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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關於戈巴契夫1980年代改革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的原因，已經談得不少。人們分析了客觀的困難和主觀的因素、成績和錯誤。但是在我看來，主要的一點，是我國社會，甚至自稱為先鋒隊的多數人對世界和我國新現狀決定的重大變革完全沒有做好準備。我第一次產生這個思想，後來又加以肯定，先是受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的影響，後來是受1989年人民代表大會的影響。分裂還不是過於嚴重，還不是災難性的，這當然很好。但另一方麵，這說明對變革深度和力度的認識還沒有深入整個社會。講演者使用一個個詞，一個個術語，往往並不理解它們的意思，甚至並不試圖去好好想想他講話的意思……
1991年初，確切些說是1月21日，我在巴黎，要向法國參議院介紹蘇聯的情況。當時還鬧得不可開交——維爾紐斯事件，當地報刊歇斯底裏的評論，對戈巴契夫的指責來自四麵八方……我知道，總統會作出說明形勢的聲明，但聲明尚未出台。說什麽呢？我自擔風險地說：所發生的一切不是總統意誌和指示的結果，而是反對他的手段的表現。於是我去了參議院。
參議院的情緒不太好，觀點很悲觀。我重複了自己的說法，有人問我（不記得是誰了）：“您相信您說的話嗎？”對這樣的問題盡管我心裏窩著火，但回答卻很克製。又有一個問題：“這究竟會延續多久？”看來這一回也得十分籠統地加以答覆，但我脫口而出的卻是心裏的想法：“我們設想的變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自己對此還沒有完全做好準備，而這個進程將至少延續兩三代人的時間。”聽眾失望了，我接著說：“法國在大革命後經歷了多少代，才使大革命的理想取得勝利？”台下一片寂靜……
我今天仍相信：改革的理想最終會取得勝利，改革的追求和歷史的挑戰是一致的，但我們今天仍然沒有十分“成熟”，而這個成熟的進程還需要兩代人，劃時代的轉折要求耐心……
不管怎麽說，新思維在世界舞台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新思維的過去和將來(1)
新思維的過去和將來
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
我沒有沉溺於歷史，也不迷戀爭論，隻概略地談談我對改革這一“劃時代”現象的看法。我繞開曲折的局勢和個人的因素，也不觸及由來已久的（總的來說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意圖和結果不相符。
20年了……是新時代的美好青春還是舊時代的垂死掙紮？如果用人和社會完善源泉這一大文化標準來衡量時代，那麽更正確地說是垂死掙紮。至於對作為國際活動的空間和動力的世界政治來說，這是“青春”及其種種荒唐，愚蠢行徑、種種埋怨、對過去嗤之以鼻的態度……出現新的準則、相互依存關係等當然成了這個時代的特點。
改革使20世紀的世界政治失去目標，同時還使大批國家參與其中的國際對抗失去了意義，這種國際分壘的對抗（危險而反人道的，毫無意義的）隻要一方主要參與者聲稱，他再也不願也不會參加這種致人死地的輪盤賭了，其最終將成為毫無意義的對抗。
這就是對戈巴契夫所做的事的隱喻。可以不承認，可以抨擊，可以指責，可以貼標籤，但是不可動搖的歷史事實俱在，任何人都無法加以取消，正是戈巴契夫的改革和新思維使國際冷戰體係土崩瓦解。於是那個在冷戰屋簷下成熟並不久被稱為“全球化”的東西，終於衝破柏林圍牆的殘垣斷壁進入了新的空間，獲得了新的速度和新的規模，取代（我要強調指出）冷戰體係飛快地形成了新的國際體係，整個世界不得不在前所未有的自由選擇的條件下，與這一發展趨勢相適應。
在原來的體係中，主要的“要點”是核戰爭的威脅。而當年並非主要的現象很快——在過渡時期的“布朗運動”中——變成了新體係的基礎。原來被稱作“南—北”的現象，現在被叫做“國際恐怖主義及與之作的鬥爭”。哪一個更好呢？是冷戰及其國際恐怖主義方式，還是全球化及目前的恐怖主義（同樣叫人心驚膽戰）？這甚至不是修辭性提問，而是類似於“要是有了確實沒有的東西，那會怎麽樣呢？”
至於對21世紀真正具有現實歷史意義的是，在世界轉向某種新秩序時，決定世界政策的唯一超級大國，將把對真正全球的恐怖主義危險開戰作為自己外交戰略的基礎。
在文明探索的道路上冷戰邏輯的災難性後果得以避免。解決辦法已經找到，因為20世紀末隨著兩千年的結束，已達到的成熟程度（以及國際社會的經驗）可以使需要的地方的人明白，今後文明轉變可以採取另一種辦法——在正常的人的清醒理智的框架內進行。甚至受意識形態影響很大的人也明白了這一點。萬幸的是，其中包括掌握了強大國家這種實現自己意圖的手段的人。
我不準備詳細地談改革的對外政策。
我隻談幾個問題，首先是從蘇聯本國的民族利益出發，為了避免核災難，對這些問題不可能採取別的態度（當然是負責任的態度）。
好吧。要停止軍備競賽嗎？要。既為了消除世界大戰的威脅，又為了減輕軍事工業綜合體這一沉重的負擔，這一重擔壓著經濟的各個部門，扭曲了經濟，降低了本來就低得丟人的生活水平，僵化的經濟運行方式和管理經濟槓桿在此前的30—40年就暴露出其效率低下，蘇聯為此走進了死胡同。不僅如此，我們由於全麵落後，在軍備競賽中被人超過了，軍備競賽因此失去了政治上的威懾作用。
1991年初，確切些說是1月21日，我在巴黎，要向法國參議院介紹蘇聯的情況。當時還鬧得不可開交——維爾紐斯事件，當地報刊歇斯底裏的評論，對戈巴契夫的指責來自四麵八方……我知道，總統會作出說明形勢的聲明，但聲明尚未出台。說什麽呢？我自擔風險地說：所發生的一切不是總統意誌和指示的結果，而是反對他的手段的表現。於是我去了參議院。
參議院的情緒不太好，觀點很悲觀。我重複了自己的說法，有人問我（不記得是誰了）：“您相信您說的話嗎？”對這樣的問題盡管我心裏窩著火，但回答卻很克製。又有一個問題：“這究竟會延續多久？”看來這一回也得十分籠統地加以答覆，但我脫口而出的卻是心裏的想法：“我們設想的變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自己對此還沒有完全做好準備，而這個進程將至少延續兩三代人的時間。”聽眾失望了，我接著說：“法國在大革命後經歷了多少代，才使大革命的理想取得勝利？”台下一片寂靜……
我今天仍相信：改革的理想最終會取得勝利，改革的追求和歷史的挑戰是一致的，但我們今天仍然沒有十分“成熟”，而這個成熟的進程還需要兩代人，劃時代的轉折要求耐心……
不管怎麽說，新思維在世界舞台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新思維的過去和將來(1)
新思維的過去和將來
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
我沒有沉溺於歷史，也不迷戀爭論，隻概略地談談我對改革這一“劃時代”現象的看法。我繞開曲折的局勢和個人的因素，也不觸及由來已久的（總的來說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意圖和結果不相符。
20年了……是新時代的美好青春還是舊時代的垂死掙紮？如果用人和社會完善源泉這一大文化標準來衡量時代，那麽更正確地說是垂死掙紮。至於對作為國際活動的空間和動力的世界政治來說，這是“青春”及其種種荒唐，愚蠢行徑、種種埋怨、對過去嗤之以鼻的態度……出現新的準則、相互依存關係等當然成了這個時代的特點。
改革使20世紀的世界政治失去目標，同時還使大批國家參與其中的國際對抗失去了意義，這種國際分壘的對抗（危險而反人道的，毫無意義的）隻要一方主要參與者聲稱，他再也不願也不會參加這種致人死地的輪盤賭了，其最終將成為毫無意義的對抗。
這就是對戈巴契夫所做的事的隱喻。可以不承認，可以抨擊，可以指責，可以貼標籤，但是不可動搖的歷史事實俱在，任何人都無法加以取消，正是戈巴契夫的改革和新思維使國際冷戰體係土崩瓦解。於是那個在冷戰屋簷下成熟並不久被稱為“全球化”的東西，終於衝破柏林圍牆的殘垣斷壁進入了新的空間，獲得了新的速度和新的規模，取代（我要強調指出）冷戰體係飛快地形成了新的國際體係，整個世界不得不在前所未有的自由選擇的條件下，與這一發展趨勢相適應。
在原來的體係中，主要的“要點”是核戰爭的威脅。而當年並非主要的現象很快——在過渡時期的“布朗運動”中——變成了新體係的基礎。原來被稱作“南—北”的現象，現在被叫做“國際恐怖主義及與之作的鬥爭”。哪一個更好呢？是冷戰及其國際恐怖主義方式，還是全球化及目前的恐怖主義（同樣叫人心驚膽戰）？這甚至不是修辭性提問，而是類似於“要是有了確實沒有的東西，那會怎麽樣呢？”
至於對21世紀真正具有現實歷史意義的是，在世界轉向某種新秩序時，決定世界政策的唯一超級大國，將把對真正全球的恐怖主義危險開戰作為自己外交戰略的基礎。
在文明探索的道路上冷戰邏輯的災難性後果得以避免。解決辦法已經找到，因為20世紀末隨著兩千年的結束，已達到的成熟程度（以及國際社會的經驗）可以使需要的地方的人明白，今後文明轉變可以採取另一種辦法——在正常的人的清醒理智的框架內進行。甚至受意識形態影響很大的人也明白了這一點。萬幸的是，其中包括掌握了強大國家這種實現自己意圖的手段的人。
我不準備詳細地談改革的對外政策。
我隻談幾個問題，首先是從蘇聯本國的民族利益出發，為了避免核災難，對這些問題不可能採取別的態度（當然是負責任的態度）。
好吧。要停止軍備競賽嗎？要。既為了消除世界大戰的威脅，又為了減輕軍事工業綜合體這一沉重的負擔，這一重擔壓著經濟的各個部門，扭曲了經濟，降低了本來就低得丟人的生活水平，僵化的經濟運行方式和管理經濟槓桿在此前的30—40年就暴露出其效率低下，蘇聯為此走進了死胡同。不僅如此，我們由於全麵落後，在軍備競賽中被人超過了，軍備競賽因此失去了政治上的威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