規範地發展。這個假設當然不能加以證明，而且事實總是事實：到1989年5月美國新政府已經相當準確地弄清了形勢，詹·貝克國務卿對莫斯科的訪問開始了十分成功的互動。
詞語，更不用說口號，不是國家間關係中最主要的東西，但我認為，當時提出的口號“從對抗到合作和夥伴關係”，是完全符合當時的形勢和雙方的實際可能性的。如果當時蘇聯的國內形勢不是那樣“亂成一團”的話，可以辦成的事會是很多的。雙方都有這樣的決心。實際上這意味著冷戰的結束。未必可以標出冷戰結束的具體日期，但大約是在1988年7月裏根訪問莫斯科（當時他站在克裏姆林宮炮王邊上說，他不認為戈巴契夫的蘇聯是“邪惡帝國”）與1989—1990年戈巴契夫和布希幾次聲明（聲明說我們兩國不再相互把對方視為敵人，冷戰從此告終，“煙消雲散了”）之間的某個時候。順便指出，我國某些政治學家和“葉爾欽早期”的外交部人士把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等同起來的嚐試是沒有說服力的。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傑克·馬特洛克在他的著作中有根有據地明確駁斥了他們。他說，在蘇聯解體前冷戰就結束了，不是以一方向另一方投降的方式結束的，而是以雙方都能接受的公正的條件結束的。後來所發生的一切（俄羅斯的自我毀滅和自我抨擊）應由那些不惜一切代價去攫取權力並如願以償的人負責。
當然不應該忘記，“冷戰”這個概念本身不過是一個隱喻。那些異常輕鬆地說“我們輸掉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簡直不清楚自己在說些什麽。有條件地使用“戰爭”這個詞並沒有否定一個事實，即這個時期盡管矛盾重重，但它的主要實質卻是為防止能給人類帶來空前災難的戰爭而作的努力。而且戰爭得以成功地防止了。千萬人為此作出了貢獻，我們應對他們表示感激，尤其是對那些在矛盾最激化時（如習慣稱之為“加勒比危機”的古巴飛彈危機時）堅持不懈地尋找擺脫蘇美因“軍事”手段的慣性而陷入的困境的出路。我以為，對冷戰時期的評價——不僅是冷戰何時開始何時結束的問題，而且是冷戰的內容問題——這是一個值得去研究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在詞語背後的內容比乍一看到的要多得多，在錯誤的、教條的評價中潛伏著危險的後果。
回過來再談談蘇聯的最後兩年。對我來說這是心理上難以忍受的時期。我為謝瓦爾德納澤的離職感到難過。我當然感覺到他同戈巴契夫的關係惡化了，但我為他們兩人工作，對他們都有好感，真心希望一切都會過去。結果卻並非如此。謝瓦爾德納澤（順便提一下，是第二次嚐試了）還是辭職了，我對這件事的回憶是很難受的。愛德華·安布羅西耶維奇在宣布辭職兩個星期後（他繼續工作了大約一個月，直到最終決定由誰來接替他和А.А.別斯梅爾特內赫接手工作為止），在他辦公室裏接見了我。我們談了近一個小時，雖然我請求他接見主要是為了討論我的前途，他卻認為有必要向我解釋他決定辭職的原因。我在這次談話後對談話內容作了詳細的記錄，有朝一日我一定會發表這幾乎是逐字逐句記下來的文字。現在我隻指出，他沒有完全說服我相信他的決定是正確的，這是我不僅繼續支持戈巴契夫，而且接受他的建議（此前幾個月作出的）去當時剛組建的總統工作班子工作的原因之一。我之所以同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總統國際問題顧問班子將由阿納托利·謝爾蓋耶維奇·切爾尼亞耶夫來領導，而我對他十分尊敬，在最高層會晤時我和他合作得很好。這是我經歷中一次新的轉折——後來才清楚，這並非最後一次轉折，時間也不長。
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私人關係、人與人的信任當然在結束冷戰問題上也起了作用。戈巴契夫和老布希的相互好感得到了加強，尤其是在不再任總統後的時期裏，我是他們會晤的目擊者。2004年9月15日他們在莫斯科戈巴契夫基金會會見，這確實是朋友們的會見。兩個人都信息靈通（布希同美國所有的前總統一樣定期得到政府提供的信息，包括內部信息），這一點在談話中可以感覺出來。但每一個人透過自己的稜鏡看正在發生的事，同以往一樣，意見並不總是一致。但是我覺得，兩位前總統在一點上有著重要的一致看法：現在，在伊拉克事件後，最主要的是要恢復大國在國際關係關鍵問題上的對話和合作。戈巴契夫和布希現在促成這一點的可能性當然不如從前，但畢竟還是有的。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4)
取代裏根政府的美國新政府起先也大肆指責過於信任（是對戈巴契夫的）和談判中不夠強硬。新人，盡管還是同一個黨的代表，當然總想“獨闢蹊徑”，這從常人來看很好理解。但是布希政府因此對與蘇聯的關係“重新作戰略評估”，這樣做除了喪失時間別無所獲。後來連這件事的始作俑者、布希的國家安全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也間接承認了這一點。
這一回在詞語背後（這次是“戰略評估”）實際上什麽也沒有。我當時已經在外交部美國司工作，在我們的內部爭論中堅持在同美國人的關係中採取耐心的路線；我跟我的許多（但並非所有的）同事一樣說，應當給他們時間，不要指責他們拖延談判的進程——不錯，這有時在宣傳層麵上還是做了的。現在事後清楚認識到，我們關係中失去速度的後果是負麵的，尤其考慮到蘇聯和東歐各國國內的局勢瞬息萬變。可惜直到1989年底才同布希舉行第一次最高級會晤，因為要是早一點展示我們兩國新的信任和互動程度，這完全可能有助於當時的各個進程，包括我們的國內進程更漸進地、正常地、規範地發展。這個假設當然不能加以證明，而且事實總是事實：到1989年5月美國新政府已經相當準確地弄清了形勢，詹·貝克國務卿對莫斯科的訪問開始了十分成功的互動。
詞語，更不用說口號，不是國家間關係中最主要的東西，但我認為，當時提出的口號“從對抗到合作和夥伴關係”，是完全符合當時的形勢和雙方的實際可能性的。如果當時蘇聯的國內形勢不是那樣“亂成一團”的話，可以辦成的事會是很多的。雙方都有這樣的決心。實際上這意味著冷戰的結束。未必可以標出冷戰結束的具體日期，但大約是在1988年7月裏根訪問莫斯科（當時他站在克裏姆林宮炮王邊上說，他不認為戈巴契夫的蘇聯是“邪惡帝國”）與1989—1990年戈巴契夫和布希幾次聲明（聲明說我們兩國不再相互把對方視為敵人，冷戰從此告終，“煙消雲散了”）之間的某個時候。順便指出，我國某些政治學家和“葉爾欽早期”的外交部人士把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等同起來的嚐試是沒有說服力的。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傑克·馬特洛克在他的著作中有根有據地明確駁斥了他們。他說，在蘇聯解體前冷戰就結束了，不是以一方向另一方投降的方式結束的，而是以雙方都能接受的公正的條件結束的。後來所發生的一切（俄羅斯的自我毀滅和自我抨擊）應由那些不惜一切代價去攫取權力並如願以償的人負責。
當然不應該忘記，“冷戰”這個概念本身不過是一個隱喻。那些異常輕鬆地說“我們輸掉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簡直不清楚自己在說些什麽。有條件地使用“戰爭”這個詞並沒有否定一個事實，即這個時期盡管矛盾重重，但它的主要實質卻是為防止能給人類帶來空前災難的戰爭而作的努力。而且戰爭得以成功地防止了。千萬人為此作出了貢獻，我們應對他們表示感激，尤其是對那些在矛盾最激化時（如習慣稱之為“加勒比危機”的古巴飛彈危機時）堅持不懈地尋找擺脫蘇美因“軍事”手段的慣性而陷入的困境的出路。我以為，對冷戰時期的評價——不僅是冷戰何時開始何時結束的問題，而且是冷戰的內容問題——這是一個值得去研究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在詞語背後的內容比乍一看到的要多得多，在錯誤的、教條的評價中潛伏著危險的後果。
回過來再談談蘇聯的最後兩年。對我來說這是心理上難以忍受的時期。我為謝瓦爾德納澤的離職感到難過。我當然感覺到他同戈巴契夫的關係惡化了，但我為他們兩人工作，對他們都有好感，真心希望一切都會過去。結果卻並非如此。謝瓦爾德納澤（順便提一下，是第二次嚐試了）還是辭職了，我對這件事的回憶是很難受的。愛德華·安布羅西耶維奇在宣布辭職兩個星期後（他繼續工作了大約一個月，直到最終決定由誰來接替他和А.А.別斯梅爾特內赫接手工作為止），在他辦公室裏接見了我。我們談了近一個小時，雖然我請求他接見主要是為了討論我的前途，他卻認為有必要向我解釋他決定辭職的原因。我在這次談話後對談話內容作了詳細的記錄，有朝一日我一定會發表這幾乎是逐字逐句記下來的文字。現在我隻指出，他沒有完全說服我相信他的決定是正確的，這是我不僅繼續支持戈巴契夫，而且接受他的建議（此前幾個月作出的）去當時剛組建的總統工作班子工作的原因之一。我之所以同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總統國際問題顧問班子將由阿納托利·謝爾蓋耶維奇·切爾尼亞耶夫來領導，而我對他十分尊敬，在最高層會晤時我和他合作得很好。這是我經歷中一次新的轉折——後來才清楚，這並非最後一次轉折，時間也不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