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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作者看來對美國總統的意圖了如指掌。我對此一無所知。但我參加了戈巴契夫和老布希的歷次談判，十分清楚沒有描繪過任何“虛無縹緲的友好圖景”。為什麽要“獎勵”我們呢？那些國家不再是我們的盟國，自己退出了華沙條約組織，更何況“埋葬”民主德國的不是我們，而是該國的公民們。
作者稍後又寫道：“……普京同小布希玩的遊戲要比戈巴契夫同老布希玩的實用得多，因為我們用不著什麽全球聯盟和令人頭暈目眩的從歐洲到火星的俄美兄弟般團結的計劃。”
當時關於“全球聯盟”同樣沒有提過，也不可能提出，至少因為我們當時剛剛擺脫冷戰，談判的情調是與此相適應的。也沒有什麽“俄美兄弟般團結的計劃”。但是簽訂了具體的協定：完全得到履行的銷毀中程飛彈的條約以及俄美兩國總統在新的關於戰略性核潛力的條約中批準的關於第一階段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條約。
至於“普京不是戈巴契夫”，這用不著爭論。看來這是在暗示總統和外交部長都沒有聲明俄羅斯的對外政策與戈巴契夫的對外政策有繼承關係。但是這樣的繼承關係確實是有的。將我國納入世界經濟的取向，同西方合作的方針，同主要國家領導人建立信任關係的努力，不死抱住對我國有害又毫無意義的立場不放的實用主義決心，都是如此。
（順便補充一點，後來證明《消息報》關於普京和布希“紳士協定”的這篇文章作者的推測也完全站不住腳。他在這裏顯然把願望當成了現實，而這對記者如同對政治家一樣是犯忌的。）
在戈巴契夫任總統的最後幾年，尤其是最後幾個月，我對他越來越忠誠，因為我看到人們昨天在說到他的名字時還喜形於色，現在卻迅速改變取向，轉而對他和他的政策破口大罵。這種變態的背後往往有著跳上火車的踏板並加入“勝利者班子”的願望。當時以及後來，這些人中的許多人用各種理由來論證他們逃跑的理由，但是有趣的是，在他們對戈巴契夫的“不滿”中也出現了“語言學”或“修辭學”上的論據。他們至今仍不時以令我吃驚的（但很有道理的“下意識”的）敵意取笑戈巴契夫南俄的口音以及有兩三個詞讀錯了重音，等等（納博科夫說過：“……思想、舉止、口音在某個時間和空間一定會遭遇到為此發火的眾人嚴重的敵意。”）。有時這甚至變成十分荒唐的對譯員的“吹捧”，他們說：戈巴契夫在那裏“胡說八道”，根本弄不懂他在說些什麽，謝天謝地，幸虧譯員救了他。我想對這些“指責”和“吹捧”作一個答覆。
確實不能把戈巴契夫的講話稱作很流暢。這位蘇聯領導人是多少年來麵對千百萬人不看講稿講話的第一人（他給了這千百萬人不必害怕、想啥說啥的機會），他經常處於激烈的政治鬥爭形勢下，他對此不願保持沉默，便義無反顧地投入戰鬥。這時顧不上修辭，顧不上語法。而且在比較從容的場合，他一貫想和人們交流，正如人們交談時常見的那樣，他的“出聲的思考”有時顯得有些顛三倒四。我還是認為，這要比他前任的封閉態度、純形式的支吾搪塞或詞不達意的平鋪直敘好得多。我可以十分負責任地說：盡管在我的譯文中他的語句在語法上準確了，修辭上作了些修飾，我從來不對所說的內容添加什麽或潤色什麽。遺憾的是，在一定的階段，我國的知識分子不想理解戈巴契夫，要是他們想的話，那麽“形式和內容不相符”不會成為障礙。起決定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修辭。西方夥伴理解戈巴契夫，不是因為他的講話譯得好。如果沒有內容，任何譯員都幫不上忙。戈巴契夫的講話是有內容的。
總的來說，“不看稿子講話”的優點往往被誇大了。我並不想找到戈巴契夫與果戈理的相似之處和把他們兩人相提並論，但仍想（作為“供思考的信息”）引用Л.n.阿諾爾迪回憶錄中談這位俄國偉大作家的一段話：“果戈理經常使用‘過分（cлnшkom）一詞。這是他文體的一個特點，他的文體往往不正規，有時很複雜，但強有力的東西很多，而很少有某些俄國小品文的那種輕鬆，因為這些小品文隻關心語言的正確，而不關心文體的力度和精確度。”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3)
對戈巴契夫還有一個不滿，是他偏好“社會主義的高調”。這裏又是該怎樣來提出問題：詞語背後是什麽？一個領導全國的政治家，幾十年間一直宣揚自己的“社會主義屬性”（更何況還是共產黨總書記），別無選擇，因為社會主義高調是他政治上唯一可以接受的用語。拒絕這種用語，就等於轉而去用依地語或斯瓦希裏語，這樣的總書記，早在1991年8月之前很久，也不用藉助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就要被“收拾掉”了。而在“文本”背後則是戈巴契夫繼承下來的、從史達林時代以來並無很大變化的製度正在逐漸得到改造（我至今不明白如何稱呼這個製度；由於種種原因，把它叫做“社會主義製度”或“威權主義製度”都不太合適）。到20世紀90年代初，這個製度的一切主要支柱都被清除和衝垮——舉行了差額選舉；準許了私有製的存在（起先是合作社，後來是打著非國有化和私有化的旗號）；宣布了公開性，很快又發展為言論自由；改變了對宗教和教會的態度；準許自由出國；結束了實際同世界各國的對抗。而且不僅戈巴契夫本人的實際思想迅速朝社會民主主義演變，而且還為右得多的思想派別開放空間（我記得1990年一個英國人對我說：“你們年輕的經濟學家比柴契爾本人還更柴契爾。”）。
作者稍後又寫道：“……普京同小布希玩的遊戲要比戈巴契夫同老布希玩的實用得多，因為我們用不著什麽全球聯盟和令人頭暈目眩的從歐洲到火星的俄美兄弟般團結的計劃。”
當時關於“全球聯盟”同樣沒有提過，也不可能提出，至少因為我們當時剛剛擺脫冷戰，談判的情調是與此相適應的。也沒有什麽“俄美兄弟般團結的計劃”。但是簽訂了具體的協定：完全得到履行的銷毀中程飛彈的條約以及俄美兩國總統在新的關於戰略性核潛力的條約中批準的關於第一階段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條約。
至於“普京不是戈巴契夫”，這用不著爭論。看來這是在暗示總統和外交部長都沒有聲明俄羅斯的對外政策與戈巴契夫的對外政策有繼承關係。但是這樣的繼承關係確實是有的。將我國納入世界經濟的取向，同西方合作的方針，同主要國家領導人建立信任關係的努力，不死抱住對我國有害又毫無意義的立場不放的實用主義決心，都是如此。
（順便補充一點，後來證明《消息報》關於普京和布希“紳士協定”的這篇文章作者的推測也完全站不住腳。他在這裏顯然把願望當成了現實，而這對記者如同對政治家一樣是犯忌的。）
在戈巴契夫任總統的最後幾年，尤其是最後幾個月，我對他越來越忠誠，因為我看到人們昨天在說到他的名字時還喜形於色，現在卻迅速改變取向，轉而對他和他的政策破口大罵。這種變態的背後往往有著跳上火車的踏板並加入“勝利者班子”的願望。當時以及後來，這些人中的許多人用各種理由來論證他們逃跑的理由，但是有趣的是，在他們對戈巴契夫的“不滿”中也出現了“語言學”或“修辭學”上的論據。他們至今仍不時以令我吃驚的（但很有道理的“下意識”的）敵意取笑戈巴契夫南俄的口音以及有兩三個詞讀錯了重音，等等（納博科夫說過：“……思想、舉止、口音在某個時間和空間一定會遭遇到為此發火的眾人嚴重的敵意。”）。有時這甚至變成十分荒唐的對譯員的“吹捧”，他們說：戈巴契夫在那裏“胡說八道”，根本弄不懂他在說些什麽，謝天謝地，幸虧譯員救了他。我想對這些“指責”和“吹捧”作一個答覆。
確實不能把戈巴契夫的講話稱作很流暢。這位蘇聯領導人是多少年來麵對千百萬人不看講稿講話的第一人（他給了這千百萬人不必害怕、想啥說啥的機會），他經常處於激烈的政治鬥爭形勢下，他對此不願保持沉默，便義無反顧地投入戰鬥。這時顧不上修辭，顧不上語法。而且在比較從容的場合，他一貫想和人們交流，正如人們交談時常見的那樣，他的“出聲的思考”有時顯得有些顛三倒四。我還是認為，這要比他前任的封閉態度、純形式的支吾搪塞或詞不達意的平鋪直敘好得多。我可以十分負責任地說：盡管在我的譯文中他的語句在語法上準確了，修辭上作了些修飾，我從來不對所說的內容添加什麽或潤色什麽。遺憾的是，在一定的階段，我國的知識分子不想理解戈巴契夫，要是他們想的話，那麽“形式和內容不相符”不會成為障礙。起決定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修辭。西方夥伴理解戈巴契夫，不是因為他的講話譯得好。如果沒有內容，任何譯員都幫不上忙。戈巴契夫的講話是有內容的。
總的來說，“不看稿子講話”的優點往往被誇大了。我並不想找到戈巴契夫與果戈理的相似之處和把他們兩人相提並論，但仍想（作為“供思考的信息”）引用Л.n.阿諾爾迪回憶錄中談這位俄國偉大作家的一段話：“果戈理經常使用‘過分（cлnшkom）一詞。這是他文體的一個特點，他的文體往往不正規，有時很複雜，但強有力的東西很多，而很少有某些俄國小品文的那種輕鬆，因為這些小品文隻關心語言的正確，而不關心文體的力度和精確度。”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3)
對戈巴契夫還有一個不滿，是他偏好“社會主義的高調”。這裏又是該怎樣來提出問題：詞語背後是什麽？一個領導全國的政治家，幾十年間一直宣揚自己的“社會主義屬性”（更何況還是共產黨總書記），別無選擇，因為社會主義高調是他政治上唯一可以接受的用語。拒絕這種用語，就等於轉而去用依地語或斯瓦希裏語，這樣的總書記，早在1991年8月之前很久，也不用藉助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就要被“收拾掉”了。而在“文本”背後則是戈巴契夫繼承下來的、從史達林時代以來並無很大變化的製度正在逐漸得到改造（我至今不明白如何稱呼這個製度；由於種種原因，把它叫做“社會主義製度”或“威權主義製度”都不太合適）。到20世紀90年代初，這個製度的一切主要支柱都被清除和衝垮——舉行了差額選舉；準許了私有製的存在（起先是合作社，後來是打著非國有化和私有化的旗號）；宣布了公開性，很快又發展為言論自由；改變了對宗教和教會的態度；準許自由出國；結束了實際同世界各國的對抗。而且不僅戈巴契夫本人的實際思想迅速朝社會民主主義演變，而且還為右得多的思想派別開放空間（我記得1990年一個英國人對我說：“你們年輕的經濟學家比柴契爾本人還更柴契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