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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些年對我來說簡直是感受豐富多彩，瞬息萬變。我在為戈巴契夫和愛·安·謝瓦爾德納澤（現在人們基本上純粹由於事過境遷而忘記了或曲解了他們在結束冷戰中的作用）工作時沒有錯過一次蘇美峰會，實際上參加了部長級的各次談判，部長級談判一連幾小時討論研究具體的，有時在技術方麵十分複雜的問題，翻譯了同英國、印度、加拿大、以色列、約旦、澳大利亞、菲律賓、奈及利亞、南非共和國及其他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和部長的會談。這一切不僅在職業上，有時甚至在體力上都是不堪重負的，但有一條理由支持了我，因為我相信我參與了對我國和世界都是迫切需要的歷史事件。
跟戈巴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打交道的是一些值得尊敬的夥伴。我當然記得最清楚的是美國人。起先是裏根和舒爾茨——他們是不同的人，體現了美國民族性格的不同方麵，很好地互為補充。順便提一下，舒爾茨是第一個提出在談判中使用同聲傳譯的人。謝瓦爾德納澤不顧他的一些副手的疑慮，同意了這個建議，1985年6月美國和蘇聯代表團赫爾辛基會晤時第一次同聲傳譯的試驗十分成功，盡管我們這位不久前被任命的部長十分激動。後來當時採取的模式定了下來：在代表團談判時使用同聲傳譯，而在一對一談話時使用現場翻譯。
同年9月，謝瓦爾德納澤在赴美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見了裏根總統。我也是第一次見到裏根，應該說他給我的印象相當出乎意料：這位著名的“邪惡帝國”論的始作俑者十分客氣，十分殷勤好客，我甚至想說他有點想討人喜歡。後來我才相信這確實是他的性格特點，我覺得這個特點非常吸引人。但戈巴契夫和裏根當然是很不一樣的人，很難找出更不相同的人來了：一位是從前好萊塢的演員、後來是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他交往的都是“富人和美女”；另一位是來自斯塔夫羅波爾草原的人，長著一雙聯合收割機手的大手，從蘇維埃體製一級一級走上來。裏根的反共觀念盡管有些膚淺，卻十分由衷，而戈巴契夫起初“背了”太多的蘇聯意識形態和政治的陳規戒律。這兩個人（盡管不是馬上，也不容易）找到了共同的語言，不讓自己從蘇美接近的道路上偏離方向，這一點給他們這兩位政治家和歷史人物帶來了榮譽。因為在這條路上有著太多的坑坑窪窪，還有太多的暗中破壞、挫折和是人都可以理解的失誤。
但我們當時並不是全都清楚，有些東西表現得不正確或不精確。當然也有假情報。假情報也許起了某種作用，因此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戈爾巴喬娃和南希·裏根的關係惡化了。我在她們交往時並沒有在場，但得到的印象是她們起初互相不理解。後來我們從跟當時裏根的助理、後來任駐蘇大使的傑克·馬特洛克的談話中得知，南希積極促成裏根與戈巴契夫的接近，甚至幫助消除政府中反對接近的人的抵製。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當然全麵支持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她在我國擺脫孤立狀態上的作用難以估量。後來當戈巴契夫夫婦和裏根夫婦會麵時（1990年戈巴契夫訪美時和在戈巴契夫退職後裏根請他們夫婦去他的牧場時）接觸是親切的、溫暖的。
在幫助蘇美最高領導人找到共同語言方麵，任何人都不及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我再一次強調指出，是在我們剛擺脫冷戰的時期所能做到的程度上）。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997年。舒爾茨在我參加的一次會議上講了話。他看到我和改革時期外交部新聞司司長Г.n.格拉西莫夫後，馬上請我們去吃午餐。席間我們熱烈討論了當時俄美關係曲折發展的經過。前國務卿當時談了一個我永遠不忘的想法。他說，我們同你們互動時，竭力想向你們證明，盡管分歧不少，但我們是尊重你們的。我和格拉西莫夫證實說，這一點我們當時感覺到了。尤其是舒爾茨的態度。應該歸功於戈巴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因為他們充分肯定了他的立場和人品。
但問題不僅在於“尊重”。從舒爾茨本人和其他當時事件參與者的回憶錄中可以知道，當時裏根政府中圍繞同蘇聯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激烈的戰鬥。在這些戰鬥中舒爾茨並非全贏了。但贏得主要的戰鬥——圍繞銷毀中程飛彈的條約——的則是那些忠於總統的話（因為客觀上有利於我國、但被戈巴契夫之前的領導人拒絕了的“零點方案”是羅納德·裏根提出的）、忠於清醒理智和我稱之為國際正派原則的人。當我們接受了這一方案時，想破壞條約簽訂和批準的大有人在。我隻提幾個人：在不同階段在不同程度上反對這一條約的有亨利·基辛格、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瑪格麗特·柴契爾、弗朗索瓦·密特朗。我以為，正是舒爾茨和裏根堅持推動這一條約，才使戈巴契夫相信我們的關係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這就意味著應該快一些決定我軍撤出阿富汗之類的問題。
我在我寫的《我為戈巴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工作的歲月》一書（1997年在美國出版）中談到，1987年12月在白宮簽署中程飛彈條約後我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一對一”坐車返回蘇聯使館。戈巴契夫情緒很興奮。我不清楚我怎麽會在這種場合問他（畢竟當時總書記是非常高的、幾乎是“到了頂的”人物）：“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對阿富汗到底該怎麽辦？”“我們會作決策，”戈巴契夫簡短地回答說。確實不久撤軍了，有尊嚴地撤走，而不是“倉皇逃命”，戈巴契夫後來多次說過，他力求不出現這種情況。
跟戈巴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打交道的是一些值得尊敬的夥伴。我當然記得最清楚的是美國人。起先是裏根和舒爾茨——他們是不同的人，體現了美國民族性格的不同方麵，很好地互為補充。順便提一下，舒爾茨是第一個提出在談判中使用同聲傳譯的人。謝瓦爾德納澤不顧他的一些副手的疑慮，同意了這個建議，1985年6月美國和蘇聯代表團赫爾辛基會晤時第一次同聲傳譯的試驗十分成功，盡管我們這位不久前被任命的部長十分激動。後來當時採取的模式定了下來：在代表團談判時使用同聲傳譯，而在一對一談話時使用現場翻譯。
同年9月，謝瓦爾德納澤在赴美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見了裏根總統。我也是第一次見到裏根，應該說他給我的印象相當出乎意料：這位著名的“邪惡帝國”論的始作俑者十分客氣，十分殷勤好客，我甚至想說他有點想討人喜歡。後來我才相信這確實是他的性格特點，我覺得這個特點非常吸引人。但戈巴契夫和裏根當然是很不一樣的人，很難找出更不相同的人來了：一位是從前好萊塢的演員、後來是加利福尼亞州州長，他交往的都是“富人和美女”；另一位是來自斯塔夫羅波爾草原的人，長著一雙聯合收割機手的大手，從蘇維埃體製一級一級走上來。裏根的反共觀念盡管有些膚淺，卻十分由衷，而戈巴契夫起初“背了”太多的蘇聯意識形態和政治的陳規戒律。這兩個人（盡管不是馬上，也不容易）找到了共同的語言，不讓自己從蘇美接近的道路上偏離方向，這一點給他們這兩位政治家和歷史人物帶來了榮譽。因為在這條路上有著太多的坑坑窪窪，還有太多的暗中破壞、挫折和是人都可以理解的失誤。
但我們當時並不是全都清楚，有些東西表現得不正確或不精確。當然也有假情報。假情報也許起了某種作用，因此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戈爾巴喬娃和南希·裏根的關係惡化了。我在她們交往時並沒有在場，但得到的印象是她們起初互相不理解。後來我們從跟當時裏根的助理、後來任駐蘇大使的傑克·馬特洛克的談話中得知，南希積極促成裏根與戈巴契夫的接近，甚至幫助消除政府中反對接近的人的抵製。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當然全麵支持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她在我國擺脫孤立狀態上的作用難以估量。後來當戈巴契夫夫婦和裏根夫婦會麵時（1990年戈巴契夫訪美時和在戈巴契夫退職後裏根請他們夫婦去他的牧場時）接觸是親切的、溫暖的。
在幫助蘇美最高領導人找到共同語言方麵，任何人都不及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我再一次強調指出，是在我們剛擺脫冷戰的時期所能做到的程度上）。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1997年。舒爾茨在我參加的一次會議上講了話。他看到我和改革時期外交部新聞司司長Г.n.格拉西莫夫後，馬上請我們去吃午餐。席間我們熱烈討論了當時俄美關係曲折發展的經過。前國務卿當時談了一個我永遠不忘的想法。他說，我們同你們互動時，竭力想向你們證明，盡管分歧不少，但我們是尊重你們的。我和格拉西莫夫證實說，這一點我們當時感覺到了。尤其是舒爾茨的態度。應該歸功於戈巴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因為他們充分肯定了他的立場和人品。
但問題不僅在於“尊重”。從舒爾茨本人和其他當時事件參與者的回憶錄中可以知道，當時裏根政府中圍繞同蘇聯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激烈的戰鬥。在這些戰鬥中舒爾茨並非全贏了。但贏得主要的戰鬥——圍繞銷毀中程飛彈的條約——的則是那些忠於總統的話（因為客觀上有利於我國、但被戈巴契夫之前的領導人拒絕了的“零點方案”是羅納德·裏根提出的）、忠於清醒理智和我稱之為國際正派原則的人。當我們接受了這一方案時，想破壞條約簽訂和批準的大有人在。我隻提幾個人：在不同階段在不同程度上反對這一條約的有亨利·基辛格、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瑪格麗特·柴契爾、弗朗索瓦·密特朗。我以為，正是舒爾茨和裏根堅持推動這一條約，才使戈巴契夫相信我們的關係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這就意味著應該快一些決定我軍撤出阿富汗之類的問題。
我在我寫的《我為戈巴契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工作的歲月》一書（1997年在美國出版）中談到，1987年12月在白宮簽署中程飛彈條約後我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一對一”坐車返回蘇聯使館。戈巴契夫情緒很興奮。我不清楚我怎麽會在這種場合問他（畢竟當時總書記是非常高的、幾乎是“到了頂的”人物）：“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對阿富汗到底該怎麽辦？”“我們會作決策，”戈巴契夫簡短地回答說。確實不久撤軍了，有尊嚴地撤走，而不是“倉皇逃命”，戈巴契夫後來多次說過，他力求不出現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