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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總統工作班子中的工作十分有意思，雖然當時即1991年的形勢很複雜，國內的事件——希望和失望不斷交替出現，打擊和反打擊落在“心口窩上”、腦袋上和臀部上——瞬息萬變，令人頭暈目眩。我在我的書中談到令我難忘的職業裏程碑——首先是為戈巴契夫第一次參加在倫敦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做準備、這次峰會本身以及戈巴契夫和布希在莫斯科會晤和簽訂第一階段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邀請戈巴契夫參加“七國集團”會議當然是一個十分重大的突破，標誌著我國轉向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但他參加會議這件事本身不很成功（雖然也不能說很不成功）。瑪格麗特·柴契爾尤其覺察到了這一點，當時她已經“下台”，來使館看望在那裏下榻的戈巴契夫。我不是她熱烈的崇拜者，但那一天我不能不肯定她判斷的洞察力和速度。“鐵娘子”在談到“七國集團”成員時說：“他們欺騙了你們。他們怎麽不明白，現在最主要的是真正支持戈巴契夫，採取重大步驟來鞏固你們在蘇聯開始做的一切。”我感到，喬治·布希的思想開始從這方麵考慮，他在莫斯科會晤和隨後訪問基輔時的某些言論表明了這一點。但是過了幾個星期才明白，一切都已經晚了。組織八月叛亂的人以為他們是在拯救蘇聯，可是這次叛亂決定了我國雪崩似的和主要是非法的毀滅。
當時和後來我都不曾懷疑過戈巴契夫“本人在支持叛亂分子”。依我看，這種懷疑十分荒唐。我不去羅列理由，但要指出一點：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關於事件的說法一變再變，而戈巴契夫從來沒有改變和不承認自己說過的一句話。對於我來說，這就足夠了。
1991年12月對於我們大家，首先是對於米哈伊爾·戈巴契夫來說，是艱難的考驗。他極其體麵地經受住了這一考驗，這是我當時每一天都目睹的情景。他最後幾次與各國領導人的電話交談，同喬治·布希在西方聖誕節的談話和後來向全國作最後的電視講話（這次講話多數人沒有好好聽，沒有得到理解和應有的評價）——在艱難歷史的刻度表上這一切的地位都非常高。我們的個人問題和對今後個人命運的推測與這場悲劇相比當然微不足道，但我們大家還是嚐試去看清未來模糊不清的前景，從中看清自己的前途。但不太成功。
大約是12月20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亞·阿·阿夫傑耶夫給我打了電話。他說，我們現在建議外交部在總統工作班子中工作並讓保留外交部編製的全體工作人員回外交部。但行動要快，因為蘇聯外交部時日不多，我們很快要與我們目前的職務告別。要是您決定回部裏來，我們會盡快辦好一切手續。
對於這樣的建議當然應該感謝，我也確實對亞歷山大·阿列克謝耶維奇表示了謝意。我雖說還沒有什麽特別的計劃，卻告訴他，我不能接受這一邀請（我無法想像自己置身於葉爾欽總統身邊）。過了兩個星期，克裏姆林宮幹部部門給了我一本勞動手冊，其中說根據某某條規定我被從蘇聯總統工作班子中辭退（好像說的是“由於僱主不再存在”）。我生活中一個事件不斷的重要階段結束了，新階段開始了，後來我從來沒有為自己的決定後悔過。
此後的這些年我都在戈巴契夫基金會工作。關於這個組織和忙碌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許多計劃，應該單獨寫一寫，現在我隻指出，要操心的事很多，而我的工作（基金會的國際聯絡和新聞界）十分有意思，而且還有足夠的時間繼續去擔任同聲傳譯的工作。起先令我和我的家庭擔心的經濟收入問題便這樣解決了。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5)
現在我從旁觀察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和外交活動，當然明白我們的繼承者們必然想要作某些改變，這很正常，不可能不這樣。但是很快表現出的對前人成就不屑一顧的態度，裝作目前的對外政策、目前同西方的合作現在隨著“邪惡帝國”的完蛋才開始的嚐試，對新思維嗤之以鼻，把新思維與俄羅斯國家利益對立起來——這一切令我（也不僅令我）氣憤難平。問題仍然不僅是和並不是詞語，因為不願承認並實施改革時期蘇聯和獨立的俄羅斯對外政策的繼承關係導致許多錯誤和失誤。順便提一下，這也不會在外國夥伴的心目中為俄國領導人增添敬意。實際上，這種繼承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來，不這樣也不可能。承認世界是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我國與世界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路線，麵對對全人類的現實的全球挑戰的合作，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方針——這與“新思維”概念聯繫起來的一切不是一時興起的“點子”，而是反映了世界和我國的現實需求。
經驗表明，背離這一路線的嚐試、來回瞎折騰不會帶來任何好處。一會兒“投向西方”、發誓忠於“西方價值觀”而損害與南方和東方的關係，一會兒又退回到相反的方向、把西方尤其是美國製造成新的“敵人形象”。我國的領導人照例或遲或早在國際事務中要回歸戈巴契夫的軌道，即使前總統的名字不僅被緘口不提，而且幾乎列入了“黑名單”，如同勃列日涅夫時期赫魯雪夫的名字一樣。詞語，這一回是名字，沒有說出來，但實際上戈巴契夫的外交遺產繼續在為俄羅斯發揮作用。今天這一遺產的積極慣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再也不能回到對抗方針上去。但正如2004年底格外清楚表明的那樣，今天俄羅斯的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相比問題不少。我國近10年來形成的、與正常的民主相距甚遠的、獨特的“俄羅斯製度”不能不給今天的對外政策打上烙印。
當時和後來我都不曾懷疑過戈巴契夫“本人在支持叛亂分子”。依我看，這種懷疑十分荒唐。我不去羅列理由，但要指出一點：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關於事件的說法一變再變，而戈巴契夫從來沒有改變和不承認自己說過的一句話。對於我來說，這就足夠了。
1991年12月對於我們大家，首先是對於米哈伊爾·戈巴契夫來說，是艱難的考驗。他極其體麵地經受住了這一考驗，這是我當時每一天都目睹的情景。他最後幾次與各國領導人的電話交談，同喬治·布希在西方聖誕節的談話和後來向全國作最後的電視講話（這次講話多數人沒有好好聽，沒有得到理解和應有的評價）——在艱難歷史的刻度表上這一切的地位都非常高。我們的個人問題和對今後個人命運的推測與這場悲劇相比當然微不足道，但我們大家還是嚐試去看清未來模糊不清的前景，從中看清自己的前途。但不太成功。
大約是12月20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亞·阿·阿夫傑耶夫給我打了電話。他說，我們現在建議外交部在總統工作班子中工作並讓保留外交部編製的全體工作人員回外交部。但行動要快，因為蘇聯外交部時日不多，我們很快要與我們目前的職務告別。要是您決定回部裏來，我們會盡快辦好一切手續。
對於這樣的建議當然應該感謝，我也確實對亞歷山大·阿列克謝耶維奇表示了謝意。我雖說還沒有什麽特別的計劃，卻告訴他，我不能接受這一邀請（我無法想像自己置身於葉爾欽總統身邊）。過了兩個星期，克裏姆林宮幹部部門給了我一本勞動手冊，其中說根據某某條規定我被從蘇聯總統工作班子中辭退（好像說的是“由於僱主不再存在”）。我生活中一個事件不斷的重要階段結束了，新階段開始了，後來我從來沒有為自己的決定後悔過。
此後的這些年我都在戈巴契夫基金會工作。關於這個組織和忙碌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許多計劃，應該單獨寫一寫，現在我隻指出，要操心的事很多，而我的工作（基金會的國際聯絡和新聞界）十分有意思，而且還有足夠的時間繼續去擔任同聲傳譯的工作。起先令我和我的家庭擔心的經濟收入問題便這樣解決了。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5)
現在我從旁觀察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和外交活動，當然明白我們的繼承者們必然想要作某些改變，這很正常，不可能不這樣。但是很快表現出的對前人成就不屑一顧的態度，裝作目前的對外政策、目前同西方的合作現在隨著“邪惡帝國”的完蛋才開始的嚐試，對新思維嗤之以鼻，把新思維與俄羅斯國家利益對立起來——這一切令我（也不僅令我）氣憤難平。問題仍然不僅是和並不是詞語，因為不願承認並實施改革時期蘇聯和獨立的俄羅斯對外政策的繼承關係導致許多錯誤和失誤。順便提一下，這也不會在外國夥伴的心目中為俄國領導人增添敬意。實際上，這種繼承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來，不這樣也不可能。承認世界是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我國與世界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路線，麵對對全人類的現實的全球挑戰的合作，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方針——這與“新思維”概念聯繫起來的一切不是一時興起的“點子”，而是反映了世界和我國的現實需求。
經驗表明，背離這一路線的嚐試、來回瞎折騰不會帶來任何好處。一會兒“投向西方”、發誓忠於“西方價值觀”而損害與南方和東方的關係，一會兒又退回到相反的方向、把西方尤其是美國製造成新的“敵人形象”。我國的領導人照例或遲或早在國際事務中要回歸戈巴契夫的軌道，即使前總統的名字不僅被緘口不提，而且幾乎列入了“黑名單”，如同勃列日涅夫時期赫魯雪夫的名字一樣。詞語，這一回是名字，沒有說出來，但實際上戈巴契夫的外交遺產繼續在為俄羅斯發揮作用。今天這一遺產的積極慣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再也不能回到對抗方針上去。但正如2004年底格外清楚表明的那樣，今天俄羅斯的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相比問題不少。我國近10年來形成的、與正常的民主相距甚遠的、獨特的“俄羅斯製度”不能不給今天的對外政策打上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