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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此後對我提出了許多問題，根據會議組織者的建議，問題都是以書麵形式提出的，其中沒有懷有敵意的問題，好奇心是有的，而且很大，尤其是青年和老戰士提出了這樣一類問題：“社會民主化會對蘇共造成威脅嗎？”“蘇共是否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我回答時總是強調蘇共忠於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但同時我說，社會主義不是文選，不是義大利麵條製做法大全，這是具有創造性的科學理論，這是能進行巨大社會實驗的理論，這是不僅應進行學習，而且應加以發展的理論，我們和戈巴契夫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才說，我國不應是更少的社會主義，而是應更多的社會主義。大多數人都鼓了掌。後來有人又非正式地提出問題說：我在對待社會主義上所持的立場是否過於靈活？我是否背離了社會主義原則？希望再討論、再提出問題的人很多，以致主席台上的人靠警察幫助才得以離開大廳……
我再說一遍，這發生在1986年9月12日的米蘭。三年之後，即1989年10月底，戈巴契夫親自前往米蘭，是他對義大利進行國事訪問期間。當時這座城市裏發生了什麽！我不再去描繪當時的場景，關於這次訪問和米蘭一站的訪問，已經有很多人寫過了。戈巴契夫本人也寫過了。但我要指出，當地的老住戶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這種情況在米蘭是空前絕後的。
米蘭人當時迎接的是公認的改革倡導者，而“改革”這個詞本身已經進入世界各種語言中。來訪者領導著世界最大國家的宏大的政治改革，他同美國夥伴一起在核裁軍道路上走出了實際的頭幾步，義大利則成了外國中第一個承認改革、為改革倡導者提出的政策給世界帶來的變化而對他表示真誠感謝的國家。在義大利，人們、普通公民和國家領導人，已經對可以期待戈巴契夫做什麽這個問題有了自己的答案……
因此我不能迴避一個我認為是原則性的問題，直到今天，“戈巴契夫是什麽樣的人，可以期待他（或不可以期待他）做些什麽”這個話題仍然是有爭議的，對戈巴契夫的態度也好，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好，像海浪一樣不斷在變化——漲潮又退潮，關於他講了也編寫了大量的神話，有人試圖指控他犯了大大小小的死罪，甚至極小的死罪，但沒有成功。他當然會出錯，也犯過錯誤，隻要有可能，隻要有時間和精力，他本人會糾正這些錯誤。但主要的是，他想並且一貫致力於毫不猶豫地遵循道德原則，戈巴契夫實際上試圖把政治和道德結合起來，嚴格來說，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盡管這樣做非常困難（不可能不如此）。
戈巴契夫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道德和政治的關係。我不止一次聽到他問：二者是否相容？第一次還是在1985年，當時正為他第一次出訪外國——法國——做準備，很少幾個人討論了關於核裁軍的問題，具體是在跟弗·密特朗總統會談時能談點什麽。當時戈巴契夫就下述話題談了看法：沒完沒了地就裁軍問題進行爭論，從而使核武器競賽能自由地進行是否道德。後來——後來實際上在改革命運每一次發生轉折時他都產生過這個問題，而每一次他都爭取找到從道德角度看適宜的解決辦法。
在改革年代我最後一次聽到戈巴契夫提出這個問題——道德和政治是否相容，是在他從福羅斯回來後，準備會見社會黨國際代表團的時候。但這一回他的語調帶有嘲諷的味道。“現在該怎麽說呢，政治和道德相容嗎？”他自己作了回答說：“現在我比任何時候更相信，政治應當是有道德的，否則這就不是政治了，而是……”
不久之後。痛苦的1991年年底，戈巴契夫勇敢地中止了他蘇聯總統的權力，他在這時所作的高尚的聲明再次證明：戈巴契夫始終忠於他的生活準則，正是這一點也許成了他形象的標誌，他作為我們這個十分複雜、艱難和獨一無二時代偉大政治家之一的功勳的基礎。
在本文開頭我提到在改革之初我對未來不抱特殊的希望。現在回憶起來，大約是在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後我才產生了這樣的希望，正是在這次會上，戈巴契夫講了話，甚至比在黨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作的報告更充分地揭示了他的意圖，代表大會的那個報告在很大程度上（從用詞用語來看）是按照“舊時期”的精神寫的，但代表大會通過的文件——新版黨綱和關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有著十分令人矚目的差異，這些文件仿佛是不同的人通過的，黨綱完全逐詞逐句地重複過去的提法，決議則明顯思想清新，甚至用詞也新穎。但是1987年的一月中央全會不僅精神不一樣，而且參加的人員也不一樣，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對中央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作了不小的變動（很快就發現還是很不夠），在代表大會後，政治局和書記處都更新了（即使用我當時的觀點看，同樣也不夠）。總之，改革開始作為一個現實嶄露頭角了。
這一切都給人以希望。盡管改革困難重重，盡管改革未能達到既定目標，直到今天，這些希望仍與我同在。不錯，改革後的10年在很大程度上是白白喪失了，不錯，我們今天的道路也不簡單。但是我以為，過去這些年經歷的一切並不說明20年前選定的路線錯了。恰恰相反。我想，今天的許多問題正是可以在繼續（繼承加革新）前進的道路上找到應有答案。
我再說一遍，這發生在1986年9月12日的米蘭。三年之後，即1989年10月底，戈巴契夫親自前往米蘭，是他對義大利進行國事訪問期間。當時這座城市裏發生了什麽！我不再去描繪當時的場景，關於這次訪問和米蘭一站的訪問，已經有很多人寫過了。戈巴契夫本人也寫過了。但我要指出，當地的老住戶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這種情況在米蘭是空前絕後的。
米蘭人當時迎接的是公認的改革倡導者，而“改革”這個詞本身已經進入世界各種語言中。來訪者領導著世界最大國家的宏大的政治改革，他同美國夥伴一起在核裁軍道路上走出了實際的頭幾步，義大利則成了外國中第一個承認改革、為改革倡導者提出的政策給世界帶來的變化而對他表示真誠感謝的國家。在義大利，人們、普通公民和國家領導人，已經對可以期待戈巴契夫做什麽這個問題有了自己的答案……
因此我不能迴避一個我認為是原則性的問題，直到今天，“戈巴契夫是什麽樣的人，可以期待他（或不可以期待他）做些什麽”這個話題仍然是有爭議的，對戈巴契夫的態度也好，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好，像海浪一樣不斷在變化——漲潮又退潮，關於他講了也編寫了大量的神話，有人試圖指控他犯了大大小小的死罪，甚至極小的死罪，但沒有成功。他當然會出錯，也犯過錯誤，隻要有可能，隻要有時間和精力，他本人會糾正這些錯誤。但主要的是，他想並且一貫致力於毫不猶豫地遵循道德原則，戈巴契夫實際上試圖把政治和道德結合起來，嚴格來說，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盡管這樣做非常困難（不可能不如此）。
戈巴契夫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道德和政治的關係。我不止一次聽到他問：二者是否相容？第一次還是在1985年，當時正為他第一次出訪外國——法國——做準備，很少幾個人討論了關於核裁軍的問題，具體是在跟弗·密特朗總統會談時能談點什麽。當時戈巴契夫就下述話題談了看法：沒完沒了地就裁軍問題進行爭論，從而使核武器競賽能自由地進行是否道德。後來——後來實際上在改革命運每一次發生轉折時他都產生過這個問題，而每一次他都爭取找到從道德角度看適宜的解決辦法。
在改革年代我最後一次聽到戈巴契夫提出這個問題——道德和政治是否相容，是在他從福羅斯回來後，準備會見社會黨國際代表團的時候。但這一回他的語調帶有嘲諷的味道。“現在該怎麽說呢，政治和道德相容嗎？”他自己作了回答說：“現在我比任何時候更相信，政治應當是有道德的，否則這就不是政治了，而是……”
不久之後。痛苦的1991年年底，戈巴契夫勇敢地中止了他蘇聯總統的權力，他在這時所作的高尚的聲明再次證明：戈巴契夫始終忠於他的生活準則，正是這一點也許成了他形象的標誌，他作為我們這個十分複雜、艱難和獨一無二時代偉大政治家之一的功勳的基礎。
在本文開頭我提到在改革之初我對未來不抱特殊的希望。現在回憶起來，大約是在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後我才產生了這樣的希望，正是在這次會上，戈巴契夫講了話，甚至比在黨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作的報告更充分地揭示了他的意圖，代表大會的那個報告在很大程度上（從用詞用語來看）是按照“舊時期”的精神寫的，但代表大會通過的文件——新版黨綱和關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有著十分令人矚目的差異，這些文件仿佛是不同的人通過的，黨綱完全逐詞逐句地重複過去的提法，決議則明顯思想清新，甚至用詞也新穎。但是1987年的一月中央全會不僅精神不一樣，而且參加的人員也不一樣，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對中央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作了不小的變動（很快就發現還是很不夠），在代表大會後，政治局和書記處都更新了（即使用我當時的觀點看，同樣也不夠）。總之，改革開始作為一個現實嶄露頭角了。
這一切都給人以希望。盡管改革困難重重，盡管改革未能達到既定目標，直到今天，這些希望仍與我同在。不錯，改革後的10年在很大程度上是白白喪失了，不錯，我們今天的道路也不簡單。但是我以為，過去這些年經歷的一切並不說明20年前選定的路線錯了。恰恰相反。我想，今天的許多問題正是可以在繼續（繼承加革新）前進的道路上找到應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