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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後的評說 作者：[俄羅斯]戈巴契夫基金會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義大利共產黨的同誌屬於後者，他們早已採取的、可以說是一貫的立場是，歡迎蘇聯的一切成就，它採取的實際上有助於鞏固和平和裁軍的一切步驟，同時對他們認為與社會主義理想相牴觸的、為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製造障礙的一切持批評態度。意共同誌不用外交辭令公開說出自己的意見，但他們的這一處事方針沒有得到蘇聯領導人的理解，因為蘇聯領導人往往把一切批評看做是敵視我國的行徑，因此產生了令雙方備感痛苦的許多誤會。
實際上在改革之前不久甚至有人談論蘇共和意共可能“決裂”。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義大利共產黨書記恩裏科·貝林格的公開聲明有關，他說從此前的事態（蘇軍入侵阿富汗、波蘭政治危機等）來看，“十月革命已經日暮途窮”，上述事件以及我國的停滯狀態本身對外國輿論，尤其是對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左翼力量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印象，蘇聯的形象當時受到很大的損害。
戈巴契夫對這一切都很清楚，我已經提到過，他在此前就試圖了解我們和意共關係惡化的實質，他原則上並沒有把義大利朋友對蘇聯現實的批評看做壞事，相反，他心中認為這樣的態度才是正確的，有助於克服我們發展中的困難，他顯然並不認為產生的麻煩是一場悲劇，他相信，過去的就讓它過去，要繼續走實際合作的道路。他無疑也明白不是蘇共所有領導人都能贊同這樣的立場，因此他非常謹慎從事。
1984年夏，戈巴契夫在參加恩·貝林格葬禮時試圖在越來越高的、能分隔開蘇共和西方最大的共產黨的牆上打開第一個缺口。他多次對朋友們說：“你們上百次反覆說，義大利共產黨是獨立自主的。蘇共上千次承認你們的獨立。現在怎麽辦？我們再來重複這些真理嗎？不，這一頁該合上了。”在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團參加康·烏·契爾年科的葬禮時，戈巴契夫同意共新書記亞歷山德魯·納塔相約會晤並詳細交換對雙方感興趣的一切問題的看法。1986年初，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前夕，兩黨領導人舉行了這樣的會晤。
這次會談的詳細記錄保存下來了，我以為這一會談記錄至今令人感興趣，不是因為這是黨際外交的文件——老實說，即使黨際有外交的話，也不多，而是因為一方麵它證明戈巴契夫本人在製定改革構想過程中觀點的演變，另一方麵它是清除相互不理解、搞好真正友好關係的現實做法的範例。
在這次持續了兩天的會談中，大家開始明白，把我們分開的正是而且僅僅是相互不理解，而這種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蘇共迷戀過去共產國際那套陳腐教條和神話。實際上我們兩黨是誌同道合者，後來戈巴契夫在回憶這次談話時說：意共的同誌們是對的，例如他們集中注意力於本國問題，而我們似乎全都明白，卻遲遲不去解決它……本國問題最終成了把全蘇聯大船撞得粉碎的危險暗礁之一。
當時的會談也涉及經濟工作，意共方麵高度評價了戈巴契夫在討論科學技術進步問題會議上的講話，他們非常委婉地詢問我們會進行怎樣的改革來克服已出現的困難。後來，他們在臨時安排的非正式場合——午宴上談到，他們認為這方麵十分重要的是要保持前後一貫，不能偏離既定的方針，意共的朋友們指出，盡管這樣的偏離是可能的，因為有些根本性問題至今尚不明確，改造的方向是什麽？例如，是否會給群眾的經濟創造性以真正的自由？雙方在談這些問題時毫無敵意，但其中可以清楚看出對正在發生的一切的關心和對一切能正常進行的願望。1986年1月兩黨會談後，發展與義大利朋友們關係的道路暢通了。
1986年秋，我應邀前去米蘭參加《團結報》節，這個節本身一如既往令人印象深刻，但對我來說，最有興趣的是按照意共領導人的建議參加對“談談戈巴契夫”這個話題的公開討論，朋友們事先就說，人們對這個話題太感興趣了。情況果然如此，大廳裏人滿為患。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應該繼續下去(4)
起先是讓我發言，我試著談戈巴契夫的意圖、黨的決策、需要解決的問題，重點是談繼承和革新的結合。我現在重讀我當時發言的速記記錄，發現一個有意造成的重大差錯，我談到當時蘇共全體領導人都絕對支持戈巴契夫的思想，這方麵起作用的是所謂的政治分寸——盡管這種說法無疑是誇大了，但通常不能不這樣講。
接著是義大利共產黨領導成員、眾議院議長尼爾達·約蒂講話。她的講話格外親切、熱情。約蒂說：“蘇聯是個偉大的國家，它現在的領導人完全清楚自己的責任。”莫斯科明白局勢的嚴重性，堅決要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作重大的轉變，符合蘇聯人民和全人類利益的轉變。她發言指出，蘇聯擬議中的經濟和政治結構性變化當然不可能一下子就產生需要的成果，但現在到處，包括義大利在內，都已感覺到這些變化的影響。與會者對她的講話十分感興趣，反應活躍，十分激動。
約蒂談到長期以來引起蘇共和意共爭論的問題時指出，義大利同誌們一貫堅持政治多元化、多黨製的必要性，蘇共根本反對這種思想，藉口我國沒有相應的傳統。約蒂試圖找到妥協。她說，一黨製在蘇聯是歷史形成的，也許在蘇聯不該人為地製造多黨製，而應該建立在一個黨內較為充分考慮不同觀點和情緒的製度？有意思的是，關於這一問題及看法，另一位參加辯論的意共領導成員克勞迪奧·彼得魯喬利馬上用正統的觀點對她進行反駁。第三位與會者、很受歡迎的《時代》周刊的主編卡爾洛·隆奧尼則對此持中立立場……
實際上在改革之前不久甚至有人談論蘇共和意共可能“決裂”。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義大利共產黨書記恩裏科·貝林格的公開聲明有關，他說從此前的事態（蘇軍入侵阿富汗、波蘭政治危機等）來看，“十月革命已經日暮途窮”，上述事件以及我國的停滯狀態本身對外國輿論，尤其是對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左翼力量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印象，蘇聯的形象當時受到很大的損害。
戈巴契夫對這一切都很清楚，我已經提到過，他在此前就試圖了解我們和意共關係惡化的實質，他原則上並沒有把義大利朋友對蘇聯現實的批評看做壞事，相反，他心中認為這樣的態度才是正確的，有助於克服我們發展中的困難，他顯然並不認為產生的麻煩是一場悲劇，他相信，過去的就讓它過去，要繼續走實際合作的道路。他無疑也明白不是蘇共所有領導人都能贊同這樣的立場，因此他非常謹慎從事。
1984年夏，戈巴契夫在參加恩·貝林格葬禮時試圖在越來越高的、能分隔開蘇共和西方最大的共產黨的牆上打開第一個缺口。他多次對朋友們說：“你們上百次反覆說，義大利共產黨是獨立自主的。蘇共上千次承認你們的獨立。現在怎麽辦？我們再來重複這些真理嗎？不，這一頁該合上了。”在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團參加康·烏·契爾年科的葬禮時，戈巴契夫同意共新書記亞歷山德魯·納塔相約會晤並詳細交換對雙方感興趣的一切問題的看法。1986年初，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前夕，兩黨領導人舉行了這樣的會晤。
這次會談的詳細記錄保存下來了，我以為這一會談記錄至今令人感興趣，不是因為這是黨際外交的文件——老實說，即使黨際有外交的話，也不多，而是因為一方麵它證明戈巴契夫本人在製定改革構想過程中觀點的演變，另一方麵它是清除相互不理解、搞好真正友好關係的現實做法的範例。
在這次持續了兩天的會談中，大家開始明白，把我們分開的正是而且僅僅是相互不理解，而這種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蘇共迷戀過去共產國際那套陳腐教條和神話。實際上我們兩黨是誌同道合者，後來戈巴契夫在回憶這次談話時說：意共的同誌們是對的，例如他們集中注意力於本國問題，而我們似乎全都明白，卻遲遲不去解決它……本國問題最終成了把全蘇聯大船撞得粉碎的危險暗礁之一。
當時的會談也涉及經濟工作，意共方麵高度評價了戈巴契夫在討論科學技術進步問題會議上的講話，他們非常委婉地詢問我們會進行怎樣的改革來克服已出現的困難。後來，他們在臨時安排的非正式場合——午宴上談到，他們認為這方麵十分重要的是要保持前後一貫，不能偏離既定的方針，意共的朋友們指出，盡管這樣的偏離是可能的，因為有些根本性問題至今尚不明確，改造的方向是什麽？例如，是否會給群眾的經濟創造性以真正的自由？雙方在談這些問題時毫無敵意，但其中可以清楚看出對正在發生的一切的關心和對一切能正常進行的願望。1986年1月兩黨會談後，發展與義大利朋友們關係的道路暢通了。
1986年秋，我應邀前去米蘭參加《團結報》節，這個節本身一如既往令人印象深刻，但對我來說，最有興趣的是按照意共領導人的建議參加對“談談戈巴契夫”這個話題的公開討論，朋友們事先就說，人們對這個話題太感興趣了。情況果然如此，大廳裏人滿為患。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應該繼續下去(4)
起先是讓我發言，我試著談戈巴契夫的意圖、黨的決策、需要解決的問題，重點是談繼承和革新的結合。我現在重讀我當時發言的速記記錄，發現一個有意造成的重大差錯，我談到當時蘇共全體領導人都絕對支持戈巴契夫的思想，這方麵起作用的是所謂的政治分寸——盡管這種說法無疑是誇大了，但通常不能不這樣講。
接著是義大利共產黨領導成員、眾議院議長尼爾達·約蒂講話。她的講話格外親切、熱情。約蒂說：“蘇聯是個偉大的國家，它現在的領導人完全清楚自己的責任。”莫斯科明白局勢的嚴重性，堅決要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作重大的轉變，符合蘇聯人民和全人類利益的轉變。她發言指出，蘇聯擬議中的經濟和政治結構性變化當然不可能一下子就產生需要的成果，但現在到處，包括義大利在內，都已感覺到這些變化的影響。與會者對她的講話十分感興趣，反應活躍，十分激動。
約蒂談到長期以來引起蘇共和意共爭論的問題時指出，義大利同誌們一貫堅持政治多元化、多黨製的必要性，蘇共根本反對這種思想，藉口我國沒有相應的傳統。約蒂試圖找到妥協。她說，一黨製在蘇聯是歷史形成的，也許在蘇聯不該人為地製造多黨製，而應該建立在一個黨內較為充分考慮不同觀點和情緒的製度？有意思的是，關於這一問題及看法，另一位參加辯論的意共領導成員克勞迪奧·彼得魯喬利馬上用正統的觀點對她進行反駁。第三位與會者、很受歡迎的《時代》周刊的主編卡爾洛·隆奧尼則對此持中立立場……